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浦山下，浪响之声
蔡鑫钿认为，浪响号可能是火箭，也可能是轮船。
主唱蔡鑫钿，出生于潮州沙溪镇。
浪响号今年4月份在广州不大空间演出。
从左至右为鼓手阿水（蔡泽填）、主唱蔡鑫钿、吉他手大潘（潘北）与贝斯手老谢（谢楚聿）。
■潮汕音乐人群像⑥
5月的一个上午，浪响号乐队四人抵达上海陆家浜路附近的排练房，开始3小时的排练，这是蔡鑫钿理想中乐队的样子。浪响号乐队成立于上海，前身为2016年成立的硬虎乐团，主唱蔡鑫钿和弟弟阿水（蔡泽填）在上海徐汇一间地下室里成立了硬虎，之后吉他手大潘（潘北）与贝斯手老谢（谢楚聿）相继加入。“浪响”在潮汕话中表示“厉害”，蔡鑫钿认为浪响号是一个运输系统，可能是火箭，也可能是轮船，“就是要去看一看这个世界”。乐队的英文名为“thesoundofwaves”，浪响之声，脱离了潮语中豪壮的气势，浪响可大可小，不变的是一直在发声。
监制：严亮
策划：达海军廖奕文
唐楚生南小渭
统筹：苏仕日辛均庆
采写：肖燕菁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桑浦山
看世界之前，蔡鑫钿最先看到的是桑浦山。
雷声阵阵，暴雨将袭，推开一扇吱吱呀呀响的铁门，门前一条小溪流，不远处就是桑浦山。浪响号乐队《一个玩笑》专辑中的歌曲《桑浦山》，时长9分47秒，蔡鑫钿采样潮剧经典《十仙献寿》的片段，开头雷声、流水声、开门声、潮腔声混杂，随后背景音渐弱，伴随着舒缓的旋律，蔡鑫钿用近乎念白的方式唱出桑浦山的故事，“这里不能算富有但也不能说是落后/这里的人只要管好/他山脚下的几亩田/和溪里游过的那几只鹅鸭/就能够过好他们的生活”。
桑浦山位于潮州、汕头、揭阳三市交界处，因“昔时同南滨海，北麓遍植桑树”而得名，山上有古海蚀地貌留下的奇石和多处岩洞。1995年，蔡鑫钿出生在沙溪镇桑浦山北麓山脚下的一个村庄，在家能看得见桑浦山。
蔡鑫钿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对音乐感兴趣。初中的时候因为听了周杰伦想学钢琴，蔡鑫钿跑去学校找音乐老师，但被电钢琴动辄四五千元的价格吓退，转而学了吉他。那时候，他搭两个小时的车到潮州市区的琴行，学会了入门曲目和基本的扫弦节奏、分解和弦。
“突然出来一段旋律，就觉得这个不是别人的东西，是你的。”吉他入门后，蔡鑫钿便尝试自己写歌，有时候弹着吉他就有旋律流出。写的第一首歌是《理想与现实》，蔡鑫钿评价那是首稚嫩的作品，2017年的专辑《一个玩笑》中，这首歌的人声被掩盖在器乐声和下雨声中，几乎听不见。有乐迷听到歌词“南方下起雪”，便在留言中写下“唱的声音是遥远模糊的理想，泥泞的雨声脚步声就是现实”。
17岁那年，蔡鑫钿就去深圳打工，在餐厅当服务员，一个月工资1800元。待了半年后，蔡鑫钿回到潮州把写的两首歌录下来，然后拍成视频。
在潮州的那段时间，蔡鑫钿答应父亲学一门手艺。蔡鑫钿的父亲经营一个加工锡箔的作坊。将约4毫米的大张锡箔用锤子打成一碰就碎的薄片，然后再送往下一个工厂，最终这些锡箔会被贴在冥纸上。蔡鑫钿用半年学会这门手艺然后又回了深圳。
2013年，蔡鑫钿在深圳认识了一个同样弹吉他的朋友，那个人告诉他做音乐就得去北京。“那时候也不是说完全为了做音乐，更多是想看看这个世界，想去北京看一下。”2014年，蔡鑫钿辞了工作去北京。
太冷了，蔡鑫钿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冷。租住在暖气不足的地下室，蔡鑫钿继续弹着吉他。他在这一时期接触了更为“地下”的摇滚乐，那些尖锐的音乐开始传入蔡鑫钿耳中：战斧乐队之类的重金属乐队，具有社会批判性质的鲍家街43号。一次，蔡鑫钿偶然在电视上看到，有人翻唱了汪峰在1993年组的乐队鲍家街43号的歌曲，这个在2000年就解散的乐队一共发了2张专辑，同名专辑《鲍家街43号》中凛冽的气质和对社会底层现状的观察与思考，让其在当时获得大量关注。
