“谢氏双杰”为革命散尽万贯家财 □刘再生
自古山歌松（从）口出。今天我们乘坐仿古画舫“重走"下南洋"之路”时，山歌手两两对歌，如此随船前行。还没到岸，只见码头石阶错落排开，几十位年轻的山歌手正击掌欢唱，迎接来客的阵仗还包括了松江大饭店门口的乡亲，场面好不热闹。
场景重叠时，镜头闪回一个世纪前，先祖从这条水路循下游而抵汕头，后来他的嫡亲儿孙留在了此地生根。永恒涌动的江流，给了客家人溯源的一处共同记忆，那是最初出发之地，也是归来船行靠岸、重新踏上故土的一方码头。
谢逸桥、谢良牧兄弟在日本东京结识了黄兴，见到了孙中山，参与创建了同盟会，在“澄清天下”的求索中找到了路。为了国家，为了革命，生命可以付出，家财亦可抛弃。
1906年，谢逸桥与温靖侯在东京受孙中山派遣回到家乡，谢逸桥出任岭东同盟会主盟人；谢良牧则跟随孙中山到南洋宣传革命，筹建同盟会南洋支部，为革命募集经费。
从同盟会创建到民国成立，谢逸桥在家乡遵循孙中山的指示，以一个革命家的文韬武略，在招人、起义、办报、办学和捐款募款等五个方面发力，以家乡松口为据点，把梅县、岭东发展成辛亥革命的策源地。
一是招揽同志，壮大革命力量。回到家乡，谢逸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纵横数千里，广泛联络各方人士，走访各地会党，进行革命串联，吸收大批赞同共和的年轻人加入同盟会。一时间，岭东会党联成一体，潮梅同盟会革命火种迅即被点燃。当年仅梅县地区加入同盟会人员之众、声势之大，在全国可谓首屈一指。
这里以松口体育传习所为例。当年，在谢逸桥精心谋划下，通过该校教员和学生，吸收加入同盟会党员数以千计。
这是什么概念？同盟会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召开筹备会，参会73人，来自全国17个省；8月20日召开成立大会，参会1300多人，党员300多人。
据同盟会元老冯自由《革命逸史》一书记载，到1906年底，同盟会全国党员数960人。据蒋介石带到台湾的原件资料，早期会员名册（1905.8—1906.12），会员实为956人。两次记载数字相差4人。当年吸收党员的难度，我们现在很难想象。条件其一是热血的青年知识精英；其二，按孙中山的说法，入盟就意味着“不要身家性命，不怕杀头”。这对于任何人都绝非易事。
二是发动会党，组织武装起义。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明确提出革命党人武装反清，夺取政权，建立共和之基本方针。
1907年初春，谢逸桥与潮州的许雪秋策划组织了潮州黄冈起义。起义从构想到策划组织，谢逸桥都与孙中山保持密切联系，聆听孙中山的指示。孙中山高度关注岭东革命发展，还专门派谢良牧等几位得力的同盟会干部，到岭东协助谢逸桥加强组织领导。
声势浩大的黄冈起义由几千名会党和农民组成，很快攻下黄冈城。革命军当即成立军政府，并以孙中山的名义发安民文告。随后在与清军激战七天七夜之后，由于弹尽援绝被迫宣布解散。
起义虽然失败，但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孙中山在总结革命经验时说：“潮州之役，黄冈之役，乃同盟会干部直接发动。”它在中国民主革命史册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三是办报，为共和呐喊鼓吹。1907年秋，谢逸桥在汕头创办《中华新报》，并在伯父谢梦池及客籍侨商丘燮亭、梁映堂、廖煜光的支持下将南洋各书报社、学校设为该报的驻外宣传销售点。并物色了叶楚伧、陈去病、梁千仞、林百举等一批革命报人。
这张岭东同盟会机关报一经发行，发行量高峰每日发行13500份，超过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行量三分之一，影响力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华新报》以犀利的文风横扫千军，在岭东潮梅，在东南亚、香港及日本，每日发行七千余份，人们争相传阅。
《中华新报》像一盏明灯，给茫茫黑夜中求索的救亡图存的革命志士指明了方向，使那些对革命尚处观望态度的人，开始相信革命乃“势在必然”。岭东地区的民众，特别是“青年对政治大为关心，大感兴趣，宣誓加入同盟会的异常踊跃”。
四是办学，培养革命人才。谢逸桥在松口先后创办松口师范传习所、松口公学和松口体育传习所等新式学校，为民主革命培养大批干部和师资。其中，松口体育传习所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此校以体育为名，实为革命军事人才培养基地。
