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箱的余光
图为克田公书箱。
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之下，参加科举考试的书生必定配置书箱。在家里，书箱是书香门第不可缺少的小型家具，用来收纳书籍；外出时，则可以用来盛放书籍和生活用品，便于携带。书箱成为读书人的代名词，与古琴、佩剑一起成为古代读书人的“三大件”。
古时的下成村就出现“三担书箱”，即三个比较出色的读书人，其中“一担”是指元远公家族郑克田。元远公家族内部当时也有“两担书箱”，其中“一担”也是指郑克田。郑克田参加过童试（时间应该早于1902年），遗憾的是没有登上秀才榜。另“一担”是指郑克先。1902年，郑克先参加童试，也没有登上秀才榜。尽管老天爷给他开了个玩笑，但他并没有灰心，而是信心百倍，期待着下个科期（一科为三年）再考。不料，老天给他开了一个更大的玩笑：1905年，科举考试取消了。作为一个读书人，他没能取得秀才的学历，甚至逢着科举考试寿终正寝，这是天大的不幸；然而，作为一名塾师，他却是幸运的。因为，在古代，很多秀才一生未能考取功名，只能以开私塾教书或做幕僚为生，这已属不容易。当梦想成了泡影之后，郑克先能够找到一份教职，在坡林村（今属炮台镇）教书，当私塾老师。这已经是相当幸运的了。
书箱承载着读书人的梦想和荣辱，是知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无论是精致高档的红木书箱，还是普通的硬杂木书箱乃至竹簟书箱，读书人都会将它视若珍宝。郑克田的书箱为木材质地，一只为上翻门，内部分四层，最底层为一个抽屉；另一只为对开门。郑克先的书箱，木材质地，榫卯结构，上翻门，门用铜质合页与箱体上底面正中连接。书箱内部分四层，从上往下第一层为两个小抽屉，抽屉拉手为铜质圆环；第二层最宽敞，第三层最狭小。书箱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凝固着读书人的希望和梦想，记录着读书人耕耘逐梦的艰辛，见证着读书人失意的无奈和酸楚。
大约在1950年评阶级期间，郑克先的孙辈（“修”字辈）将书箱送往炮台下陇村郑软柔家。郑软柔珍爱有加，把书箱当衣柜用，与书箱相依相伴60多年，保存至今。2013年7月，下陇表亲把书箱送了回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书箱虽然已经不再用来装书，但它仍然发光发热，为人类服务。书箱转型成为衣柜，承载着娘家的温暖和关爱，担负起守望亲人的重任。书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无疑是雪中之炭、大漠之水。
在封建社会，出仕只靠科举考试，读书是走上仕途、光宗耀祖的唯一出路。郑英宝（讳子斌）富有远见，斥资兴建怀德轩书屋，创办私塾，请名师授课，培育人才；还利用公租作教育经费，率先在家族范围内实行“义务教育”（这一制度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停止）。族里子弟深受鼓舞，勇敢地担当重任，立志成才，发奋读书，试图通过“修身”，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孙辈（“克”字辈）们自然而然地被寄予了厚望。“两担书箱”、两个孙辈没有考取秀才，自然大失所望。他们俩乃至整个家族只好将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
历史的车轮一辗而过，郑克田、郑克先的孙辈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而且人才辈出。他们的玄孙之中就有几个人学有所成，谋得一份教职，实现了一个读书人的文化理想，与100多年前的祖辈遥相呼应，继承、发扬而且光大之。
书箱像一座宫殿，一座神龛，一位饱经沧桑、满腹经纶的老人。长期与它相伴，人会浸润在一种文气、才情和神圣之中。身为书箱物主的后代，自然多了几分冷静，几分理性，几分文化的自信和创业的底气。一座城市不也如此么？揭阳历史悠久，人文蔚茂，揭阳人不也会多几分文化的自信和创业的底气么？郑燕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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