“现在我觉得有些孤单/悲哀的自我有些心酸/没有爱也没有存款/只有去幻想才能感到一丝温暖”。《我真的需要》中困窘而不得志的青年人形象击中了当时的年轻人的苦闷，亦让20年后的蔡鑫钿产生共鸣，“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音乐）跟我很接近，跟我的生活也比较接近，马上被它感染了。”
蔡鑫钿不觉得是北京特殊的城市环境让他对摇滚乐产生共鸣，他认为18岁的年轻人是会听摇滚乐的，但在北京，蔡鑫钿真正决定做音乐。
做音乐
“我不是能够很具体地表达自己的那种人，但是内心会有很多想说的东西或者一些想要表达的观点。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写日记什么的，我选择写歌，它给我带来的感觉很美妙。”蔡鑫钿说。
浪响号乐队四人，吉他手大潘扎一个蓬松马尾，贝斯手老谢披着及肩的长发，鼓手阿水练出一身硬块肌肉，蔡鑫钿瘦小，日常穿着黑色T恤和牛仔裤，在其中更像一个被拉进去的大学生。采访中，蔡鑫钿双手抱臂，偶尔有问题难以回答，他便嘟囔着重复一遍问题，大潘和老谢就会帮忙解释。
在音乐里的蔡鑫钿更自由，获得表达的能力。“跟得上别人后要做什么？娶了老婆之后要做什么？有房子了之后要做什么？我活着究竟是要干什么？”蔡鑫钿在《桑浦山》中叩问那些代代相传的价值标准；在《王慧云》里纪念北京地下室时期，被他的吉他声吸引来的小女孩；以路边捡垃圾吃的中年女性为灵感，他写下一首叫做《弃儿》的吊诡凄惶的歌。
《一个玩笑》这张2017年的专辑收纳了一些蔡鑫钿创作初期的作品，一些与北京有关的歌曲，许多作品现在看来并不成熟，但蔡鑫钿都认为那是值得被记录的，“我觉得它记录了某一个时段，我一直在改变，但是不变的是音乐在记录一些东西”。
2015年，蔡鑫钿计划去北京迷笛音乐学校，中国第一所现代音乐学校，中国摇滚音乐的黄埔军校。为了攒学费，蔡鑫钿在朋友的介绍下到了上海。到了上海，蔡鑫钿看到路边有人在卖唱，他想“唱成这样的也敢出来，我为什么不试一下？”于是拿起吉他，拖着音箱在上海的街头卖唱。
最多的时候，一晚有六七百元收入，比在餐厅打工的工资高。蔡鑫钿尝到了甜头，于是，在徐家汇地铁站，在漕溪北路的街头，人流量大的繁华之处，蔡鑫钿抱着吉他一人自弹自唱。白天在地下室练琴8个小时，晚上出去卖唱2个小时，最初的一年多，蔡鑫钿对这样的状态保持极高的满意度，“这种生活太好了，刚开始一年我觉得生活充满了活力，很自由”。
蔡鑫钿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选择去迷笛音乐学校，但他很清楚，他到上海不只是为了卖唱。阿水在蔡鑫钿的影响下开始听摇滚乐，因为觉得当时缺个鼓手，蔡鑫钿给阿水买了第一套鼓让他练。蔡鑫钿对专辑有执念，“我必须要有自己的产品，不然就是一个唱歌的机器，我不觉得我唱歌是很好听的，如果没有产品，做音乐就没有意义”。
2016年1月28日，在上海徐汇的一个地下室，硬虎乐团成立，成员为主唱蔡鑫钿和鼓手阿水。2017年，蔡鑫钿开始投入专辑制作。靠着此前的一些积蓄，蔡鑫钿开始了脱产的音乐制作。
走出地下室，右转到街上吃一碗桂林米粉或者路边的炒饭，拒绝所有的人际交往。“那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没有理，就想写歌、录音、做歌。”阿水那时候的生活节奏是凌晨6时睡觉，14时起床，吃饭后大约16时30分开始打鼓，打到20时30分到市场买菜，之后再打一个小时鼓，之后开始锻炼、吃饭，随后一整晚练鼓。
