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和百兰山馆

□杨史辉

丁日昌（1823年——1882），字禹生，又作雨生，号持静。出生于丰顺县汤坑圩金屋围(今丰顺县城，晚年定居揭阳榕城)。丁日昌是军事家，政治家，洋务运动主要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重大的影响。他政务之余，悉心读书，著述甚丰,丁日昌著作有《抚吴公牍》五十卷，《百兰山馆政书》十四卷，《藩吴公牍》十五卷，《巡沪公牍》七卷，《淮鹾摘要》三卷，《淮鹾公牍》一卷，《抚吴奏稿》六卷，《抚闽奏稿》四卷，还有他所督译的《枪炮图说》《地球图说》《法人游探记》等都是讲究经世致用之学的作品。丁日昌尤酷爱搜聚典籍，庋藏丰富，是清代著名藏书家之一，辑有《持静斋书目》，精诗文，工书法。

据地方史料介绍：清同治十年（1871）丁日昌在揭阳榕城东门建藏书楼“百兰山馆”，丁氏后代在《济阳世泽序》中有一段记载：“百兰山馆于揭阳东门，以适其好学藏书素愿，馆辟地半亩，环流四周，建楼宇二层，南北对朝。主屋二座，上下各具一厅二房，其间空地挖一鱼池，引水种莲，东边长方形旷地，广八尺，宽二丈，假山半砌，遗石横卧其间；侧视全馆成凹字形，虽无华丽装饰而风光清爽，连东矮旧平房四座，眷属居所也。公独处北楼，以为起居之所。山馆其余厅房，全部藏书。”百兰山馆面积虽不是很大，但实用精巧，凹字型二层木楼，走廊与楼房均施格扇玻璃花窗，花窗上下有活动木板可以调节大小，供采光、通风，利于读书和藏书。木楼择料讲究，结构坚固实用，工艺独特。楼西面有大天井，中间建构椭圆形莲池，池中堆砌英石假山，四周培植数十样不同品种的兰花，故称百兰山馆。

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期间，曾到浙江宁波考察，登临江南藏书名楼“天一阁”，有鉴于“天一阁”在结构上的防火功能，百兰山馆仿天一阁构建，主楼上层一厅，副楼（左右侧）为三开二层楼房，以合“天一”“地六”之数。过去的榕城水系发达，城中舟楫往来便利，丁日昌将藏书楼建于临水处，当年从榕城“柴街”的丁府到藏书楼百兰山馆有小舟可达。一百多年来百兰山馆未罹火患，百兰山馆被誉称为“岭南天一阁”名不虚传，书楼的总体结构仍基本完整，现在仍然能见到当年建筑的精美,实用，成了古城的一处文化遗存。

古往今来大藏书家多属文人和大官，他们以自己的学识眼光和实力，为保存文化不遗余力，如创建天一阁的范钦等等。清代大藏书家丁日昌，是官拜一品的封疆大吏，洋务运动的实干家，宦海生涯几十年，政绩赫赫。丁日昌藏书在清末闻名海内，“独步岭南，富甲粤省”成绩卓著，他的藏书有极高的学术和文化价值，有珍贵宋椠元刻等，据《持静斋书目》记录，其中有宋本55种，元刊46种，都是岭南藏书家所不敢望其项背的。珍籍中的宋刻《尚书表注》《毛诗要义》《禹贡图》《昌黎集》均冠绝一时，是其他藏书家可望不可及之物。他的藏书主要收自江南各名家流散在外的零星藏书，这些藏书多为古刻旧钞，且经名家批校，弥足珍贵。丁氏当年藏书共10余万卷，与清朝乾隆末年江苏常熟瞿绍基所建的“铁琴铜剑楼”、山东省聊城进士杨以增所建的“海源阁”藏书楼并驾齐驱，并延请林达泉、莫友芝、江标等学者、著名版本目录学家为他整理书目和校勘。林达泉《文钞》有《百兰山馆藏书目录序》云：“雨翁都转，博雅好古，藏书富甚，暇日尽出所藏，属某编为目录，因仿《四库全书》例，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自兵燹以来，大江南北，两浙东西，所谓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庋置秘本，都已化为灰烬，无有存者，都转乃蒐罗荟萃，收拾于委弃瓦砾之余，购集之多，几及三、四万卷，洵所谓壹其所好，好之而有力者也。都转从政之暇，日手一编，清俸所入，尽以购集阁史，故得蔚为大观。其窭人也。屠门大嚼，亦且快意，编校之余，为志其缘起云。”这段文字记录了丁日昌藏书的由来和编目录的经过。丁日昌以他独到的眼光，学识、财力大量收藏名家典籍，各种珍本图书，为保存文化做出了贡献。

