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他们的故事
广州解放70周年
今天的广州城，繁花似锦，已成颇具国际范的现代化大都市。社会安定繁荣，人民生活幸福。在这个光荣的日子里，我们最难忘怀的是那些为广州解放挥洒热血的先烈们。他们，牺牲在广州解放前夜。有人牺牲前还在默念“新中国，万岁”，有人牺牲了还死死地压着敌人。怀念先烈们和前辈们，就是要更加珍爱今日的美好生活，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将广州建设得更加美丽，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战斗结束后，我在一个小山头上找到黄家广，当时他已身负重伤，全身有四个弹眼，肠子都流出来了。我把他抱在怀里，鼓励他坚持住。他艰难地摆摆手说：“我不行了……请报告指导员，二排人在阵地在……”
——王敏
每到一地，他（潘玉德）都担水烧好给班里战士烫脚，把洗脚盆装上水端到每个战士跟前，战士都累得躺下就睡着了，他一个一个喊醒叫他们烫脚。所以他是爱兵模范，也是爱民模范。
——王敏
讲述人：王敏，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4军132师395团离休干部，87岁
19岁通讯兵牺牲前说“新中国，万岁”
我出生于1932年，15岁时参军，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1949年，我们132师395团作为前卫团挺进广州时，我是三连的文化干事，主要任务是宣传发动士气，因此必须冲在战斗的最前线。进军广州时，我们在10月12日晚到达从化云台山，晚上9点多与蒋军107师321团遭遇，经历了解放广州前的最后一场战斗。
如今，70年过去，我也成为经历过这场战斗唯一健在的老战士。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激烈战斗和驻守广东、守备广州的峥嵘岁月，我还是不禁泪如泉涌，感慨万千。
在云台山战斗中，我们三连受命夺取云台山主峰，狙击敌人向广州逃跑，二排担任主攻。当时，到处都是一片枪炮声，脑子里根本不可能有其他的，只想着多歼灭敌人。经过20多分钟激战，云台山主峰控制在我们手中，敌人为了逃跑，拼命向主峰反扑，连长授命通讯员黄家广去二排了解情况。
黄家广和我是东北老乡，当时年仅19岁。当他完成任务，带着二排“人在阵地在”的保证返回途中，发现二排的侧后方有一股敌人正在偷袭。此时，回去报信已经来不及了，于是黄家广当机立断，占据有利地形并鸣枪报告二排，同时阻击敌人。部队听到枪声，知道遭遇偷袭之敌，马上调整部署，组织火力，消灭了偷袭的敌人。不过，黄家广的这一举动也引来了敌人猛烈的子弹，他最终倒在血泊里。
战斗结束后，我在一个小山头上找到黄家广，当时他已身负重伤，全身有四个弹眼，肠子都流出来了。我把他抱在怀里，鼓励他坚持住。他艰难地摆摆手说：“我不行了……请报告指导员，二排人在阵地在……”
当我问他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捎给家里人时，他说：“如果见到我的父母亲，告诉他们，我没有给他们丢脸，我已经胜利地完成任务了！”奄奄一息的他，嘴里还轻轻念着“新中国，万岁”，然后缓缓闭上了眼，就这样长眠于云台山上。
还有6班班长潘玉德，也是牺牲在敌人的阵地上面。他牺牲时，冲锋枪已经打坏了，当我们发现他的遗体时，他身底下还紧紧地压着一个国民党士兵，两个人是抱在一起死的。
还记得，在他准备上阵地之前我去看他，当时他从兜里面掏出来一个“毛泽东爱民模范奖章”交给我说：“王干事,我这儿有个奖章，你给我保存一下，我要能下来你就还给我，我要下不来我就送给你，或者你就替我交给组织。”我说你会下来的，放心吧，我揣兜里了。
他是我们师爱民模范，外号叫“二十担”，为什么叫“二十担”呢？他每到一地，一住下，就给每家老乡挑一担水，南下途中每天都要走路，五六十里路、七八十里路那么走，到地方他一定要给老乡把水缸都挑满，所以他就得个外号叫“二十担”。他不仅仅是爱护老百姓，对他班里战士也很关心。每到一地，他都担水，用烧好水给班里战士烫脚，把洗脚盆装上水端到每个战士跟前，战士都累得躺下就睡着了，他一个一个喊醒叫他们烫脚。所以他是爱兵模范，也是爱民模范。
最终，这枚奖章我没能还给他。多年来，我苦苦寻找他的家人，却一直毫无音信。直到2009年，在参加广州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时，从化邀请我去讲广州解放的战斗时，我将这枚奖章捐赠给了从化历史博物馆。
