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6名中国幸存者的人生轨迹无论面对何种困境，他们永远挣扎求存
“你知道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吗？”5年前，当纪录片导演罗飞问他的中国朋友这个问题时，对方的反应十分惊讶。那时，他决心把那场世纪沉船上中国幸存者的故事拍下来，告诉全世界。罗飞是英国人，本名亚瑟·琼斯，至今在中国已居住了25年。
2021年4月，讲述6名中国人逃生故事，以及他们此后人生轨迹的纪录片《六人》在中国院线上映。大量证据显示，泰坦尼克号的6名幸存者均来自广东台山。4月27日，南方都市报、N视频记者专访了《六人》导演罗飞以及首席研究员、美籍海洋历史专家施万克，与他们一同到台山，寻访其中一名幸存者Fang Lang的家乡。重走百年前，16岁的Fang Lang怀揣梦想、远渡重洋的起点。
“他们不是懦夫，只是想活着”
1912年4月15日，泰坦尼克号撞冰山沉没，1514人遇难，当时8名中国人搭乘了泰坦尼克号，他们都是三等舱的乘客，职业是水手，其中6人在船难中活了下来。历史档案资料显示，有5名中国乘客从甲板登上了救生船，另外有1名幸存者落入水中，并抓到了木板，约30分钟后被返回的救生艇救起。
罗飞团队查阅沉船历史资料发现，当时被救起的6人，被送上救援的大船驶往美国，但因为美国的《排华法案》，惊魂未定的他们却未能踏足陆地一步，直接在一天后被送上开往古巴的船只。
“与很多归来的幸存者受到礼遇与祝贺不同，当时没有任何西方记者，询问他们的幸存的感受，和他们逃生的故事。”罗飞说，与之相反的是，8名中国乘客有6人活下来的高幸存率，却惹来当时媒体的恶意猜测与中伤。
在罗飞团队查阅大量旧报纸资料发现，90%的幸存者故事都没有关于中国人的任何信息，而剩下的10%提及中国乘客的信息，却充满了猜忌和质疑。“有人说他们穿上女人的衣服靠欺骗登上了救生船，也有人说他们藏在救生船中才得以逃生。”
为了验证5名中国人能否藏在救生艇中逃生，在纪录片中，研究团队还展示了一个特殊实验：他们与高校联合模仿当时的救生艇样式，重造了比例为1比1的模型，通过真人实验证实，5名中国人不可能藏在救生艇内而不被发现。
而为了体验最后一位中国幸存者的落水经历，作为一名潜水员的施万克，还体验了在模拟低温海水中浸泡40分钟的过程。“即使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已经把水温调节到12摄氏度，而并非当时实际的海水温度0摄氏度，我在水中坚持40分钟后那种寒冷手抖的糟糕体验，是此前从未遇过。”他说。
这一漂浮在木板上获救的元素，也成为了1998年上映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男女主角死别时的情节。该片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在纪录片《六人》的片花中坦言，那名中国幸存者或许是最后获救的乘客，“这也是我在拍摄露丝获救时的灵感来源”。
“当时救援人员的口供显示，没有任何证据看出他们逃生中有不当行为，他们是靠团结互助得以幸存。”罗飞分析说，幸存的6人都是专业水手，他们对于船难有比常人更好的警觉性，也有更机智的应对方式，或许这是他们得以幸存的原因。
“他们不是懦夫，他们只是想活着。”
“泰坦尼克号只是他们人生的小坎坷”
自2015年起，手中仅握有一份以英文字母串联拼写的中国乘客登船名单和幸存者名单资料的罗飞团队，开始极力寻找6名中国幸存者生前的蛛丝马迹，六人分别是Lee Bing、Ah Lam、Ling Hee、Chang Chip、Cheong Foo和Fang Lang。
罗飞向南都记者坦言，不规范的英文拼写，背后可对应上百个汉语名字，这成了他们调查工作中最大的挑战。为此，他们走过4个国家24个城市，花了长达两年的时间。
转折点，来自于海量信息中的一个论坛留言。
一位名叫Tom Fong的网友曾经留言讲述泰坦尼克号中国幸存者的故事。为此，研究团队通过该网友留下的账号名，大海捞针式发出了数十封邮件，幸运地在两周后得到了Tom Fong的回信：他名叫方国民，中国幸存者名单上的Fang Lang很可能就是他的父亲方荣山，而他们来自广东台山。
Fang Lang真的是方荣山吗？2018年，研究团队正式前往台山下川岛水洋村探访方荣山的族人，不少与方荣山曾有接触的亲人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口证。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兄弟有三四个，抹干眼泪笑呵呵。”首席研究员施万克回忆，在台山，在还未提及任何与泰坦尼克号有关的事情，方荣山的侄子方少英突然念起一首打油诗，描述的场景与当年泰坦尼克号中国幸存者被救起的情形高度相似。
