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问为天下的治学之道
□ 章文钦
戴裔煊先生的前半生，生活在经历百年屈辱的中国近代。这个时代和明清之际一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可歌可泣的时代，也是文化学术上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位杰出人文学者，戴先生继承发扬了前代先贤以学问为天下的治学之道和文化学术上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这种治学之道和爱国主义精神又贯串于他的整个生命历程。
关于以学问为天下的治学之道，提倡与践行堪称典范者为明清之际的文化遗民顾炎武。顾氏有鉴于王阳明心学的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损人损己，无益于世，而在其传世名著《日知录》卷十九倡言《文须有利于天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
顾氏门人潘来序其书曰：先生“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曾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顾氏以学问为天下，为将来，提倡经世致用，关心民生国命，其治学之道得中华文化学术之正脉，对后世中华学人产生深远影响，戴裔煊先生就是一个显著的范例。
戴先生大约在1983至1984年撰成的《戴裔煊自述》，有《学以致用为原则》一节，起首言：“我向来主张学以致用为原则，解放以来，经过不断学习，体会到要学用一致，不为无用之学。用，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人民服务，解决问题。”
戴先生学以至用的原则，实质上贯彻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先生的学问，从近身之学做起，进而选择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关乎国家民族，关乎民生利病等课题进行专题研究，再从专题到专著，一篇有一篇之益，书成则为传世之作，无论民族学研究还是历史学研究都是如此。兹分别举其要者。
在民族学研究方面，先生之《自述》起首即言，其故乡阳江，“春秋战国时属百越地，唐称恩州，宋改南恩州，本越族所居，在当地语言、风俗、习惯方面还有不少越族文化元素残存，因此我对南方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发生兴趣。”
从1934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论文《南蛮之史的研究》开始，先生撰成《僚族研究》《棉种棉织传入与西南民族的关系》《干兰——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西传》《秦汉时代的百越考释》《历史的压力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中华民族文化由来的理论与实践》等多篇论文，其中多为长达几万字的长文，成为后辈学者研究同类课题的必读论著。再加上抗战时期在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民族组撰成，至2001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民族学史》，使先生跻身于二十世纪中国著名民族学家之列。
在历史学研究方面，先生撰成《古代东方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与水利灌溉的关系》《关于世界史的欧洲中心问题》《宋代三佛齐重修广州天庆观碑记考释》《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中国历史上对石油天然气的认识利用及其与西方的关系》等论文，出版《宋代钞盐制度研究》《明史·佛郎机传笺正》《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等专著，使先生跻身于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之列。
我们可以从先生传世之作《宋代钞盐制度研究》探讨其治学之道。关于此书撰述之缘起，先生《自述》有言：“家乡南恩州是宋代以来双恩盐场所在地。宋代外患迭作，军费浩繁，国家在风雨飘摇中能支持三百余年，盐起着重大作用。抗战期间，国土沦陷，金瓯残破，无异宋时。目睹双恩场盐运紧张，自觉文弱书生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持七寸毛锥子也应有涤诠?泼裆?１彼畏断橐灾浦媒庋畏ㄖ???蛞运未??沃贫任?猓?杂妹褡逖Ъ姨岢?淖莺崃矫嫣骄客揪叮??髡庵种贫炔??⒄贡淝ㄓ胧贝?肪车慕换ス叵导捌渌?鸬淖饔糜胗跋臁！? 此书亦从近身之学做起。书中所述南宋之盐区，广南东路为广州、潮州、惠州、南恩州，南恩州有双恩场和咸水场。南宋后有海陵场，与广州博劳场、宫富场，潮州惠来场“各系僻远，所产盐货微薄，所收课利，不足以供盐官俸给”，由广东茶盐司奏准就近拨附双恩场。而乾道元年（1165年），广东提举盐事奏言：“广州卖钞库准给降广东路，广、惠、潮、南恩四州盐钞共五十万贯，计盐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箩。”可知南恩州实为南宋广东路一个重要产盐之区。
更重要的是，此书运用纵横研究法，将宋代钞盐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置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大背景进行研究，探讨其利弊得失；指出官盘官卖制盐利主要归地方，钞盐制实行通商盐利则归中央。北宋徽宗崇宁以后，蔡京用事，“欲囊括四方之钱实中都，以夸富强而固恩宠”。盐罢官卖，而往时取给于官卖盐息的上供钱仍不免，地方官只有向人民榨取，并且钞法屡更，花样百出，盐钞瞬息变为废纸，往往“朝为豪商，夕为流丐”“家财荡尽，赴水自缢，客死异乡，孤儿寡妇，号泣吁天者，不知其几千万人”。后引王明清《挥麈后录》，谓蔡京“贬窜潭州之时，道中市饮食之类，问知蔡氏，皆不肯售，至于诟骂无所不道。京失人心至此，盖亦有由然者矣”。蔡京终于客死潭州佛寺，刘子翚《汴京杂忆》有“骨朽人间骂未休”之句，这就是斩伐民命国脉的国之大蛀可耻的下场。由此可见先生之“春秋笔法”和实录精神。
