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旧 我的大学
□吴国钦
1957年高考结束，我填报的志愿是：第一志愿中山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中山大学历史系，第三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第四志愿北京大学历史系。之所以这样填写，是因为我不愿到远地念书。当邮政送来我按第一志愿录取的通知书时，父亲和我并没有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因为当时家庭经济拮据，让我到广州读大学，不知到什么地方去筹钱。
上大学后，生活明显改善，每月伙食费12.5元。后来听说邓小平到清华大学视察，发现大学生伙食差，下令每个学生每月增加3元伙食费，变成15.5元。早餐除白粥外，炒粉油花花的，有时还可吃到粉中的肉片，午、晚餐各有三种菜式供选择，我记得最少人排队的是“榨菜蒸猪肉”这一款。总之，生活比高中时好多了。我们年级丙班有一位农村来的王华富同学，第一学期期末称体重，足足重了20斤。吃饱的感觉真好！
我从家里带来的行李，是一个旧的藤箱子，体积极小，相当于四个鞋盒子加起来那么大，如果有棉衣的话，是放不进去的；另带一个搪瓷小脸盆（那时还未有塑料脸盆）和牙刷牙膏之类，我脚上穿着鞋子，还带一双木屐。除了上课，平时都穿木屐。有一次我与几位同学上街，返校时在14路公交车上，有一位戴着中山大学红校章（那时教师戴红校章，学生戴白底红字校章）的教师对我说：“你们是新同学吧，以后不能穿木屐上街。”态度极和善，我赶紧点头称是。从此，木屐的利用率就低好多。但老穿鞋却也不习惯，那时袜子质量差，穿不了几次脚趾头就露出来，且袜子、鞋子和脚趾三者俱臭，自己闻着都觉得难受。
我读大学和研究生期间，除参加政治运动外，还参加不少下乡下厂的劳动，计有：到芳村修铁路，到东莞虎门公社参加大跃进劳动，到茂名油页岩矿当铁路养路工，到揭阳参加整风整社，到花县（今花都）当“四清”工作队……下乡下厂时间多则半年，少则一二月。以虎门劳动为例，时值“大跃进”，白天大家把田里的土翻过来，垒成一公尺高的一堆堆的土堆，说这样深耕可以丰收；晚上大家写大跃进民歌，中文系学生毫无悬念成了写民歌的快手。我记得自己写得最多的晚上竟然写了五六十首，《唐诗三百首》算什么，我们几个晚上就可以写出三百首来。就这样，人人头脑发昏，个个忘乎所以，干了不少傻事。
每次下乡下厂回校，大家都拼命读书，毕竟我们是大学生呀！我们白天上图书馆，夜晚宿舍统一熄灯后，走廊灯下依然站满了看书的人。虽然这期间“红专大辩论”举行过多次，对“白专道路”的批判从未停息，但大家一门心思攻读。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一本又一本争着读，我甚至连《德意志意识形态》那样厚厚一大册，也是在那时候读的。
上大学后不久，我才发现系里王季思教授本名叫王起，我原以为是两个人，现在叠加成一个人，令我更加崇拜。上大学后不久，时值1958年学术批判高潮，我跟着头脑发热，以极简单片面的思维写了一篇《马致远杂剧试论》，并呈与王起老师。王老师看到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对古戏曲有兴趣，大加鼓励，并推荐到《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我于是飘飘然十分得意。几十年后回头看这篇东西，用大字报式的语言，极其简单片面，但白纸黑字，要抹去已是不可能了。
大学文娱活动丰富，每周六露天电影广场都免费放一部电影，学生自带小凳子观看，教授则坐在后座讲台的藤椅观看。那时全校才50位教授，皆可享受藤椅，但每次放电影时，我看到坐在藤椅上的从都没有超过十人。
那时广州京剧团每年都来中大风雨操场演出。演出前三分钟，中大的“学术之神”陈寅恪必到场观看，这时全场肃静，目送这位“学术超人”在助手搀扶下从门口缓慢走上第一排。其时陈寅恪先生双眼失明，他是来听戏的。当时郭沫若在杂志上著文说：“我们历史学界也要在15年内赶上陈寅恪。”（大意）此论一出，中大师生兴奋莫名。我每次路过陈家小楼，有时见到陈寅恪先生在楼下雪白的“陈寅恪小道”上散步，我如睹神明，久久不愿离去。
“三年困难时期”，大学生日子也不好过，食堂稀粥极稀，打捞技术高超的同学也无法从大桶里打捞到更多的粥粒。于是，好事者一边打捞，一边唱起了《洪湖赤卫队》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上第三节课时，肚子已饿得咕咕响，却也无甚办法。每个学生每月发半斤杂饼票，所谓杂饼，是糠和米粉揉和加点糖制成的，在当时，已是难得的食物了。糠也好，米粉也好，能填饱肚子就是好。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上级决定我们这一年级不用写毕业论文，人人皆可毕业，人人都有工作分配。我被告知与黄竹三、赖伯疆几位同学分配给王起老师当研究生，不用考入学试。
宣布毕业分配方案那一天，毕业生们站满风雨操场，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刻！除极少数人（如我）事先知道去向之外，绝大多数人并不知晓，等到拆开信封，看到盖着公章的毕业分配表时，有人马上就哭了起来，竟有一个不知是哪个系的毕业生，当场晕倒在地。这种做法确实不够人性化，毕业生毫无心理准备，突然接到分配去边远地区的通知，精神一下子支撑不住。不去是不行的，不服从分配的话，就没了户口，没有粮食供应，就成为“黑人”、“黑户”。我们年级极少分配到边远地区。我们的下一年级（中文58级）有1/3分配到内蒙，1/3分配到山西，时任广州副市长的女儿，照样分配到山西，不会有什么照顾，也没有什么后门可走。
我读研究生时的专业名称颇长，叫做“中国古代文学史宋元明清文学（以戏曲为主）”，这实际上也是王起老师的学术专长，王老师既是古代文学专家，又是戏曲学权威。我们几位研究生都十分珍惜这段学习时间，每晚都攻读至零时才睡觉。可以说我的学术基础是在研究生期间打下的，我不但补读了不少作品与论著，且把《古本戏曲丛刊》中许多线装的古代戏曲剧本都读了。
王起老师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因为免了入学考试，提出要考专业试。由于内容极多，几乎涵盖半部文学史，大家只好废寝忘食，全力以赴。我自以为读了不少书，胸有成竹，谁知考试后，王老师将试卷批下来，一人优秀，一人不及格，另三人及格，我是其中之一。事后反思，我庆幸自己“及格”，如果得了“优秀”，我会自满，我当时已被同学们批评为“个人英雄主义突出”，我不能再“突出”了。
随着学术批判的加紧，“京剧革命”密锣紧鼓，对“厚古薄今”观念的一再讨伐，我们被告知不能写古代文学的论文了，要另起炉灶写当代的，但时间很紧，离1965年7月毕业的时间只有半年，可以两个人合作写一篇。就这样，我和黄竹三合作写了研究生毕业论文《红灯高举话英雄》，一看题目就知道是写样板戏《红灯记》的，当时也没有评分就通过了事。毕业分配时，我们五六个古戏曲的同学被分配到北京、山东、广东各地高校或剧团，我留在中大任教，黄竹三去了山西——他的女朋友得知这个消息后立马跟他分手。黄竹三被安排到山西师范大学任教，他后来成为著名的戏曲文物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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