随着更多查证，研究团队最终发现，Fang Lang的行船卡资料截止到1920年9月，而同年同月正是方荣山入境美国的时间。种种迹象表明，方荣山便是泰坦尼克号上幸存的中国人Fang Lang。
在研究团队找到的泰坦尼克号失物申报中，Fang Lang填写的遗失物清单里，也写着领带、领结、西服等物品。“这看似并不是一般水手的物品，我们后来猜测，他当时可能打算与两位朋友到美国做生意，而他的两位朋友，很可能就是泰坦尼克号上的两名中国遇难者。”罗飞说，“一场浩大的船难，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也粉碎了他的梦想”。
然而，相比其余5名幸存者人生轨迹，Fang Lang或许已属“幸运”。根据研究团队的调查，在劫后余生中，Chang Chip在后续某次航行中染上肺病，很快病死在伦敦，这距离他从船难中逃生还不到两年。此外，Lee Bing辗转移民到加拿大，还在那开过一家咖啡厅；Ah Lam和Ling Hee仍在继续做船员，但前者1920年被遣送回香港后消失，后者1920年在印度失联。还有一位Cheong Foo，因同音的名字实在太多，目前仍未确认身份。
“泰坦尼克号，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只是人生的小坎坷。”罗飞感言到。施万克则称，在了解6名中国幸存者的更多人生轨迹过程中，他越发对他们产生敬佩。“无论面对人生何种困境，他们永远挣扎求存，努力向前。”
“《排华法案》应记在美国暴行清单中”
据方荣山的儿子方国民回忆，他的父亲方荣山60岁才在香港结婚，随后与妻子前往美国。他两次创业，开洗衣房、开餐厅，但都以失败告终，生活也格外清贫。后来他与妻子离婚，独自住在了唐人街的旧社区。
出乎意料的是，方国民其实从来没有听父亲方荣山亲口讲述泰坦尼克号的往事，在接到《六人》摄制组发来的邮件之前，他只从亲朋好友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一个模糊的轮廓，意识到父亲的人生轨迹或许曾与泰坦尼克号交汇。制作组的拍摄邀请，成了方国民心中一场“寻根”之旅。
方荣山为什么愿意对远在大洋彼岸的故乡亲友敞开心扉，却对身边至亲的妻儿守口如瓶？罗飞猜测，这与方荣山颠簸半生的经历有关。“没有合法的身份，没有固定的住所，甚至连名字都亦真亦假，随时冒着被遣返的风险，直到年过半百才渐渐安生，娶妻生子。但安稳的生活没能抚平他心底的不安，为了预防过去经历可能带来的麻烦，方荣山最终选择将一切秘密封存”。
方荣山不是唯一沉默的人。罗飞提到，在西方国家，但凡家族中有人能与泰坦尼克号沾上一点边，都能成为人们展示炫耀的资本，可这六个中国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人则不然。在《六人》的策划和拍摄过程中，尽管摄制组多方争取，还是有两位幸存者的后人拒绝了参与拍摄。
“我其实特别理解他们的顾虑。”罗飞说，“在我们查阅到的历史报道中，有关中国幸存者的部分几乎全是负面的。这些谣言最终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担忧的种子，让他们担心同泰坦尼克号扯上关系是可耻的”。
罗飞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华人是美国社会里最边缘化的“他者”，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反面角色，他们是“最理想”的谴责对象。而如今，傲慢的种族偏见在美国社会依然屡见不鲜，而近年来种族主义在美国更是频频露头。
电影《泰坦尼克号》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也监制了这部纪录片。他在受访时表示，当年美国《排华法案》是特别针对中国人设置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在美国修建铁路，他们被当做廉价劳动力被剥削了这么久，但因为《排华法案》，突然不能来美国了。在我心中，此举应当在美国暴行清单加上一笔。”
“沉默才是最大的问题，但我们至少能开始公开讨论它了，这个过程必然是痛苦的。但只有这样，所有问题才有被看到和解决的可能。”
出品：南都即时
采写：南都记者 余毅菁 罗忠明 实习生 翁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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