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籍院士、微生物药学和肿瘤药理学家甄永苏：推进医药研究 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甄永苏。

平阳霉素——一种从浙江平阳县土壤放线菌中分离得到的抗肿瘤抗生素，是博来霉素类新药。从1978投产至今，已成为我国临床常用的抗癌药物，造福无数患者。研发平阳霉素的背后，是甄院士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研究团队密切合作以及创新方法的结果。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届大学生，甄永苏的科研之路极有代表性：在困难时期，凭着对科学的热爱和社会责任感，想方设法突破技术难关；有走出去的机会，能充分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开展研究，报效祖国。

甄永苏院士简介

甄永苏，祖籍广东开平，1931年生于台山县公益埠，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教授。195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是新中国培养的首批大学生。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19年8月，中国医学科学院成立学术咨询委员会并设立学部，甄永苏任学部委员。

甄永苏是我国抗肿瘤抗生素研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主持了包括平阳霉素等多种抗肿瘤抗生素的研究开发。在国内率先开展了抗肿瘤单抗导向药物研究；提出了以“核苷转运”作为靶点，利用核苷转运抑制剂增强抗癌药物疗效的新策略。

新中国的第一届大学生

提起童年，甄永苏依然记忆深刻。

甄永苏告诉记者，他的出生地公益埠（镇），是由华侨建起。小镇格局类似纽约曼哈顿，有整齐的马路，镇中心还有商业街。当地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都相当发达。“我印象最深的是，有马戏团乘火车到台山来表演，我首次见到大象、狮子，感觉特别兴奋。”讲起童年的故事，甄永苏兴致勃勃。

那时有一位华侨从美国归来，送了甄永苏家一张旧金山的鸟瞰图。“父亲也觉得不错，把它贴在墙上，我天天看，看到完全跟家乡的情况不一样，港湾很大，有很多船，特别是金门大桥，那时候刚建成，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也因此，我从小非常希望了解外面的世界。”

甄永苏的父亲是一位远近颇有名气的牙医，重视子女教育，家里6个子女都接受了高中以上教育，在当时并不多见。

后来，日寇侵华战火烧到了甄永苏的家乡。甄永苏回忆，公益埠因为有铁路，也被日军轰炸。“那时候日机随时来轰炸，飞机飞得很低！”他记得，家里的墙都被炸歪了，只得用竹架临时支撑起来，全家到别处避难。

而随着时局动荡，甄永苏小学6年换了5所学校，初中阶段先后在两所学校学习，逃难成了日常生活。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甄永苏一家返回家园，继续在开平市风采中学初中学习。1946年，甄永苏考入台山市公益埠的省立越华中学读高中。1949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山大学医学院。那一年中山大学医学院入学考试仅仅录取了32人。11月，广州解放。年底，推迟入学的甄永苏走进校园，成为新中国第一届大学生。

提起选择学医的理由，甄永苏的理由非常实际：“在当时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医生是稳定的职业”。不过，进入大学的甄永苏，很快有了新目标：“要为新中国建设做贡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学里，甄永苏还遇到了其一生的伴侣陈妙兰，他们1954年毕业后一同分配到北京的中央卫生研究院（现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前身）工作，并于1955年结婚。甄永苏说，他们是“同龄、同乡、同学、同事、同行”。陈妙兰是肿瘤病理学家，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卫生部肿瘤防治研究领导组常务副组长。两人可谓志同道合，为肿瘤防治研究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27岁开始扛起研究重任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正是医药研究取得划时代突破的岁月，抗生素家族的研究进展尤为瞩目。二战期间，青霉素在临床上验证了史无前例的神奇效果，之后，链霉素、氯霉素、金霉素、土霉素、四环素、红霉素等抗生素相继研制成功。

1949年，新中国成立。抗生素药物研究与生产被列为国家重点发展项目。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期间，青霉素的现代化生产率先实现。由于抗生素的应用，曾经的“不治之症”如伤寒、肺结核等，都有了较好的治疗药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抗生素是国家重点研发的领域。1956年提出的“十二年规划”中，抗生素也位列其中。这一年，中央卫生研究院正式更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并成立了抗生素系。甄永苏回忆道：“1956年，沈其震院长抓住抗生素研究领域的新生长点，让我们开展抗肿瘤抗生素的研究。在王蘅文教授指导下，我着手查阅文献、学习和掌握方法，并和当时新建立的抗生素系合作，开始初步研究。”

到了1958年10月，抗生素系扩大，建立抗生素研究所，甄永苏等青年科研骨干被调入该所。几十年后，甄永苏依然记得当时沈其震院长找他谈话，语重心长地说：“为发展我国抗生素事业，不久将成立抗生素研究所，院领导决定调你到该所工作，加强抗肿瘤抗生素研究，望你很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当时甄永苏年仅27岁，参加工作也只有4年，沈其震院长的信任和关怀令他十分感动。

新建立的抗生素研究所提出了寻找新抗生素的三大任务：抗细菌、抗肿瘤和抗病毒。1958年11月，抗生素研究所成立各研究组，甄永苏任肿瘤研究组组长。肿瘤研究组后来改为研究室，甄永苏任主任。这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

