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 壁立千仞 无欲则刚

虎门鸦片战争博物馆广场上的林则徐塑像。

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摄

广州林则徐纪念园内，林则徐销烟的浮雕群像。南方日报记者徐昊摄

●郭珊

1839年6月3日（清道光十九年四月廿二），广东虎门海滩上搭起礼台，幡旗飞舞，人山人海，拍手称快声、敲锣打鼓声、鞭炮声此起彼伏。在民众的见证下，无数鸦片被切割后倒入盐卤池中泡浸，再投入石灰，石灰遇水腾起滚滚烟尘，工人们手持木耙不停在池中搅拌，确保烟土完全溶解……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在20多天里，共有近2万箱、总重237万余斤的鸦片被集中公开销毁。这一壮举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反帝、反侵略斗争的光辉一页。而领导这场禁烟运动的，便是杰出的民族英雄、时任禁烟钦差大臣的林则徐（1785-1850）。

虎门销烟前，清政府也曾多次颁布禁烟谕命。然而，当时官场吏治黑暗、腐朽深重、货赂公行，鸦片屡禁不止。而林则徐之所以能禁烟成功，则与他“但当保涓洁，弗逐流波奔”的高尚操守密切相关。数十年为官生涯中，他勤勉实干、兴利除弊，厉行廉洁、惩奸除恶，在政绩斐然的同时，还留下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传世箴言，为后世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人格丰碑。

保民如子清廉为重

1785年，林则徐出生于福建侯官县（今属福建福州）一个私塾教师家庭。林则徐在《先考行状》中对父母的言传身教作过生动描述：父亲性格耿直，“读书之外，无他嗜好”，他深恶官场腐败，教育子女要品行端正，“不妄与一事，不妄取一钱”；母亲时常做些针线活以补贴家用，即使后来家境好转，依旧布衣蔬食，简朴度日；林氏夫妇育有三子八女，尽管生活清苦，依旧乐善好施，“视人之急犹己”，为了帮助穷困如洗的亲友，宁可自己忍饥挨饿。

林则徐自幼便随父亲在私塾中学习，他天资聪颖，据传少年时就写出了“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诗句，令众人惊叹。

1811年，林则徐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殿试二甲第四名，被赐予进士出身，两年后入翰林院庶常馆。在翰林院工作期间，他曾主持江西和云南的地方考试，以公正谨慎深受考生和同僚的好评。

从1820年起至虎门销烟之前，林则徐先后担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江苏按察使、陕西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等职位。“为政若作真书绵密无间，爱民如保赤子体会入微”，这是同科进士程恩泽赠予林则徐的联句，也是对林则徐履职表现的精准评价和高度褒扬。

在江苏按察使任上，林则徐改革司法弊端，加紧案件审查，只用数月就把积案清除了十之八九，被百姓称颂为“林青天”；在任河东河道总督期间，为了治理黄河，他顶着刺骨寒风，实地探访沿河地势水貌，逐一查验两岸治水所用的数千个秸秆堆的新旧虚实，绝不马虎。

1833年，江淮一带暴发特大洪水，在道光皇帝已经下令不准缓征赋税的情况下，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毅然抗旨上疏，为民请命。在奏折中，他痛陈当地受灾惨状，从“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出发，请求朝廷“纾民力”“培元气”，切实减轻灾民负担。他还亲自制订赈灾章程，带头发动社会各界捐粮捐钱，认真核查灾户情况，做到“户必亲填，人必面验，票必亲给”，保证赈灾款项使用的公开、透明、到位。

清嘉庆、道光年间，官场贪污受贿风气极盛。林则徐在《答陈恭甫前辈》一诗中，对攀附弄权、“志在饱温”的“利禄徒”予以痛斥。对于吏治，他坚持认为，“立政之道，察吏为先”，认为朝廷对于官员的考察，应该“首以清廉为重”（参见《林则徐集·奏稿》）。

对于玩忽职守、碌碌无为的官吏，林则徐一向敢于弹劾，不避权贵。在他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时，就曾毫不留情地参奏满洲贵族出身的时任河南巡抚琦善办事不力、庸碌无能。1830年至1831年，林则徐先后任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对各地假借赈灾、治水名义敲诈勒索、营私舞弊的污吏，他一律严惩不贷，所至之处，“贪墨吏望风解授（辞职）”（清·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惩贪拒贿以廉立威

林则徐很早就意识到鸦片流毒泛滥对国计民生危害甚大，他在1823年担任江苏按察使时，就曾请求道光皇帝颁旨在全国范围内禁烟，并率先在苏州开展禁烟实践，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鸦片在当地蔓延。

到了虎门销烟前，鸦片走私、贩卖和吸食问题更趋严重。据时人计算，1838年至1839年，外国商人输入国内的鸦片烟土近4万箱，合约400万斤。林则徐不断上奏疾呼，若不禁绝鸦片，“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参见《林则徐集·奏稿》）。道光皇帝深受触动，1838年底任命他为禁烟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州主持禁烟工作。

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即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采取一系列严厉的禁烟措施。经过周密部署，他先后制定颁发了《禁烟章程十条》《查禁营兵吸食鸦片条例》等禁烟条规，派人缉捕烟贩，收缴烟土和吸食工具，破获烟案数百起，逮捕人犯2200名，缴获大量鸦片、烟枪、烟锅，还惩办了多名收受贿赂、纵容包庇鸦片走私的水师官兵。