藏书家的收藏有赖于各自构建的藏书楼，丁日昌耗尽心血藏书，而且在目录学、版本学上也有所建树，书目的编纂和刊行，可见其对清末学术文化所作的贡献，这在历代粤东的达官贵人中实属罕见。如果丁日昌不去从政，或是多活二十年，一定是一位大学问家，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当年丁日昌在百兰山馆生活、会友、读书、写作，特别是在丁忧期间和晚年基本居于百兰山馆，数年间在百兰山馆北楼写下了不少震聋发聩的奏章、书信、诗词。在清末风雨飘摇、外忧内患、自己又受人弹劾、身患疾病、心力交瘁的日子里，丁日昌人在书楼，心忧天下，北楼的灯光映照着他夙夜忧叹的身影。从《丁日昌年谱》的记载中看到，很多重要的奏章、诗文都是在书楼完成的。他提出加强科技建设，提升国力的建议，此议后得朝廷的采纳。面对时艰丁日昌的心一刻也不宁静，关心国家大事，夙兴夜寐，在书楼摇曳的灯光之下，写下长篇而震聋发聩的奏章，促成了第一批留学美国幼童的成行。他身在书楼但心在君国，在给李鸿章信中，表达自己为国家利益“虽粉身碎骨而有所不辞”的心愿，并申述在国外筹建领事馆事，以保护华侨利益的意义；他关心家乡，针对潮州严重水灾一事，连作《复潮城局绅论治水书》《代拟呈复潮州疏通海口情形书》等文件，对韩江提高抗洪能力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在书楼写了嘲讽困扰社会民生诸种不正之风的《揭阳新乐府》，为国家大事竭精殚虑，上陈《详议总署原奏事宜六条》，就练兵、简器、造船、筹饷、持久等为朝廷出谋献策；他上奏《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建议清政府建立北、东、南三洋水师，巩固海防。被李鸿章称赞为“逐条皆有切实办法……令俗士咋舌，稍知洋务者，能毋击节叹赏耶！”还有关于台湾的建设、治理等等，均切实可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作为清朝忠臣的丁日昌处江湖之远，心忧君国，斯人已逝，但其忧国忧民的精神仍值得我们景仰、缅怀。

这座书楼曾经高朋满座，诗词唱和，为地方历史文化留下很多珍贵的历史记忆。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于当年书楼建成时，应丁日昌之邀，下榻于百兰山馆，时间约半个月。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清道光十六年进士，晚清诗人、画家、书法家，他的书法成就很高，各体书熔铸古人，自成一家，草书尤为擅长。他通经史，精小学金石碑版，有《惜道味斋经说》《东洲草堂诗·文钞》《说文段注驳正》等著作。何绍基与丁日昌交好，当时揭阳的文人墨客、官绅士贡慕何绍基之名前来拜访者很多，每日车水马龙，佳客盈门，步韵吟诗，挥毫评书，为揭阳留下一段文化佳话。何绍基在这里留下了不少墨宝，并照“雨生仁兄嘱”为百兰山馆题写了馆名。百兰山馆虽然历史不是很长，但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是粤东一座著名的藏书楼。

文化的传承是一件艰难的工作，也是藏书家身后不得不面临的重大问题，但遗憾的是因管理不善等原因，丁日昌辞世后倾注他一生心血的藏书流散殆尽，以致人去楼空，后人空留叹息。我曾多次向丁日昌纪念馆工作人员了解，也曾向当地老一辈和丁府有关的人士了解其藏书情况，但一无所获，在丁日昌纪念馆仅见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只当年的藏书箱，其他书籍、文物已荡然无存了。丁日昌一生处于清末多事之秋，其他书只历数十年而散失殆尽，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著名学者、藏书家徐信符在《广东藏书记事诗：十一、丁日昌·持静斋》诗中写道：“中丞德政治三吴，同癖何人竟肆诬。百宋千元零落尽，梦魂曾否到姑苏。”对丁中丞的德政和藏书的流失发出深深的感叹。“百宋千元零落尽，梦魂曾否到姑苏”。读来令人叹息。揭阳学者孙淑彦有诗咏百兰山馆：“百兰山馆称咸同，十万卷书叹一空。众里寻他千百度，只留书目记倥偬。”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藏书楼一直当作他用，部分建筑受损，后来又被作为学校的附属，总算多少还和文化有点关系。值得庆幸的是2017年书楼得以重新修葺，但完工之后至今仍闲置着，书楼中无书可藏，百兰山馆无兰可赏，只存空名。

一座藏书楼是一部浓缩的历史，它承载着太多的无奈和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历经一百四十余年享誉一时的百兰山馆，如今已是书散楼空，十万卷藏书不留片纸，历史就是这样地无情，令人不胜唏嘘。

藏书难，保存、传承更难，其中的艰辛和悲怆是后人难以理解的，也让我们更加感受到传统文化在保存和发展中的艰难历程。

当年百兰山馆的灯光，已经熄灭于历史的隧道，百兰山馆正在等待人们去重视和利用，让书楼为现代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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