松口体育传习所虽然只办了一期，学员180人，且只有短短八个月时间，但该校师资由留日学生、武术高手和陆军学校毕业生担任，此时聚集了温靖侯、姚雨平、张醁村、张谷山、肖惠长、丘哲、古直等一批优秀师生。谢逸桥既是学校负责人，又是教员。从影响和贡献看：
传习所全体教职员和学员都是同盟会会员。通过该校教员和学员发展加入同盟会的同志数以千计。
在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中的饶辅廷、周增、林修明、张学龄等人均为松口体育会会员。
与此同时，松口体育传习所为云南河口起义输送了一批教官。并在1908年，由谢逸桥在南洋一手筹划安置了一批云南起义失败流亡的革命同志。传习所学员毕业返回原乡后，又复制松口模式，以办新学为掩护，大力进行革命宣传。联络会党，发展同盟会势力，使革命星火蔚成燎原之势。
五是捐资、募集革命经费。这是谢逸桥和谢氏家族最值得大书一笔的历史功绩。
谢逸桥在岭东的革命活动，从办报、办学到组织武装起义，其经费主要来自谢氏家族的赞助和谢氏兄弟的募集。同时，谢氏兄弟通过其优越的家族背景、海外声望和个人能力，为革命捐资和募集了大量经费。可以说，没有谢氏兄弟从旁助力，孙中山很多革命计划都无从实施。以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为例，当时，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召开的“庇能会议”，面对巨额起义经费，大家一筹莫展，特别是连黄兴、汪精卫出去筹款都空手而归，更令大家垂头丧气。
孙中山在会上慷慨激昂至于哽咽，“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孙中山说着说着，声泪俱下，说：“我一再向海外的同志要钱，但是到了现在又来向你们要钱，就这一次吧！如果下次再失败，我就永不来见你们……”这时，又是谢氏兄弟毅然承担捐款募款重任，亲赴南洋荷属、英属各埠，把筹款任务落实到南洋各地同盟会、华侨书报社的积极分子身上，大力宣传发动华侨支持革命。这其中，梅县尤其是松口旅居南洋的客家华侨，都响应谢氏兄弟号召慷慨解囊。经谢逸桥、谢良牧多方奔走，短短数日，巨额起义资金汇入起义指挥部账户，使这场撼动清廷、震惊中外的起义得以举行。
这里不能不提谢氏家族两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一位是谢逸桥的祖父谢益卿，一位是伯父谢梦池。谢益卿当年赤手空拳离开家乡到南洋谋生，几十年的奋斗变成富甲一方的“锡王”，人称“谢百万”。因他的影响和贡献，清廷册封他为三品荣禄。
谢梦池继承父业并发扬光大，成为南洋巨商、侨领，驻马来西亚槟榔屿领事。两位长者对孙辈投身革命的行为，从宽厚理解到鼎力支持，根本原因在哪里？
作为客家华侨的代表人物，谢益卿、谢梦池热爱自己的祖国。海外谋生创业的经历，使他们对祖国危急的命运和进行根本改造有着痛切的感受和迫切的愿望。他们仰慕共和，理解救国必须革命；国兴，才有家旺。这是谢氏家族从切身经历中的感悟和得出的结论。因此，不惜倾其所有“挥金为革命”。
东南亚有研究者甚至称谢梦池是孙中山干革命的“海外提款机”。谢家在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寓所，当年是同盟会南洋支部的所在地，它是革命党人在海外的联络地，孙中山在南洋很多重要会议都在谢家召开。
谢氏家族为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到底倾献了多少家财？现在已经很难还原历史的全貌和核算出准确的数据，有两个细节可让人略见端倪：
其一，当年富甲一方的南洋巨商谢氏家族，到1910年广州起义前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召开的庇能会议，孙中山最大的难题是如何筹措起义资金。谢梦池面对谢逸桥、谢良牧的求助，把自己居住的马来西亚最大豪宅卖给了胡文虎，所得款项大多用于支持革命。
其二，至1926年谢逸桥去世，他唯一的血缘儿子谢泰基一家一子四女，已经落入清贫的境地。谢逸桥唯一的嫡孙谢礼澄，一生在家乡教书，尽管品学俱佳，始终忍辱负重，默默无闻。谢礼澄育有三子一女，这是谢逸桥血缘第四代，他们都毋忘祖先精神，安贫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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