乾隆皇帝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后，广州便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以十三行为代表的行商凭借政府特许的对外贸易垄断权迅速崛起，在官府和洋商打交道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桥梁角色。当时，林则徐传讯十三行行商，责令其向洋商转交谕帖，命令外国烟贩在三日内将船上所有鸦片上缴，并出具“具结”（担保文书），声明以后“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参见《林则徐集·公牍》）《东莞县志》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轶事：十三行之首的怡和行行主伍绍荣饱尝鸦片走私的丰厚油水，当即拉拢林则徐，表示“愿以家资报效”。不料，林则徐对这桩“交易”根本不为所动，愤然怒斥：“本大臣不要钱，要你脑袋尔！”

事实上，身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并非“不差钱”。他在家书中，曾向家人倾诉过经济上的烦恼，广州为繁华之地，“开支甚巨，恒虑入不敷出”。但他矢志清廉，“决不敢于俸禄而外，妄取民间或下僚分毫”，坚称“污手之钱决不要一文也。”

“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这是林则徐的一条座右铭。他刚到广州时，曾在办公衙府前公布了《关防示稿》，规定钦差及随行人员须在公馆内用餐，不能借各种名义盘剥勒索；衣食日用一律自备，不须地方供应；采买物品照市价付现钱，不准赊欠、少付；出入坐轿等日常事宜自行解决，不用地方上安排；不得假借钦差的名义滋扰百姓。

林则徐廉正律己的高尚品格，使得禁烟运动进一步赢得了民心。广州乡绅、商人和民众曾向他赠送了50多个颂牌，称赞他“清正宜民”“清明仁恕，廉洁威严”。

清廉传家慎守儒风

林则徐主导的虎门销烟，有力地打击了日益猖獗的鸦片走私贸易，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然而，由于英方的军事威胁和朝中“议和”派的诬陷、指责，道光皇帝不得不将林则徐革职查办，流放到新疆伊犁。林则徐在和家人告别之际，尽管前途生死未卜，却仍不忘忧国忧民，写下了名垂丹青的爱国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1845年，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先后调任他为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1850年，林则徐在赴广西任职途中，病逝于广东普宁。

“一生任事而不牟利，尽瘁而不热中（热衷名利），临难而不退避，受屈而不怨尤。”这是林则徐后人对其生平的概括。林则徐素来将林氏家族的世代清白视为至宝，他曾写过一幅很有名的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去世前，他留给三个儿子的家产，包括房屋、田地等，总共约值三万两白银，且“无现银可分”（参见《析产书》）。这笔财产，大约仅仅相当于那时总督级别的官员一年半的“养廉银”（清代朝廷为鼓励官员清廉自持，于薪酬之外发放的补贴）。林则徐叮嘱儿子们要“慎守儒风，省啬用度”，切不可养成奢侈享乐的不良作风，“倘因破荡败业，即非我之子孙矣。”曾国藩在给其弟曾国荃的家书中由衷感叹：“（林则徐）督抚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

林则徐的三个儿子中，长子林汝舟资质过人，科场得意，二十来岁即中进士，进了翰林院。林则徐为避免儿子飘飘然，在家书中一再告诫他“侥幸成名，切不可自满”，要他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一戒傲慢，二戒奢华，三戒浮躁”，不要因为沾染了一身官场习气而荒废学业。

同时，他又修书给夫人，要她加强对当时仍然在家读书的次子林聪彝的管教，希望次子谨慎做人，千万不可仗着父亲的地位，“与官府妄相来往，更不可干预地方事务”。

“察德泽之浅深，可以知门祚之久暂。”（清·王永彬《围炉夜话》）林则徐之所以能做到光明磊落、忠公报国、经世济民，与其祖辈勤俭、仁厚、淡泊、正直的家风熏陶密不可分；他自己也曾结合毕生心得手书“十无益”格言，悬于家中，其中就包括“妄取人财，布施无益；淫恶肆欲，阴骘无益”等教诲。林则徐谨严俭朴的家风传承与清正廉明的从政之道交相辉映，为后世为官者树立了典范。

【评说林则徐】

提到林则徐，人们马上会想到“虎门销烟”。这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展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决心。实际上，林则徐不仅有其“民族英雄”的一面，而且有其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另一面。相传，在他被贬谪到新疆后，发动当地大规模修建坎儿井，于是，坎儿井这种自汉代已经出现的自流灌溉方式，被百姓亲切地称之为“林公渠”。

像历史上的有识之士一样，林则徐也十分看重清廉。他有个观点，叫做察吏“首以清廉为重”。判断一个人该不该提拔，先看他清廉与否。林则徐自己是做到了的。1839年他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便知会广东有关方面，“此行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也“并无前站后站之人”，沿途“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等。总之，一不准下属远迎，二不准摆酒席，三不准随行人员索贿受贿。他特别强调“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自己“言出法随”。

某人专注于某事而成癖，往往易为人们津津乐道。如西晋王济善相马又“甚爱之”，有马癖；杜预痴迷研究《左传》，有《左传》癖；唐朝郭子仪厉行节约，有“陶侃癖”。然而，在众多癖好中，独有钱癖者为世所贬损，众口一词。再拿西晋王戎为例，他“积实聚钱，不知纪极”，经常“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因此，王戎虽跻身“竹林七贤”之一，但“性好兴利”而不免“获讥于世”。对官场中人而言，注重清廉才可能洁身自好，如明朝曹端所言：“廉则吏不敢欺。”反之，一旦东窗事发，势必身败名裂。

当年，林父教育林则徐“不妄与一事，不妄取一钱”，不难看到，林则徐继承了这种家风，在此基础上，他根据自己修养标准提炼出的“十无益”，更超越了林家家训，在社会价值观方面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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