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应善做减法
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指标任务,揭阳市部分村不得不拿出集体资金帮助村民缴费参保,但随着个人缴费标准逐年提升,基层干部的筹资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6月19日《南方农村报》)。
旨在减轻群众看病负担的城乡居民医保,在揭阳一些地方,竟然成了压在村集体和基层干部背上越发沉重的一个包袱。滋生如此咄咄怪相的现实土壤,既在于信息不对称、宣传不到位导致的村民参保热情偏低,更在于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在执行参保政策时存在的职权错位和责任转嫁,使得乡村自治组织及村干部不堪重负、疲于应付,甚至不得不牺牲村集体的公共利益。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对于某些地方本就病灶重重、陷于困境的乡村治理来说,长此以往,一方面,集体经济釜底抽薪,治理所需要的发展资源会逐渐枯竭,另一方面,村官工作难度增加,治理所依赖的主体活力也会出现衰减。
这种情况,是基层治理过度行政化的突出表现。自近代以来,国家政权触角下伸速度加快、幅度扩大,关于基层治理是否应当行政化的争论不绝于耳。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制度落地,基层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关系问题,便成为决定乡村治理面貌与走向核心变量。近年来,虽然伴随治理力量下沉,村民自治组织向下的服务村民功能更为彰显,但一些地方政府仍然习惯于将行政任务分解甚至摊派给自治组织,但又无法向其赋予与实际职责相匹配的事权和财权。由此导致的后果,便是诸如居民医保这类本应释放丰厚红利的增量政策,在一些地方竟然异化为加重基层组织负担的减量措施,甚至成为加剧干群矛盾的一条引信。
这种情况,是基层治理加减法失衡的必然结果。一些地方政府对基层治理多做加法,少做减法；对于自治组织,多见层层加码,少见卸下包袱。于是乎,某某村(居)委会门口挂几十个牌子之类的新闻不时曝光,大有让人见怪不怪之感。而这些各式各样的牌子中,真正有用、还在运行的能有几何?恐怕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不得不说,这种呈现畸态的“牌子文化”“帽子文化”,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的顽疾流弊。都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但当这个“针眼”穿过的“线”越来越多,也肯定会“塞车”。治理末梢血液循环一旦出现梗阻,带来的不仅是以“形式”应付“形式”的治理麻痹,更会直接威胁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基石安全。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总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发治理主体的活力,让村干部做该做的事,是实现治理有效目标的基本前提。要结合正在进行的地方党政部门机构改革,使基层政府更多回归服务本位,进一步划清他治与自治的界限,不能将村干部变成只对基层政府负责的“办事员”和只为某些官员马首是瞻的“小跟班”。要善做减法,对那些已经丧失功能的基层治理制度、措施、工具、平台进行集中清理,通过精准修剪,去除繁枝芜叶,让村级治理更为有效地运转起来。具体到揭阳案例,参保不能作为行政任务强制推行,而是要通过信息公开、广泛宣传、案例示范等,让村民认识到参保的必要和好处。同时,对于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村庄,该个人缴纳的参保费用就应该由村民承担,而不应由集体资金埋单,不能为了参保数字好看、领导脸上有光,就置村庄公共利益于不顾,就置村官两难处境于不顾,就置长远发展大计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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