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抹去”的6名幸存者 他们是泰坦尼克号幸存的中国人英国导演前往江门等地拍摄纪录片还原历史真相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海报。受访者供图

为拍摄，罗飞（中）和施万克（左）走遍20多座城市，图为海报。受访者供图

台山华侨在家乡盖的房子。李大川摄

如果泰坦尼克号没有撞上冰山，身处三等舱的乘客方森（又名“方荣山”）将在纽约下船，然后被派往美国的一艘轮船当锅炉工。

方森是广东江门台山市下川岛水洋村人，与他一同登上这艘船的还有7名中国人，均来自江门台山。此番远涉重洋，方森认为自己还有更大的舞台，远期目标是能拥有一间商铺，甚至开一家公司。孰料他的梦想因那场令世人震惊的海难破灭了。

1912年4月14日晚，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沉入大西洋。据不完全统计，船上的2224名船员和旅客，最终生还了705人。方森和他的同伴，是其中6名幸存者。

泰坦尼克号海难的多数幸存者，被前来营救的卡帕西亚号送往纽约，受到英雄般的礼遇。但由于《排华法案》，6名中国幸存者未能获准入境，只好返回大西洋，被送往古巴，他们的求生经历还遭到西方媒体的诋毁。

船沉没的瞬间，真相也沉没了。

“几乎每个幸存者的故事都被完整记录下来，唯独这些中国人无人知晓。”2015年，英国导演罗飞和美国海事历史学家史蒂文·施万克开始了《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下称《六人》）的拍摄。6年间，他们前往包括江门台山在内的海内外20多个城市，只为追寻这6人的足迹。

2021年4月16日，《六人》在中国院线上映。罗飞说，这不仅是六名幸存者的遭遇，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亚裔种族仍面临被歧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依旧值得我们正视和反思。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刘长欣实习生赵慧琳统筹：何雪峰

两份名单

不信这6人凭空消失了

施万克和罗飞均在中国定居多年，讲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前者来自美国，是一名海事历史学研究者；后者来自英国，毕业于剑桥大学，是一位纪录片导演。

此前两人合作拍摄了中国打捞英国潜艇“海神号”的故事，2013年纪录片《海神号事件》上映。拍摄期间，施万克无意中读到泰坦尼克号上有关中国人的资料，由此萌生了再拍一部纪录片的念头。

一开始，罗飞的想法并不强烈。直到他发现，在与中国朋友们交流时，对方的反应无一例外均是：“泰坦尼克号上竟然有中国人？”

罗飞意识到，尽管电影《泰坦尼克号》中主角杰克和露丝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这艘船与中国相关的历史仍处在一个鲜有人知晓的模糊地带。

“从头到尾我们都有一种责任感，一定要去拍个故事。”罗飞对南方日报记者说，他们不相信，那六位中国幸存者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一开始，施万克和罗飞手上的线索，仅是两张泛黄的纸片，一张是“泰坦尼克号”上的旅客名单，上面记载了8位中国旅客的姓名：AhLam,FangLang,LenLam,CheongFoo,ChangChip,LingHee,LeeBing,LeeLing。他们中年龄最小的24岁，最大的37岁。另一张是6名中国籍幸存者的名单。

“这些名字都是用罗马英文写的，很难看出来这是什么名字，用的是粤语还是普通话，是客家话还是闽南话。”施万克说。

幸存者名单中的“CheongFoo”，一度让罗飞困扰。“我们感觉到他不识字”，他说，在调查中他们均找到了其他幸存者的中文签名，但“CheongFoo”每次都是以英文名字出现，“我们找了一年多，见了几十个人”，最终还是没能确认CheongFoo的去向。

每次找到疑似幸存者的后代，罗飞团队都会问有没有一些与泰坦尼克号有关的家族故事，或是先辈经历过什么沉没事件。“如果他们一点印象都没有，可能性就比较小了。”罗飞说。

仅依据两份名单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蛛丝马迹，按施万克的话来说，无异于“大海捞针”，有时，他们不得不借助一些“笨”方法。

在一个与泰坦尼克号有关的网站中，一位ID为TomKFong的网友，自称是幸存者FangLang的后代。只是当时这个ID已经注销。罗飞团队变换不同邮箱后缀给这名网友发邮件。两周后，他们收到了回复，并在美国威斯康辛州见到了Tom（中文名“方国民”）。方国民向施万克展示了他父亲的照片，并声称FangLang的真名其实叫方荣山，是自己的父亲。

