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大姐黄秋兰
黄秋兰，1922年生，今年97岁。出生于泰国，11岁回故里——意溪黄厝围。家贫，无读书。17岁那年，家乡沦陷，她眼见日机轰炸、鬼子用刺刀杀人的暴行。不久，共产党的青抗会到村里宣传抗日。秋兰经常去听宣传，读识字班。她还记得高修一说的：国难当头，为抗日而死，重于泰山。母亲见她夜夜出门，怕男女关系出事，要赶快把她嫁掉，已把她许给伪乡公所一个所丁。秋兰反抗，向组织求救。组织问她：你要嫁什么人？答：是共产党员就好。于是组织安排她嫁给在丘池的邱河玉，地下党员，大她三岁。河玉家徒四壁，发音含糊，人又矮，但她无怨无悔。1940年，黄秋兰也入党。从此，这对革命夫妻共患难、同奋斗。他们以打工、做小贩为掩护，秘密送情报、搞宣传，发展组织。最苦是1943年，饥荒，一月不见米粒，几乎饿死。共产党又因南委事件停止活动。不知党在哪里，像个孤儿。1944年又与组织联系上了，一切听党安排。
作为女同志，最苦的是生育问题。当时无避孕措施，也无科学人工流产。一旦怀上了，不能生也不能养，怎么办？1944年，她接到任务，要调到异乡工作，当时已怀孕七个月，用土法打胎，流血不止，几乎丧命。1947年，二老奉命去泰国，1948年又奉命回游击区，秋兰临盆，隐蔽在三老家盐棚村。敌人来围剿，婴儿若啼哭即会暴露，不得已，事先挖了坑，婴儿一出生就被埋了。她一生怀了九胎，因打仗而死于非命的有4胎。作为母亲，此痛难忍。
丈夫邱河玉新中国成立后任潮安县委及税局局长，1954年调任汕头地区商业处长，1958年被打成右派，去劳改，秋兰带着儿女，颠沛流离。到1979年，要为河玉平反，一查档案，邱河玉竟非右派。这21年的苦是白受了。他从普宁基层升迁为县委，打斗过他的人害怕，上门道歉，他说：右派反党，斗之无错，决不报复。1984年，他合家移回潮州，潮安普宁的老部下都尊敬他，尽力为他解决子女就业及住房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秋兰夫妇共育一男四女，他们跟着父母经历过风风雨雨，现均已退休，为人父母或公婆。
晚年，邱河玉走了。秋兰与女儿阿秧同住。阿秧如今64岁，她让儿孙独立门户，一心照顾母亲。
经历过那么多艰难险阻的黄秋兰，晚年怎么过？她开朗快乐，自强不息，努力做力所能及的好事。
1985年后，她参加刮痧学习班并买书自修，真有成就。平时家内人小病都刮痧自治。邻里有小疾她也帮治。她家乡一个阿嫂因聋哑常遭丈夫毒打，秋兰收留她在家，供食宿，为她刮痧，治疗一星期，真医好了，回去得到丈夫的平等相待。某次，一干部到她家转送一些物资，时已傍晚，满脸通红，说头疼，一探热，39度。秋兰为她刮痧，断断续续，边刮，病人边喝水，至半夜12时，热全退，第二天他就上班去。秋兰又买了许多药送人，如黄金塔活络膏，十几年来送出千多瓶。她又与同伴学气功，须打坐，久坐觉得身冷，就自制雪衣披身，同伴羡慕，她就多制送人，一发不可收拾，30年来，她说送出雪衣达一千多件，几乎遍及各省亲朋。二年前，改制小棉被，2018年又改制抱枕（脚盘）。年过九旬，还几乎每天与缝纫机打交道。
2015年，纪念抗日胜利70周年，政府敬赠每个抗日干部5000元，她添上1000，都送与困难亲朋。保姆的女婿住院，她送1000元，清洁工的丈夫病重，她也送1000元。她自己俭朴，也没想为儿孙积钱，她对儿女说，你们都有退休金，我花钱做点好事，希望谅解。儿女都表示支持。
她尊敬领导，积极参加集体活动，2010年89岁的她带着儿女及陆三号同志，下汕探望100岁首长庄明瑞及100岁的李习楷夫妇，回来还写了《非同寻常的拜访》，刊于《秋晖》杂志。若干年来，老战士联谊会有什么纪念活动，她都积极参加，主动发言。今年6月，又请了家乡抗日女支部仅存的4姐妹,在金龙酒店聚餐,共话当年。她毫无架子,也关心下属。
她住在南门某宿舍区的4楼，无电梯，我住在人民广场附近二十几层的楼上。今年7月，阿秧突然来电，要陪母亲打DD车来探访，我受宠若惊，到楼下迎接，畅谈甚欢。一月后，秋兰大姐来电，说她缝了个抱枕要送我，我说：“不用哩，大姐，你怎么这样力落。”她生气了：“不力落好做人？”，我只好乖乖打DD去取。进门听见缝纫机响声，我径直进她的缝纫室，见床上有各种成品半成品，她打开衣橱，只见尽是绸、布和棉絮。我问，这些材料哪里来的？阿秧说，是母亲叫我陪她到南门市场楼上采购的。
一个97岁又视力模糊、行动不便的老人，是什么力量支持她这样自强不息，连年不懈地为别人操劳，闲不住地做好事呢？她说：“人活着就要做点有益的事。活一日，做一日，力完为止。我已把后事交待清楚了，无牵无挂。”
黄秋兰，真是个可敬可爱的大姐。
□陈礼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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