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的“深潜”人生 黄旭华院士隐姓埋名建功报国，最近入选“共和国勋章”建议人选
黄旭华院士。
黄旭华年轻时的照片。（摄于一九五七年）
黄旭华与第一代核潜艇。
核心提示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党中央决定，首次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日前，8名“共和国勋章”建议人选、28名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公示。潮籍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入选“共和国勋章”建议人选。
黄旭华1926年3月生，广东揭阳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19所名誉所长、原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隐姓埋名几十年，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在某次深潜试验中，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作为总设计师亲自随产品深潜到极限。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黄旭华少年时期曾在聿怀学校读书。
1 白手起家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泽东说出了让黄旭华那一代科研工作者心潮澎湃的话
2016年10月15日，中国首艘核潜艇游弋大洋40多年后退役，进驻青岛海军博物馆码头。不过，中国首艘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仍在“服役”。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9研究所（以下简称“719所”）黄旭华的办公室里，除了装满书的几只柜子和倚靠在墙根的几堆资料，最显眼的物件是两个潜艇模型：短一些“身体胖胖”的是中国第一代“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稍长一些“体形苗条”的是中国第一代“汉”级攻击型核潜艇。
核潜艇诞生于1954年，这一年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试航。1957年，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为打破美苏等国的核潜艇技术垄断，1958年，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启动研制导弹核潜艇。
中央批准后，组成了一个29人的造船技术研究室（后来改为09研究所）。黄旭华成为该研究室一名技术人员。他清晰地记得，29个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除了他和另外两三人结过婚，“其他人都是光棍”。随后，中央又选拔一批大学毕业生加入研究室。
20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核潜艇，也没有任何参考资料。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时傲慢地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毛泽东回应：核潜艇研制，我们自己试试。
此后不久，毛泽东说出了让黄旭华那一代科研工作者心潮澎湃的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黄旭华知道，自己跟核潜艇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辈子非要把核潜艇搞出来不可。”
采访中，黄旭华双手捧着一个核潜艇模型，像慈父在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孩子。
不过，那个时候“孩子”的“模样”还只存在于黄旭华的猜想中。“从物质到知识，用一穷二白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现在回头去看，当时连基本的研制条件都不具备，我们就开始干了。”黄旭华回忆说。
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条件下，黄旭华和同事们大海捞针一般从国外的新闻报道中搜罗有关核潜艇的只言片语，用算盘和计算尺去计算核潜艇上的大量数据。为了保证计算的准确，研制人员分成两三组，分别单独进行计算，出现不同结果重新再算，直到得出一致的数据。
这让1988年跟随黄旭华参与核潜艇深潜试验、现任719所型号总设计师的张锦岚觉得“不可想象”：“核潜艇的数据，要运用各种复杂、高难度的运算公式和数字模型。”
幸运的是，有人从国外带回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的儿童模型玩具，玩具窗户掀开后，里面是密密麻麻的设备，这令黄旭华“高兴极了”。他没想到，这两个玩具，竟然和他们凭着零零散散的资料、完全靠想象画出来的核潜艇图纸基本上一样，“核潜艇就是这样子，没什么大不了的。”
2 “不孝儿子”