（记录：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申卉）
部队南下途中，上级首长关心毛和发，让他带一个骑兵排绕道去河南老家看望分别20年没有见面的老母亲。在乡亲的带领下，丈夫在山里找到了他的母亲。母亲搭了个窝棚居住，早已满头白发，等了儿子十七年，双眼已经看不见了。
——李凤兰
有一次在看戏的过程中，一名特务混迹在队伍里，突然掏出匕首刺向“目标显眼”的丈夫。这个动作被旁边两个警卫员看到，迅速阻止了。看完戏后，丈夫一行人上车，结果车上的8个人里有3个是特务，对方的子弹都上了膛。警卫员又与特务进行了一番激烈对峙。
——李凤兰
讲述人：李凤兰，开国少将毛和发遗孀，88岁
“毛大个”脸上的酒窝是子弹打出来的
我是吉林白城人，1931年出生，1948年入伍，1949年2月入党。第四野战军44军132师副师长、开国少将毛和发是解放广州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也是我的丈夫。他出生于1919年，12岁就参加了红军，1999年离世。1948年8月，我与毛和发订婚，同年11月结婚。他当时29岁，任132师394团团长；而我只有17岁，在132师师部做宣传员。
解放广州行军路上孩子夭折
1949年，天津解放后，丈夫带领先头部队，接下了解放广州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当时部队里很多女同志选择留在了北方，我不愿意。结婚后，便一心想着要随丈夫一起南下。当年4月，我们所在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经天津挥师南下，走到江西，经过休整后，9月开始向广东进发。
没有想到的是，我在从东北出发的时候就怀孕了。由于大着肚子不方便骑马，所以我一路跟大部队走了下来。当时我只有18岁，对怎么照顾自己都不明白，再加上沿途颠簸劳累，患上疟疾，高烧几天不退。怀孕7个月的时候，我在江西早产了，孩子生下来没多久便夭折。
还记得部队南下途中，上级首长关心毛和发，让他带一个骑兵排绕道去河南老家看望分别20年没有见面的老母亲。在乡亲带领下，丈夫在山里找到了他的母亲。母亲搭了个窝棚居住，早已满头白发，等了儿子十七年，双眼已经看不见了。
母亲将这位高大健壮的青年从头摸到脚，一下子就认出了自己的“小黑子”，紧抱着儿子放声大哭。她问儿子，为什么这么多年没能给家里捎个信？
和母亲短暂相聚后，丈夫忍痛安置好母亲，便带领部队继续南下。当时他承诺解放广州后就来接老母亲，结果在1950年丈夫接到母亲病故的消息。
解放军进城当晚骑楼廊道睡觉
1949年10月11日，132师连续两昼夜奔袭，于10月14日傍晚，进入广州市郊沙河至黄花岗向市中心推进。到14日晚，战斗才全部结束。
部队进入广州后，为了不打扰城中民众的休息，经过多天奔波的战士们在夜里疲惫地当街休整。第二天老百姓一打开门，好家伙，骑楼廊道里整整齐齐排着一路在睡觉的兵哥哥！由于战争，城里的老百姓们一开始对所有部队都感到很害怕。但解放军战士们的举动感动了许多民众。街坊们热心地给战士们送上吃的喝的。
解放广州后，132师留下来守备广州，第一年清剿在城中的特务，第二年在郊区和周边城市剿匪。在城市警备的过程中，丈夫毛和发也经历了很多次惊险时刻。
我和丈夫育有5个子女，他们后来都从军了。算起来，我们一家总共出了13个军人。在丈夫毛和发军旅生涯中，这个身高185厘米的“毛大个”身上留下了9处枪伤，其中7处重伤，身上残留的弹片数都数不过来。他脸上的“酒窝”，其实是子弹打出来的！1999年，他去世后，我们还在他的骨灰里发现了两块残留的炮弹皮。
（记录：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申卉）
讲述人：马玉明，广州悬挂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缝制者马明之妹，93岁
窗帘布、球衣缝出第一面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14日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广州，结束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广州宣告解放。15日清晨，当红日从东方升起时，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从长堤大马路东亚大酒店三楼的窗口悬挂出来。这是广州悬挂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姐姐通宵加班赶制五星红旗
