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宁南岩之正视

彭妙艳

2005年，普宁市南溪镇飞凤山南岩重修，并辟为一个旅游区后，相关的介绍、游记作品中，出现了许多偷梁换柱，贻笑大方的“说法”，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揭阳文史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水平，必须给出真实的文化面貌，免得以讹传讹。

关于普宁这个南岩，乾隆版《普宁县志》《揭阳县志》等历史文献都有明确记载，本来并没有什么问题必须争议的。现在的节外生枝，都是今人的“人设”所致。

关于飞凤山南岩的创建及其形胜，乾隆版《普宁县志》卷一《山川》和卷二《寺观》分别有所记录。

卷一《山川·南岩》条云：在县东北十里。幽岑青出，林秒弥望，川原如在襟带间。岩下松风扫径，直达寺门，笻屐往来，堪供憩息。

卷二《寺观·南岩寺》条则云：亦名南庵，在县东北十里。明天启间，知县云文彩命僧大顶募建。

而这位知县云文彩，据上引书卷五《职官志·知县》所载，系“江南广德人，选贡”。其任职在前令张时泰之后，后任谢铤之前。县志注此两人“俱天启间任”，天启仅有7年时间，除去谢铤后任，占两三年时间，则可知，云文彩之任，当在天启四年（1624）上溯至天启一年（1621）之间。

然后，从卷七的《人物志》和卷十的《艺文志》，又可看到建成之后，邑人林铭球及其崇祯元年（1628）同年进士宋兆禴、郭之奇等曾经聚集在这里吟诗作对，打发“遗民”的时光。

林铭球于明朝倒闭前夕，于大理寺右寺副任上，以“因继母老，乞归养”为由，“林居二载”，南岩这“化外”之地，就成为他常来会友的地方，写了《游南岩》为题的诗歌三几首。其中写到“依稀武曲水，鸡犬学逃禅”，可为当时的行为作注脚。而郭之奇、宋兆禴的诗歌里，也都写到在南岩与林铭球的聚会。郭之奇曾为九军所捕，逃脱后于此作过短暂的停留。海阳（今潮州）著名诗人陈园公过此来访未遇，也留有诗歌于集子中。

清朝初年至乾隆十年（1745）间，南岩一直在营业，这从寺院附近康熙间列位僧人的普同塔的存在，就可以明确。而且，乾隆八九年，普宁知县萧麟趾雅兴大发，评选普宁八景，南岩还得以入列，称作“南岩远眺”。当时的一些文人如杨大鸿、方士贤、方开元、李肇光等都为之做了点诗。大体收录进县志《艺文志》里。

至于民间传说寺前红豆为清代广东学政、著名经学家惠士奇所种，普宁县志没有记载，倒是光绪十五年（1889）所编《揭阳县续志》卷二《物产》中，于“相思子”条中有叙。其文云：揭本无此种，自乾隆间惠氏周惕（即惠士奇——彭注）携其实种于普宁，视其结子之多寡以卜科名，学者至今重之，以此韩祠橡木、斋前多喜种之。

这就说明：红豆确乎由惠士奇带来播种于普宁，后来邻近各县普遍引种。既是种之用来以结子多寡卜科名，那么，当时播种处当是揭阳学宫。南岩所有者，当是后人所移植，与惠士奇无关。至于把五福柿也说成惠氏所种，更属无稽。

然而这倒在其次，必须特别匡正的，是在宣传中被热炒的南岩又作青牛洞，唐时已建大雄宝殿，章日慎及唐伯元曾予重建并题诗等等的说法。这个“说法”，其荒谬处，在于把潮州西湖（葫芦）山的青牛洞、南岩史事及诗文“移植”到普宁的南岩来，这种蓄意抑或无意的张冠李戴的无知与拙劣，会让稍知潮汕风物者笑掉牙，使自负文化之乡的揭阳颜面尽丧，应有及时加以扭转的文化自觉，以免谬种流传。

至于什么青牛洞呀、南岩呀，章日慎、唐伯元修建题诗呀等等，吴道熔所编的光绪版《海阳县志》，民国时饶锷编著的《西湖山志》，今人谢逸主编的《潮州文物志》等的记载特别详尽，读者只需翻阅一下，就可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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