“搞音乐？是音乐搞我。”在他们自己拍摄的纪录片里，蔡鑫钿坐在椅子上自嘲。
搁浅
一眼就能看尽的一间地下室，唯一开着的窗户通向走廊，白天也需要开灯，潮湿是常态，值钱的几样东西是电脑和乐器。阿水戴着耳机在打鼓，旁边的蔡鑫钿在电脑前忙碌，这间20平方米的地下室挤了蔡鑫钿和阿水两个人。上海的梅雨季节一到，地板渗出水，吉他都能长出霉来。
专辑录制后期，因为资金缺乏，蔡鑫钿又开始出去卖唱，卖唱收入不稳定的特点凸显，有时候一天只能勉强挣够饭钱。除了吃饭和出去卖唱，蔡鑫钿那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间地下室里。
2017年，《一个玩笑》专辑上线，封面主体是一个有着红色翅膀的长发女生，背景是手绘的群山，山脚下两间房屋。有限的经费下，蔡鑫钿还是决定做实体。蔡鑫钿这个年代的音乐人对实体专辑的印象停留在记忆深处，但他还是认为实体专辑有难以替代的作用，“我没有想过通过这张专辑赚钱，就是感觉做音乐还是要有实体唱片，把专辑拿给朋友的时候会有特别自豪的感觉”。
2018年初，耗尽2年心血的专辑结束制作，蔡鑫钿决定将此前的穴居生活告一段落。“那两年过后，我整个人各方面都有点问题，和别人交流都感觉有点不自在。”同时，卖唱生活逐渐让他感到疲倦。纪录片中，蔡鑫钿结束了一晚上的卖唱，背上背着吉他，一手拖着音箱，一手拿个面包走在马路上，车流匆匆从他身边呼啸而过，“卖唱看起来是挺浪漫的，但是到后面会一直被赶，自己也觉得疲倦”。
蔡鑫钿找到一份吉他老师的工作，算是他从家里出来后第一份与音乐有关的正式工作。“最好还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再去想自己的音乐。”蔡鑫钿原本想在这样的状态下在2019年底再做一张新专辑，但最终还是没有做出来。
“2019年年终到2020年初，工作、朋友、恋情、家庭，各方面都出了问题，没有一件好的，每一件都向你砸过来。”蔡鑫钿当时觉得自己的状态已经做不了音乐了，恰逢春节，他回到潮州。
浪响之声归于寂静。疫情带来的封闭与停摆让他有了心安理得的机会颓丧，他和父母谈了谈打算放弃做音乐，但父母反而劝他，“你不是一直想做这个吗？”蔡鑫钿的父母之前和大部分父母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家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蔡鑫钿在上海教课、开始演出后，他们逐渐理解“做音乐”这件事。
在潮州待到5月，躺在床上，蔡鑫钿看着天花板发呆，还是决定回上海。“我觉得别的事情我也做不好，有一瞬间觉得冥冥之中我还是要做音乐。”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的窘迫，蔡鑫钿释然许多，“那时候没有经历过，突然这么多事情一来就会受不了，现在看的话就觉得没什么，因为经历过了大概知道怎么样。”删掉了一些人的联系方式，清理了一些关系，蔡鑫钿以此为标志结束那段低谷。
蔡鑫钿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时常陷入对自己的怀疑。离开潮州近10年，蔡鑫钿在一份份工作间频繁切换着，但一直没有停下做音乐，谋生的方式可以是任何，但是想做的事情只有一件。蔡鑫钿做音乐有种宿命感，在短暂搁浅后，他还是重新回到做音乐的航线上。
李古洞
“我是从那里来的，没办法把它说清楚，太复杂了。”如今提到家乡，蔡鑫钿很难用一句话讲清楚那究竟给他留下了什么。潮汕的人、事、物对于他已经模糊成一个潮湿的意象，只有门前的桑浦山成为一个遥远、恒定、清晰的存在。蔡鑫钿觉得，自己以后死了，会和祖辈一样埋在桑浦山上。