“我们跟方国民交流完，施万克在车里对我说，他相信这个故事。”罗飞回忆道。

三个名字

互为印证线索牵出真相

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后，FangLang没能登上救生艇，落水后，他把自己绑在一块门板上，最终被唯一返回的14号救生艇救起。这也成为电影《泰坦尼克号》中露丝获救的灵感来源。

FangLang使用过多个名字。在方国民的口中，他叫方荣山；在老家人的记忆里，他的名字是方森；在登上泰坦尼克号时，他的名字是“FangLang”。

台山籍华侨李大川对此并不奇怪，他也是这部影片的志愿研究者。李大川对南方日报记者说，在那个年代，很多华工有两个名字，一个是乳名，一个是成年后的名字。

施万克说：“最早我们知道泰坦尼克号幸存者名单上有一个人叫FangLang，后来知道还有一个人叫方荣山（方森），我们要把这两个故事、两个名字合起来互相证明。”

而进行互证的其他线索，指向江门台山。

江门是中国著名侨乡，目前海外有400多万江门籍华侨，而台山更是拥有悠久的出洋谋生历史，从18世纪起，就有不少台山人漂洋过海，在欧美、南洋等地讨生活。

罗飞团队在研究中发现，这些中国幸存者是在香港找到工作的，这有理由相信他们来自香港附近，进一步的调查则显示，他们可能就来自江门台山。

从2016年起，罗飞去了台山四次，陪同他一同前往的还有李大川。李大川主要负责台山方面资料的搜寻和寻找幸存者的亲属，他说，遇到的最大难题一方面是年代久远，另一方面是要从“很不可靠”的资料中找寻出可跟踪的线索。

在台山找人，罗飞也总结了一些窍门，比如在下川岛，姓方的或姓李的村子没几个，“很明显，姓方的就住在这个村，姓李的住在那个村”。团队借助翻看族谱，查阅档案馆、博物馆的资料，咨询当地历史学家等，锁定了FangLang有可能生活的村子。

2018年，罗飞团队前往台山正式拍摄，拍摄中，一个意料之外的情节出现在镜头中。在与施万克的交流中，方森的侄孙很自然地主动谈及，方森曾给他寄过一首打油诗：“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兄弟有三四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这首简洁又押韵的小诗，让施万克心中一颤：“与方森从水中被救起的情况一模一样，这肯定是方森自己写出来的诗。”在他看来，这首诗含蓄讲述了那段不为人知的逃生经历。

这让罗飞团队更加肯定，方森就是方荣山，就是那位最后获救的中国人FangLang。

一个故事

到老仍在给家乡寄钱的人

根据多方资料，罗飞团队拼凑起了FangLang的一生。

泰坦尼克号海难之后，由于美国《排华法案》等原因，他无法入境。后来，他在一艘运输水果的货船上工作了8年，又偷偷非法入境美国。直到花甲之年，FangLang才以“方荣山”的名字获得美国的合法身份，能够结婚。他的妻子也是中国人，比FangLang小40多岁，但婚后不久两人便离婚了。

对于自己曾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FangLang极少谈及。前妻也说，他是个神秘的人。

方国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父亲的人生故事，以及父亲与那场海难的渊源。直到后来有亲戚告诉他：“你的父亲当时在泰坦尼克号上。”

为什么父亲不告诉他？施万克分析，这种谨慎或与FangLang的“偷渡者”身份有关。

1882年实施的《排华法案》，是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该法案实施后，美国国内对华人的憎恶愈演愈烈，在美华人很少有机会与家人重聚，也很难在新家园开始生活，许多华人因种族不同遭到残酷殴打，工作受到不公平待遇。

泰坦尼克号海难发生后，美国媒体对6名中国幸存者的报道中也充斥着偏见与指责，“中国人男扮女装登上救生艇”“中国苦力偷偷藏在救生艇中逃过一劫”……

罗飞说，“他们一直面临种族主义歧视，他们害怕被赶走，害怕影响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所以在美国很少提起这些事。”