这面五星红旗的缝制者是东亚大酒店的车衣工马明，她是我的四姐。解放那年，四姐33岁，我23岁，刚刚进入先施公司工作不到一年，做床上用品和针织品的售货员，我平常就住在旁边东亚大酒店四姐的员工宿舍里。
为了保护我，四姐没让我了解得太清楚。但我还记得，10月14日那天，先施公司暂停营业，我去了四姐位于三楼的宿舍，但她很晚都没有回来。我知道她的车衣间就在二楼，所以下去找她。在她的缝纫机旁，我看到几颗黄布裁成的星星，便拿起来问她是什么东西这么漂亮，她回我说“不要碰不要碰”，没有告诉我做的是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五星红旗上的星星。这面旗帜来之不易呀。那天晚上，四姐和她的同事、地下党员萧响三从地下电台听到解放大军进城，激动不已。他们从萧响三的爱人从香港辗转寄来的《大公报》上，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样，决定缝制一面五星红旗。时间这么紧，哪儿来的红布和黄布？刚好东亚大酒店为庆祝中秋正在布置橱窗和新制窗帘，购置了12匹红布，剩下了一些。而黄布则来自四姐同事身穿的黄色球衣。她通宵加班，缝制出了五星红旗。
15日清晨，四姐的几个同事萧响三、刘广源、马寿等把五星红旗从东亚酒店三楼的窗口举出，悬挂在马路之上，我也跟着去看。把旗举出窗外的是马寿。酒店有一名高管曾阻止他们挂国旗，说这样做太莽撞。不过大家都衷心欢迎解放军进城，没有人理会他。
90年见证新中国发展历程
我出生于1926年，可以说是从最艰难的时代过来的。1938年，日本军队还没打到广州，我们一家十口人南下逃难，徒步走了足足一个月，经过番禺、中山十多个县市才到香港。我的妈妈是缠小脚的，走不动，我就背着她走。两个侄女，一个4岁，另一个才2岁。途经番禺时，日军刚刚进村，我们几姐妹躲在草堆里，满脸抹黑灰，跑出村子时，还听到枪声。
到香港后，我的大哥在跑马地开了一家很小的凉茶店，但没多久因为逃难奔波，染病3天就去世了。余下的我们生活也非常艰难。后来，香港也沦陷了。因为家里没米，我们被迫去日军那里排队领米，亲眼看着几个难民死在日军手上。我自己也差点被日本士兵追上，拼了命跑上半山才逃过一劫，那一年我才15岁。
后来，我们回到广州。刚回来时，因为积蓄已经全部用光，又还没找到工作，家里几口人差点饿死。是大嫂天天去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菜叶子，和最便宜的玉米煮在一起，才让我们熬过那段时间。
但是，在先施公司工作没多久，我已经感受到局势的紧张。那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商业也萧条，有时上一天班也做不成几单生意。社会秩序开始混乱，偷盗抢劫时有发生。解放后，新政府接收先施公司，一度更名为中心门市部，我也成了门市部员工。没多久，我就发现物价平稳下来，人们的购买力上升了，生活得到改善。
再后来，我们百货公司搬去南方大厦，我就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这90多年来，我看着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光明的新中国。我小时候，要好几年才会看到一栋新建的矮楼，现在一年半载就冒出几栋高楼大厦。
（记录：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方晴）
讲述人：王敏
当我问他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捎给家里人时，他说：“如果见到我的父母亲，告诉他们，我没有给他们丢脸，我已经胜利地完成任务了！”奄奄一息的他，嘴里还轻轻念着“新中国，万岁”。
讲述人：李凤兰
部队进入广州后，为了不打扰城中民众的休息，经过多天奔波的战士们在夜里疲惫地当街休整。第二天老百姓一打开门，好家伙，骑楼廊道里整整齐齐排着一路在睡觉的兵哥哥！
讲述人：马玉明
那天晚上，四姐和她的同事、地下党员萧响三从地下电台听到解放大军进城，激动不已。他们从萧响三的爱人从香港辗转寄来的《大公报》上，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样，决定缝制一面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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