黄旭华坦承：隐姓埋名当无名英雄，也有难以忍受的痛苦
“时时刻刻严守国家机密，不能泄露工作单位和任务；一辈子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进入这个领域就准备干一辈子，就算犯错误了，也只能留在单位里打扫卫生。”刚参加核潜艇研制工作时，领导给黄旭华提出要求。
黄旭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不过，今天回忆起往事，黄旭华也坦承，“隐姓埋名当无名英雄，也有难以忍受的痛苦。”
讲到自己的母亲，黄旭华的声音会突然哽咽。他努力克制着情绪，不让泪水流到脸上的皱纹里。
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阳历新年，黄旭华出差到广东，经组织批准回了趟汕尾老家。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母亲送别三儿子时叮嘱：“你从小就离开家，那时候战争纷乱，交通不便，你回不了家，现在解放了，社会安定，交通恢复了，父母老了，希望你常回家来看看。”
黄旭华流着眼泪满口答应了母亲。他没想到，这一离别，就是30年；再相会时，父亲和二哥都已去世。
他回忆说：“父亲病重，我工作紧张没回去。父亲去世，我也没回去奔丧。父亲直到去世也只知道他的三儿子在北京，不晓得在什么单位，更不知道在干什么。”
1956年，黄旭华与李世英结婚，次年大女儿黄燕妮出生。他开始研制核潜艇后，几十年李世英独自操持着家里大事小事。在女儿心中，“父亲的功劳有一半是母亲的”。
研制核潜艇的国家使命没有给他太多与家人相聚的时间。小女儿从小想让父亲带她去划船的愿望，到现在都没实现。黄燕妮记忆中父亲在家时间最短的一次不到24小时。偶尔回家一趟，三个女儿给父亲开玩笑说：“爸爸，您又回家"出差"了。”
在黄燕妮眼中，父亲“不会轻易流露感情却很重感情”。她记得多年前，母亲搭乘公共汽车时从车上被人撞下来伤势严重，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后，父亲赶到医院“很伤心地哭了”。
1987年，上海《文汇月刊》刊登长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描写了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
黄旭华把文章寄给广东老家的母亲。文章中只提到“黄总设计师”，没有名字。但文中“他的妻子李世英”这句话让母亲坚信这个“黄总设计师”就是她的三儿子。
母亲没想到，30年没有回家，被家里的兄弟姐妹们埋怨“不要家、忘记养育他的父母的不孝儿子”，原来在为国家做大事。
多年后，黄旭华的妹妹告诉他，母亲当时“一而再、再而三地读这篇文章，每次读都是满面泪水。”
母亲把子孙叫到身边，说了一句让黄旭华几十年来都感动不已的话：“三哥（黄旭华）的事情，大家都要理解，都要谅解。”
3 家国情怀
“我不学医了，将来要制造飞机捍卫我们的蓝天，制造军舰从海上抵御外国侵略”
黄旭华的办公桌上有张彩色照片，照片里他穿着黑色西服裤，白衬衫上打着领带，站在舞台上，左手贴在腰间，右手举高，眼睛炯炯有神地看着前方。那是2006年10月19日黄旭华在指挥719所文艺晚会的《歌唱祖国》大合唱。
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国立交通大学”校园里，他喜欢打球、音乐、舞蹈。
1945年，从桂林几经曲折到了重庆的黄旭华，被保送到中央大学航空系，同时又以造船系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国立交通大学”。从小在海边长大、对海洋有着深厚感情的他，选择了当时被称作“东方的MIT（麻省理工学院）”的“国立交通大学”。
“第一天到交大上课，我一看课本全是英文，老师在黑板上写的也是英文，考试也要用英文作答，当时我的头都大了。”黄旭华回忆初入大学的印象时说，他只能加倍努力学习课程，大学时期养成的严格、严谨的习惯让他在此后的科研岁月中“终身受益”。
同学印象中这个“爱喝稀饭爱吃红薯的穷学生”，在1947年去南京请愿的“护校”运动中，指挥大家唱《国际歌》《马赛曲》。
看到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和腐败后，黄旭华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把“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你要吃饭得做工哟，没人给你做牛羊”这首当时的“流行歌曲”，改编为“解放区哟好地方……”教同学们唱。
黄旭华会吹口琴、拉二胡、打扬琴。童年时代，音乐对于黄旭华而言带有一种离别的仪式感。父母都是基督教徒，他每次离家，母亲都把子女组织起来唱几首歌，最后一首歌是基督教赞美诗《再相会》。
讲到《再相会》，回忆便停了下来，他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全家人合唱那首曲目的场景里，唱了起来。
在广东海丰做医生的父母，最早在教会医院学医， “他们一生中碰到疑难病情，毫无办法，因此寄希望于子女好好学习，将来继承他们的遗业，治病救人。”
抗战爆发后，沿海省份学校停办。1938年大年初四，14岁的黄旭华在母亲送别的歌声中，跟着长兄离开汕尾老家，走了四天山路到了迁址揭西五经富的聿怀学校。
那段时期，日军的飞机声一响，老师提起小黑板带着学生跑进甘蔗林，继续讲课。
战争带给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中国太弱，“国家太弱就会任人欺凌、宰割，我如果学医当然很好，但是我要救国，当时有句话叫"科学救国"。我不学医了，我要读航空、读造船，将来我要制造飞机捍卫我们的蓝天，制造军舰从海上抵御外国的侵略。”