我们可进而探寻先生之学问人品。先生以读书、著书、教书为平生乐事。勤于治学而拙于治生，执着于学问而淡泊于名利。陈寅恪先生评价历史人物，曾有“贤而拙，不肖而巧”的命题。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而只好去沿街乞食。杜甫一生忧国忧民，却穷愁潦倒；欲避地岭南却困死在耒阳方田驿。先生可谓今之古人。
作为一位教育家，从1934年大学毕业任教两阳中学起，数十年间，从先生授业、问业或私淑艾之弟子数以千计。先生有言：“老师不应该拒绝肯努力的学生。”曾听过先生授课的多位师长学长，津津乐道先生授课时，不带讲稿，一张白纸，几条提纲，口若悬河；几条粉笔，满纸板书，旁征博引。
余生也晚，未及睹当年先生风采。而从1983年始，在追随先生授业的五年多时间里，每日随先生杖履，漫步康乐园中。先生于治学之道、学林掌故、古今逸事、中外趣闻，天南海北，无所不谈，令我这个问道太迟的弟子，如旱后甘霖，终身受益。遥记1985年的一天，随先生漫步于西大球场。先生执杖移至一株凤凰木下小憩，依然坐而论道。我正洗耳恭听，历史系老教授陈锡祺先生走过来说：“戴公，您在上博士课啊！”
其实，戴先生并没有“博导”的头衔。之前申报首批博士生导师，他没有申报。后来为培育可造之才，解决我的“本科学历”问题，他申报了，却因年龄超过七十岁，与陈锡祺先生一同被“驳倒”，不久办理退休。面对着人生旅程上的不平和不公，先生以平常心待之。 先生尚友古人，不为外物所累，当年的教言，留在我记忆中的有：“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有实无名，好个有名无实。”
细绎先生之微言大义，大意盖言：没有明位不要紧，要紧的是凭什么取得名位。先生对于孔子“不义而富贵，于我若浮云”之教，深有所得。又言别人不知道自己不要紧，要紧的是你有什么可以被人知道，你有没有知人之明。古人有言：“名者实之宾，实者名之本”。古往今来，有人名至实归，名实相符；有人欺世盗名，身败名裂；更多的人是有实无名，不为人知，明珠埋土。宁可有实无名，不愿有名无实，正是先生的人生价值选择。
2006年，我也申报过一次博导，则因没有项目，没有经费而被“驳倒”。其后出席一些学术场合或公众场合，每当有人介绍，“这位是中山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我都要加以纠正：“我不是‘博导\’，而是‘被驳倒\’。”我给学生上中国古代杰出人物公选课，总喜欢向学生讲授一则拙言：“面对着人生里程上的不平、屈辱与磨难，强者会活得更有尊严，更有信心，更有价值；而弱者只会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自暴自弃。”
从治学方法上，我也从先生的教言中获得教益。1981年，正在做关于买办起源的本科毕业论文，承先生示教：“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从此，我的专题研究力求在小题目上做深做细，不敢选择大而无当的题目。《宋代钞盐制度研究》所采用的纵横研究法，先生多次讲授，加上细读原著，领悟较深，终于成为我在2006年完成，由蔡鸿生先生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吴渔山及其华化天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先生又认为：史无定法，不同的方法适用于不同的学术领域和研究课题。先生多次示教，做学问要掌握多种工具和方法，犹如工匠做手艺活，刀锯凿钻，一应俱全，刀亦种类大小不一，不同的活计，用不同的刀。其中语言工具为研究中外关系史所必备，先生精通英德法等外语，直到晚年，还借助一本法文本的葡文语法学习葡萄牙语。后来治澳门史中人或以先生未通葡语为病，其实人有所长亦有所短；人生有所不为，然后能有所为。先生于此，可以无憾。
由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与熏陶，中国学者中的杰出人物，以道德人格为安身立命之本，以学问人品风骨融注成完美人格，从孔子孟子司马迁顾炎武直到陈寅恪。蔡鸿生先生将陈寅恪先生精神概括为二要一不要：“要独立自由，要脱俗求真，不要曲学阿世。”在陈寅恪先生栖身岭表的最后二十年，从康乐园中的陈门弟子刘节、梁方仲、戴裔煊诸先生，到远在京沪的季羡林、蒋天枢等诸先生，都是陈寅恪先生精神的守护者，这在当年需要有极大的勇气。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在“极左”的思想影响下，中国文化学术的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成了批判对象，给这位衰病老迈的长者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戴先生照常到陈先生家中，请益慰问。在书房中，双目失明的陈先生，从书柜上取出一份批判文章给他看，感慨地说：“这就是学生给老师上的课。”
当时有人动员戴先生写文章批判陈先生。戴先生说：“我们应该把陈先生当作一部百科全书，在他身上学知识、学方法，至于思想方面不必苛求于人。”戴先生坚信陈先生对祖国文化学术的价值，坚持尊师重道的立场。这在当年是难能可贵的。
当时的广东理论界奉命，对圈定为法家代表人物的东汉王充的著作《论衡》进行注释，聘请先生参加注释。先生根据自己多年对王充思想的系统研究，认为王充的思想属于儒家。他说：“我可以为《论衡》一书的词句做文字上的诠释，但不同意说他是法家。”在当年的政治空气之下，随处可见的是唯唯诺诺的“乡愿”，甚至“借革命以营私的投机家”。陈寅恪先生《赠蒋秉南序》曰：“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戴先生可谓得师门真传。
戴先生在亲炙陈寅恪先生的岁月，乃至陈先生身后，得出的一个深切感受是“越有学问的人越谦虚”，以陈先生为谦德的典范。平日对我的教言则为：“我对所研究的东西，知道一点点，对未研究的东西一无所知。”还在《自述》中写道：“像我这样的人，业绩不专，又不成家，同志们侪我于专家之列，声闻过情，君子所耻，过蒙奖借，能不汗颜？”同样是不可企及的谦德。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外关系史博士、教授，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本文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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