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龙坊”的命名系为纪念高攀龙吗？

揭阳日报 2019-03-06 10:56

清雍正《揭阳县志》的县镇图。

清乾隆《揭阳县志》的县镇图。

明嘉靖《潮州府志》卷二《建置志》揭阳县“社学”一节的记载。

□陈作宏

古代把一个城邑划分为若干街区，通称为坊。明清时期，揭阳县城榕城也照此办理。明代县城划分为魁元坊、达道坊、攀龙坊、魁隆坊、樁桂坊、解元坊、登云坊7个街区。清代则将原登云坊改名为朝天坊，其余名字照旧（据清雍正及乾隆版《揭阳县志》）。对于其中的“攀龙坊”，有文史论者发文称当年这样命名是为了纪念高攀龙，对此揭阳文史界专家及读者几乎形成了共识。

高攀龙（1562～1626），字存之，又字云从，江苏无锡人，世称“景逸先生” ，明代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为“东林八君子”之一。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后丁忧回家守孝。万历二十年（1592）任行人司行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他上疏参劾首辅王锡爵，被贬为广东揭阳县添注典史。万历二十三年（1595），高攀龙辞官归家，与明代思想家，东林党另一领袖顾宪成兄弟重建东林书院，在家讲学二十余年。天启元年（1621），高攀龙重获起用，被任命为光禄寺丞，后历任太常少卿、大理寺右少卿、太仆卿、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天启六年（1626），明末阉党“五虎”之首崔呈秀假造浙江税监李实奏本，诬告高攀龙等人贪污，魏忠贤借机搜捕东林党人。这一年3月，高攀龙不堪屈辱，投水自尽，时年64岁。崇祯元年（1628），高攀龙得朝廷平反，追赠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宪”。高氏著有《高子遗书》12卷和《周易易简说》《春秋孔义》《正蒙释》《二程节录》《水居诗稿》《毛诗集注》等书。在学术思想上，他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批判王学（王阳明学派）末流“空虚玄妙”之弊。他把“治国平天下”看做是格物致知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必然结果，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无论在朝在野，高攀龙时刻关注国家命运和百姓生活，在邪恶面前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保持了崇高的气节，其思想与道德足以成为后世楷模。当年他自水路前往揭阳就任时，于船上就订立严规，要求自己静心以涵养德性，不为外界干扰。在揭任职半年间，高氏没有因自己是谪官而心志消沉怠于职事。工作之余，他热心选拔有学识的少年加以培养，每天在官衙内悉心教授生徒，为他们正文体，释书义，传授读书方法及品德修养要领，并编集《朱子要语》作为他们学习的教材，传播程、朱理学，培养了不少学生，为地方教育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因而受到了当时和后世揭阳人的敬重。

然而，历史上并没有为了纪念高攀龙而将县城中的一个街区命名为“攀龙坊”这回事。查阅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潮州知府郭春震所修《潮州府志》卷二《建置志》揭阳县“社学”一节载：社学“十（处），曰：东隅馆即府馆旧址，西隅馆即东岳观旧址，魁元坊一，达道坊一，攀龙坊一，宣化街一，魁隆坊一，樁桂坊一，解元坊一，登云坊一，俱在治内。”这段记载可见早在明嘉靖二十六年郭春震修《潮州府志》之前，“攀龙坊”一名就已存在。高攀龙生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攀龙坊”命名于何时虽史无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以“攀龙坊”命名榕城一隅时，高攀龙还远未出生，何来以“攀龙”命名系为了纪念高攀龙？之所以出现这种误判，无非撰文者因掌握史料不足而望文生义。

治史者宜多占有史料，以科学的严谨态度反复考证，力求得出正确的结论，然后形成文字，发诸报刊，才能起到向大众普及文史知识的正面作用，千万别急于求成，一时想当然而妄下结论，以致误导读者及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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