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会那伏村里的抗战“烽火”
走进四面环山的新会那伏村，古朴的村居错落有致，沿着碎石铺设的小路深入村落，村居古屋前的花草在风中摇曳着细碎的光影，为静默的村居带来了一抹盈绿的生机，当地老人倚坐在阴凉处谈笑风生。80年前，这里曾弥漫着抗战的硝烟，英勇的侨乡军民团结在一起，谱写了一曲壮烈的抗战赞歌。
记者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寻访当年被掠夺作为日军指挥部的旧址，透过一面面古老的石墙，聆听一段段往昔的故事。从日军进犯，到“拨乱反正”，再到反攻获胜……那伏村的抗战故事，不仅刻印在布满历史尘埃的建筑中，更烙印在当地人们的心中。
日伪军进犯“包围”那伏
1938年，日寇进犯广东，广州、江会等地相继沦陷。面对日寇的践踏，侨乡大地掀起了全民抗战浪潮，在山村田野间打响了一场场英勇的乡土保卫战。
1939年，日寇在进犯三江后，逐渐把魔爪伸向了更南处，抗战的“烽火”也烧到古井、沙堆等地。1940年2月7日，一股300多人的日伪军登陆龙泉，炮轰驻扎于古井网山的新会县义勇游击大队（以下简称“义游”）驻地，被义游英勇击退。6天后，日伪军800多人分三路大军进犯，其中一支日伪军被“义游”特务长高勤率队阻击。战斗期间，驻大环围的“义游”部分部队被俘投敌，副大队长钟炎如等撤往沙堆、梅阁等地，古井就此沦陷。古井沦陷后，日寇把日伪军“华南挺进总队”扩编为日伪华南军，方正华任司令，司令部就设于沙堆那伏村内。
“当时这里的房屋并没有现在那么多，方正华和日寇军官就掠夺当地修建得比较好的民居作为藏身地。”当地村民高策说。那伏村内，有一栋别墅式青砖侨房外墙墙面盖满了岁月的灰尘。走进屋内，虽然部分木质结构受损，墙壁上也布满了灰尘，但墙面上的精致壁画、黄蓝颜色的彩窗玻璃、实木打造的防蛀旋转楼梯……无一不表明这栋砖瓦房当年建成时的富丽堂皇。“当时日军选这幢房子，除了因为它漂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安全性很高。”高策指着大门上方房顶的一处长方形洞口说，“有人来访时，屋内的人就可以从这里看见”。
“当时驻扎在这里的日军其实不多，只有12人，都住在这里。日伪军就比较多，有800多人。他们小部分住在高氏大宗祠堂，更多的驻扎在附近的五个山头上。”站在二楼的小阳台上，同行的村民高洪恩指着远处的连绵山脉说。那伏村三面环山，一面面朝公路，这样的地形易守难攻，为游击队赶走侵略军增加了困难。
1940年4月5日，退守沙堆、梅阁一带的“义游”一部为保地盘，也率部向日伪投降。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中共江南区工委派出胡寿康、何克中等党员，在“义游”中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成功策动此前投敌的“义游”官兵反正立功，同时加派人员假投降以开展活动，一场英勇的反攻蓄势待发。
“拨乱反正”吹起反攻号角
“方正华就是在这里被抓的！”当地村民高光荣指着别墅式青砖房附近的一栋青石砖瓦房的门口说道，房屋有两层高，二层的木床就是方正华每日休息的地方。
1940年6月3日，“义游”投敌部队“拨乱反正”，兵分两路进攻那伏日伪军司令部及其在古井的驻地，里应外合活捉日伪华南军司令方正华等6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听老一辈说高勤长得很高大，"义游"把方正华"骗"到门口，高勤就扑上去把方正华擒住。”凉爽的穿堂风阵阵拂过，但记者还是从高光荣的语句中感受到了当时情境的激烈。高勤在1986年的演讲中也回忆了这段历史：“适他（方正华）与几位伪官员座谈，突见我到。即谓有事共商，余突然拔枪随同人员一致眼疾手快，将其制服。”
“当时日寇军官村上正好在古井巡逻，"义游"没抓到他，就派人埋伏在二岭山的山头。几个小时后村上得知日伪军被活捉后想杀回那伏村，还没进村就被打跑了。”高洪恩指引记者看向一座稍矮的山头，从古井到那伏村，二岭山下的那一段路是必经之路。后来，其他两路“义游”部队顺势收复了古井，活捉伪大队长陈壁泉，只有藏匿于龟山下泗冲的村上逃回了江门。
这次大捷，开创了广东民众武装抗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如今的那伏村，随处都能感受到新会乡村的宁静安逸，而这里的抗战故事，也铭刻在每一位村民的心中，口口相传。
（文/图皇智尧冯洁滢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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