据说桑浦山原为海岛，岩谷深邃，岛上海盗聚居，宝藏藏在一个个山洞里。蔡鑫钿曾听父亲说过山上有个李古洞，可以通向海里。有探险者前去探秘，李古洞的确有多个洞口、洞内奇石交错，互相遮蔽，但通向海里是不可能的。
2020年5月，蔡鑫钿再度告别桑浦山，回到上海。同年9月，硬虎乐团改名浪响号。李古洞无法通向大海，但是对音乐的执念可以让青年抵达远方。这艘从桑浦山驶出的运输系统，在上海搭载了两位新伙伴。
大潘在上海多年，参与过多个乐队，是个经验丰富的乐手。他在上海的一个乐手群里认识了蔡鑫钿，在大潘的印象里，这是个不怎么说话的年轻人，“你很难说清楚是为什么，虽然作品也还比较稚嫩，但是能够感觉到音乐里的真诚和人的真诚”。广西人老谢因为工作原因从香港调到上海，他原本弹吉他，今年在豆瓣上看到蔡鑫钿招募贝斯手于是加入，“如果没有玩乐队的话，我可能到80岁就会变成一个弹吉他的老头子”。
蔡鑫钿之前长期合作的乐手只有弟弟阿水，他对组建乐队一直有些担心，“因为我觉得我在社交方面是有欠缺的，但是接触下来觉得在和人的交流，还有编曲方面感觉都挺不错的”。蔡鑫钿认为，大潘和老谢弥补了自己编曲能力上的不足。
如今蔡鑫钿的工作与生活逐渐稳定下来，每周四排练3个小时，周一休息，其余时间教课。蔡鑫钿的教学对象以小朋友为主，吉他教学成为他主要的经济来源。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后，现在蔡鑫钿与父母的关系较之前有了许多缓和，之前说不了几句话的父子现在能够打30分钟的电话。“我觉得我现在总体的状态是在往上升的。”
蔡鑫钿打算在今年做出新专辑，新专辑中将有后摇（Post-Rock）的元素。后摇，摇滚乐的一个分支，通过器乐制造氛围，器乐作为音乐的推动和质感的塑造，许多后摇音乐没有人声。蔡鑫钿在2015年通过一个连自己都忘了名字的泰国乐队接触到后摇，他觉得后摇听起来很美，“我可以跟着音乐想象。”这种根据注重氛围的音乐以器乐作为主要语言，营造丰富、多层次的听觉体验，拥有含蓄而有力的表达。有听众评价浪响号的音乐，“南方竟然有这样的撕裂之声。”
几年前，蔡鑫钿想过在鸟巢开演唱会，如今他对于做乐队的期待是能够依靠乐队的收入维持正常生活。对于国内大部分乐队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但这是我的一个期许，真的希望乐队能够做得很好。”蔡鑫钿说。
在能够依靠乐队实现经济独立前，蔡鑫钿很明确自己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对自己现在的状态挺满意的，“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觉得挺痛苦的，我有时候想一想，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能找到一件事情做一辈子。”
蔡鑫钿前几天和大潘聊天，“我想得特别清楚，我这辈子就只做一件事，就是做音乐。”蔡鑫钿说得很坚定，“如果我再有不做音乐的想法，那就是我明天要死了。”
最近有人感慨上海什么时候出了这样一支乐队，查了一下竟然在几年前就发过专辑。硬虎乐团时期，蔡鑫钿没有经验也没有人脉，几乎凭着一股蛮力在地下干出专辑，如今拨云见日，蔡鑫钿决定找一个经纪人来负责演出，要更多地“抛头露面”，“如果想把浪响号认真地做这是一定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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