仅凭干劲做不好科研工作

从表面上看药物筛选是一项很常规的工作，但实际上，寻找抗肿瘤抗生素，是一项可以用“大海捞针”来形容的艰巨任务。

微生物广泛存在于自然界。据报道，在1克土壤中可能有1亿个细菌、1000万个放线菌、100万个真菌。微生物的种类繁多，其代谢产物更为复杂多样，近40年来，文献报道的来源于微生物的抗生素有数千种。如何在有限的研究基础和条件下，从海量资源中挖掘到有效成分，也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难题。

年轻的甄永苏充满工作热情，希望很快就能发现新型有效的抗肿瘤抗生素。他经常翻阅专业期刊，时刻关注国外的研究动向，尽可能全面掌握国际同行的研究进展，开拓思路，增强信心。

甄永苏回忆道：我当时曾满怀希望与幻想，但愿很快就能发现一种新型有效的抗肿瘤抗生素。

然而，没有掌握良好的检测方法，仅靠“大海捞针”是不现实的。这段时间，甄永苏和研究组夜以继日地筛样品，却没有发现一个有应用前景的抗肿瘤抗生素。“挫折使我认识到，仅凭热情与干劲不能做好科研工作。”

1962年，甄永苏决定暂停筛选工作，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学习研究肿瘤病理。1963年，又前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从事抗肿瘤药物的药理研究。直到1965年，甄永苏回到抗生素研究所，决定采用新方法筛选抗生素。甄永苏相继创立了“抗组织谱法”和“精原细胞法”，和研究团队的同事开展了新的筛选工作。

有了新的方法，才有之后的光辉霉素、争光霉素、平阳霉素、博安霉素、力达霉素和云南霉素等抗肿瘤抗生素的发现、研究与开发。

出国交流抓紧机会开展研究

甄永苏和同事们尽可能坚持自己的科研工作。对于这种选择，他总结道，一是科学探索的求知愿望，这是来自于他精神世界的内在动力；二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作为一名科技人员，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是自己的天职，是应尽的责任。

另外，甄永苏坚信科研工作绝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学习各国学者的先进经验，他平时坚持查阅外文文献。“那时候我们图书馆里有为数不少的国外出版的生物医药科学杂志，只要有空就去阅读。”甄永苏说。

就这样，甄永苏始终没有放松对国际抗肿瘤药物研究新动向的关注。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甄永苏通过国家举办的首批留学人员考试，并得到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院长推荐。1979年10月，甄永苏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药理与实验治疗学系从事免疫药理研究工作。1981年，甄永苏转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任客座教授，从事肿瘤生化与药理研究。

在国外的日子，甄永苏始终怀抱着报效祖国的初心，时刻思考如何推进国内研究的开展，利用当时国外的科研环境和条件，抓紧一切机会开展研究。他说，在国外两年半的时间里，周末时间多在图书馆度过，仅去过一次电影院。

在这两所高校的研究和交流过程中，甄永苏确立了单克隆抗体靶向药物和核苷转运抑制剂两个课题，这也成为他日后回国研究的方向。

回国后，他率先开展单抗靶向药物研究，并先后参与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项目、863计划项目和973计划项目等重大课题。甄永苏提出了研制小型、高效偶联物的方向，尝试将单抗与力达霉素等连接，构建了高活性的抗体药物偶联物。

此外，甄永苏回国后还以“核苷转运”作为筛选靶点，寻找新型的抗肿瘤生化调节药物。经过建立检测方法和开展筛选植物产物和微生物来源的样品，他发现了多种天然来源物质具有抑制核苷转运活性，可增强药物的抗肿瘤作用并可逆转肿瘤细胞的多药抗药性。

对话

对癌症“开战”，人类能赢吗？

南方日报：您在中山大学医学院读书时，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甄永苏：进入医学院后觉得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我对基础课、临床课都有浓厚的兴趣，并力求取得优异的成绩。入学早期也遇到一些困难。当时要求大学老师用普通话讲课，但有的老师不太会说普通话，有的口音也听不太懂。当时既不发讲义，也没有参考书。课后，就看谁和老师是同乡，听得懂，就把笔记本借来抄。通常要很晚才能抄完当日讲课笔记。那时条件是比较困难，但是也激励我们应该珍惜学习机会，要好好学。

南方日报：作为抗肿瘤药物研究专家，您认为人类能够打赢对癌症的“战争”吗？

甄永苏：治疗癌症是医学难题，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考古研究发现几千年以前就有癌症，只是那个时候还不认识。所以这个病也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

但是如果从一段历史时期来看，比如从近70年来看，抗肿瘤研究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在肿瘤药物治疗方面，曾先后出现一些临床可用的化疗药物。尤其是最近这20年，有了一系列的新药，包括抗体靶向药物和小分子靶向药物。对于某些恶性肿瘤，如果用药得当，可以缓解相当一段时间，这就是很大的进步。但总体来看，要说根治癌症，确是任重道远，科学研究要有新的进展和突破，要靠多代人努力。

文/图南方日报驻京记者王诗堃策划：赵晓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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