即便离开家乡多年，方森时常会给广东老家的亲戚写信，讲述自己的生活，信中会提到“上周去了医院”，还会给家里寄照片或寄钱。

在台山亲人的口中，方森在海外活得比较光鲜。

“他们在中国的亲戚，觉得他出国了，肯定挣很多钱，生活很愉快。”施万克说，事实并非如此。

方森的前妻向施万克分享过当初结婚时的一个细节。当她搬去方森的住所时，被那份寒酸“惊吓”到了，“到了那里，她才发现他不是个很有钱的人，他住在一个小房间里，职业是服务员。”

施万克觉得，方森是个很矛盾的人，“他不告诉亲儿子他的个人历史，但与远方的亲戚会敞开心扉。你想想，他一直当餐厅服务员，能赚多少钱？但每次寄信，都会说这10美金给谁，或者多少钱给谁。”

罗飞分析，很多华人搬到美国后，出于对家乡人的责任感以及对家乡的情感牵绊，认为寄信、寄钱是应做的事。

“台山的很多建筑都是由华侨捐赠的，他们到海外就是为了赚了钱就回乡娶妻生子建屋，他们只当自己是"路过的人"，大部分人没有意愿在海外传宗接代。”李大川说。

六人幸存

他们的求生经历堪称奇迹

在罗飞团队的努力下，登上泰坦尼克号的几位中国乘客，不再是名单上用英文拼写的名字。

根据调查结果，LeeLing和LenLam因海难离世，其余六人幸存。

李大川说，“有99.9%的可能性，能判断六位幸存者是从台山出去的。”

因各种各样的原因，相比FangLang较为明晰的人生故事，其他幸存者仍是面目模糊的样子：在劫后余生中，LeeBing辗转移民到加拿大，还在那开过一家咖啡厅；AhLam和LingHee仍在继续做船员，但前者1920年被遣送回香港后消失，后者同于1920年在印度失联。ChangChip在后续某次航行中染上肺病，很快病死在伦敦，这距离他从船难中逃生还不到两年。还有一位CheongFoo，因同音的名字实在太多，目前仍未确认他的身份。

拍摄《六人》，罗飞和施万克遇到了太多不认可和反对的声音。

有人认为这项工作难度太大，要找到100多年前的6个人“根本不可能”。有人认为，这6个人的幸存故事已被下了定论，坚称他们逃生的经历“不道德”。还有人揣测罗飞和施万克拍这部纪录片是为了美化这个故事。

施万克不想否认那些已经成为定论的研究，但也不想一味接受。他只是想“重新看一下，客观地看一看”。

这次海难中幸存下来的6名中国人，他们的求生经历堪称奇迹——这起人类史上最大海难的生还率仅有31%，中国乘客的生存率高达75%。

船沉没的瞬间，真相也沉没了，只剩下不同人的想象。

关于登上C号救生艇逃生的4名中国人，当时一种被广泛报道的说法是：他们是假扮女人逃进救生船，藏在椅子下方，并挤占了女性与孩子的逃生舱位。

施万克1:1还原了4名中国幸存者跳上的C号救生艇，由4名学生模拟幸存者，像报道所说的那样藏在座位底下，结果发现非常显眼，“根本不可能没人发现”。

在重新梳理了相关报道后，罗飞发现对中国幸存者有上述指责与猜疑的，均为美国人、英国人。

影片拍摄期间，施万克体验了在冷水里浸泡和漂浮的过程。沉船当晚的水温在0摄氏度左右，由于太危险，实验人员将水温设置在了12摄氏度。泡在水里没多久，施万克就四肢僵硬，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施万克分析：“方森在水里最多能坚持二三十分钟，超过这个时间，基本上就不能动弹了。然后，他用绳子将自己绑在木板上，坚持的时间能更久一些。”

中国乘客75%的高生还率，是让他们成为众矢之的的原因之一。李大川说，这6名中国幸存者有可能是渔民出身，“本身水性很好，同时年纪轻轻就到外面打工，相比船上的达官显贵，生存能力和求生能力更强。”

罗飞觉得，除了幸运，中国人骨子里的冷静机变，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求生的希望，让他们得以生还。

《六人》的主线是寻找这6名中国幸存者，那个时代中国劳工在海外的境遇等历史背景穿插其中。

电影《泰坦尼克号》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说，《排华法案》是特别针对中国人设置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在美国修建铁路，他们被当做廉价劳动力被剥削了这么久，但因为《排华法案》，突然中国人不能来美国了。这应当加在我心中的美国暴行清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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