黄旭华的这种家国情怀，也影响了大女儿黄燕妮的一生。这位60岁的719所前女工程师，年轻时投身到中国核潜艇研制事业中，循着父亲的人生轨迹一直工作到退休。
4 “潜”功告成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入列
20世纪60年代，在“一年刮两次七级大风，一次刮半年，冬天寒风刺骨很难忍受”的葫芦岛，黄旭华和同事们夜以继日攻克了核潜艇的动力、线型、结构、水声、武备、通讯、生命保障等核心技术难题。
核潜艇发射导弹，要先从水底把导弹推出去，升到空中一定高度再点火。这种发射是摇摆的，位置会变动，比陆地发射难度大很多。
造船系毕业的黄旭华清楚，4000多吨的艇，要装上5万多台、件的设备，怎么精密地测出各个设备的重心，最后调整出一个理想的艇体重心，是个尖端课题。
他用了一个堪称原始的办法，在艇体进口处放一个磅秤，凡是拿进去的东西一一过秤、登记在册，施工完拿出来的边角余料及过剩的管道、电缆，再经过磅秤扣除。
这样“斤斤计较”的严谨态度，最后研制出的核潜艇在水下发射导弹时，其稳性完全符合发射条件要求。
1970年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艇型是“水滴型”。美国为实现这种艇体构造，走了三步：先把核动力装置装在常规潜艇上，建造水滴型常规动力潜艇，再把两者结合成核动力水滴型核潜艇。在黄旭华的主导下，中国“三步并成一步”，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研制出第一艘水滴型核潜艇。
当时国外权威文章提到，美国在核潜艇下装上一个65吨重的大陀螺，利用陀螺高速旋转，在发射导弹时把艇体平稳下来。黄旭华坚持按科学规律搞核潜艇试验，“为什么不能相信自己的结论，非得跟着美国走不可？”
经过理论分析和试验后，黄旭华大胆地取消了这种设计。
“我们的核潜艇没有一件设备、仪表、原料来自国外，艇体的每一部分都是国产。”黄旭华斩钉截铁地说。
1979年黄旭华担任“09工程”副总设计师，1982年任总设计师。
1988年4月29日，中国核潜艇首次进行深潜试验。张锦岚介绍，深潜试验是考核核潜艇在极限情况下结构和通海系统的安全性，在核潜艇深水试验中最富风险性和挑战性。
“一个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承受水的压力是一吨多，一百多米长的艇体，任何一个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足，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黄旭华这样形容深潜试验的危险性。
试验开始前，有几个艇员偷偷给家里写了信，实际上是遗书。更多人在宿舍默默哼起《血染的风采》，“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
64岁的黄旭华当即决定一同下潜，让艇员们有了信心。随着核潜艇里接连传出100米、200米……的指令，黄旭华表情平静、指挥若定，“内心里却高度紧张”。
试验成功，这个世界上第一位亲自参与核潜艇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出艇后即兴写下：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5 “潜”心依旧
“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核潜艇，献身核潜艇事业，此生无怨无悔”
1988年，在完成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深潜试验和水下运载火箭发射试验后，黄旭华把这个使命般的接力棒传给了第二代核潜艇研制人员。此后的20多年里，他给年轻一代当“拉拉队”，“关键时刻给他们撑腰”，扮演“场外指导”。
直至今日，黄旭华与核潜艇的不解之缘还在延续。这位9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每天8点半走到办公室，整理几十年工作中积累下的几堆1米多高的资料，希望留给年轻一代。他常感觉到“年纪越大，时间越不够”。
他从来都觉得自己很平凡。有媒体称他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他坚决反对。在他心里，核动力专家赵仁恺、彭士禄，导弹专家黄纬禄，都是“中国核潜艇之父”，全国千千万万人的大力协同工作才有了中国第一代核潜艇。
黄旭华回忆719所刚组建时，“一声令下，300名科技人员就放弃了上海、北京等工作条件优越的城市，去到荒凉的葫芦岛，一待就是十几年，在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研制事业上，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些科技人员给自己一辈子的结论是"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核潜艇，献身核潜艇事业，此生无怨无悔。"”（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完颜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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