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名人胜利大营救
很难想象，这些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戏剧家等文化精英如果落入日军之手，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史、艺术史而言，将是怎样的损失。万分危急之时，廖承志等中国共产党人毅然肩负起了营救民族文化精英、保存民族文化火种的重任。
一日之内，两次急电
在深圳白石龙村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两沓厚厚的电报纸静静地躺在展示区。旁边的说明文字显示，这是1941年12月8日在日军开始进攻香港后，周恩来于一天之内连续发给时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的两封急电，指示他要尽快将这些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营救出港。
周恩来还对一些具体细节作了明确指示。第一，指明了撤退方向。在第一封电报中，周恩来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估计菲律宾将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时，上海交通已断绝，香港人员的退路只有广州湾、东江和马来亚。”在第二封电报中，周恩来又进一步对廖承志指出，“香港已成死港，如有可能，先至澳门转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于是，如何进入广州湾，便成为此次营救的关键所在。
第二，指示了优先营救的对象。周恩来明确指出：“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应先派人帮助他们离港，撤退、疏散及帮助朋友的经费，均由我党在港的存款中开支。”并特别指出宋庆龄的安危是重中之重。根据这一指示，廖承志迅速找到了宋庆龄，劝说并保护她即刻前往启德机场，搭乘了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飞机起飞不久，机场即遭日军攻占。
第三，尽快联络其他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日军进攻香港后，这些人为躲避敌人的搜查而经常搬家，茅盾就曾搬家6次，很容易就失去了联系。要在偌大的香港一一找到他们，犹如大海捞针，极为费时费力。对此，廖承志认为邹韬奋、茅盾、夏衍、张友渔、胡绳等人都是知识分子，常去的地方当是文化活动场所，在那里或许有所发现，而且“只要找到一两个，就能找到一大批”。
循此办法，港九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在报社和书店等文化人密集活动的场所蹲守了两天，果然找到了在《华商报》工作的张友渔，然后又如廖承志所言，很快就与其他人也联络上了。
联络上这些人之后，廖承志定了两条纪律：一是将九龙的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全部转移到香港岛隐蔽起来，不准公开活动，由地下党组织负责采买和输送米面蔬菜等必要的生活物资；二是将他们的纸笔书籍等物品统一保管，以免暴露他们知识分子的身份，然后让他们安心等待下一步的撤退指示。
细致筹划，殚精竭虑
为制定具体的营救计划，廖承志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潘汉年、刘少文、连贯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会议制定了东、中、西三条撤退路线。
东线，从香港岛坐渔船出发，途经长洲岛、葵涌，撤至沙鱼涌或者海陆丰地区，再步行到游击区；西线，由香港岛坐渔船偷渡至澳门，再转移至台山、斗门一带；中线，是转移人员最多的路线，也是行程最艰难的路线。主要是从香港岛坐船到九龙，接着从荃湾走青山道，在翻越900多米高的大帽山后，到达落马洲，然后渡过大鹏湾，最后进入东江抗日纵队驻地龙华白石龙村，前后行程约50公里。
东西两线走的是水路，比较方便，但是沿途常有日军的巡逻艇，甚至还有海盗水匪，因此只能转移一些腿脚不便或身体较弱等不适宜长途跋涉的人士。中线虽然相对安全一些，却耗时较久，容易遇到突发情况，而且还需连日跋山涉水，行程较为艰难。
针对这些情况，心思缜密的廖承志于12月18日在香港告罗士打大酒店分批会见了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向他们传达和解释了这三条撤退路线，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最终确定了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范长江、欧阳予倩等文化界名人和何香凝、经普椿婆媳以及柳亚子父女等民主人士走水路；茅盾、邹韬奋、梁漱溟、廖沫沙、戈宝权、胡风、胡绳等人走陆路。
路线与人员都已经确定后，廖承志又对具体事务作了极为细致的筹划，如临时的集合点、化装所需的服装、偷渡用的渔船、需要分发的旅费、沿途的食宿安排，乃至接头时间和暗号等等，凡所涉及，事无巨细，都一一过问。不仅如此，廖承志还就营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以及所有的环节、细节，也都作了通盘考虑，提前制定了各种应变方案。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确保绝对的安全，廖承志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亲自探路，为营救行动做好前哨工作。恰好这时日军方面传来消息，为了解决香港的粮食和燃料短缺问题，将于1942年元旦后疏散数十万人到内地。廖承志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时机，决定和乔冠华、连贯等人化装成难民混出香港。
夜闯雷区，先行探路
1942年1月2日，廖承志等人正式踏上行程。按照约定，他们将在九龙刘庆记纺纱厂门口与东江抗日纵队港九大队的短枪队人员会合，并由他们一路暗中护送。廖承志穿着事先约定好的服饰，戴着鸭舌帽，举着黑色雨伞，与其他几人前后间隔一定距离，混在人群中。不一会儿，前来接应的短枪队长江水便迎了过去，向廖承志使了个眼色，并说了两句暗语。双方接上头后，又各自在路边买了元宝蜡烛和瓜果贡品，假装出城拜神还愿的进香客，顺利地混出了九龙城。
出城之后便遇上了未曾料到的难题。从九龙到落马洲有两条路：一条是原先规划的大路，方便快捷，但日军最近却新设了很多巡逻队，一旦遇上盘查，极有可能前功尽弃；另一条是小路，比较偏僻，可以避开日军的巡逻队，但是英军在那一带埋有大量的地雷，一旦踩上，必定粉身碎骨。权衡再三后，廖承志决定以身涉险，勇闯雷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排查出一条绝对安全的通道。
入夜之后，廖承志等人在当地村民的协助下出发。他们纵贯而行，手牵着手小心谨慎地慢慢挪动，边走边留下特殊记号，不敢稍有差池。但毕竟是踏雷而行，与死神为伍。精神高度紧张的他们，甚至出现幻觉，多次误以为踩上了地雷，好在踩到的只是凸起的石块或土堆。等趟过这片近千米长的雷区后，虽是寒冷的冬夜，廖承志等人却已是冷汗淋漓、疲惫不堪了。他们不敢逗留片刻，又迅速赶到大鹏湾，登上预先停泊的渔船。至凌晨5时，在船上用手电筒发出联络讯号得到岸上回应后，方才靠岸登陆。岸上早已有东江纵队的游击队员等候接应了。至此，廖承志的先行探路才算是最终成功。
探路成功后，接下来的工作便是正式的撤离行动了。1942年1月9日下午5时，茅盾夫妇、戈宝权、高汾等人作为第一批撤离人员，换上难民的服装，在香港地下党组织和港九大队的护送下，沿着事先探好的线路，长途跋涉百余里，最终安全抵达白石龙村等游击区域。
此后，在长达100多天的时间里，循此路线和方法，共营救出何香凝、邹韬奋、柳亚子、梁漱溟、夏衍、胡绳、张友渔、黎澍、千家驹、胡风、廖沫沙、叶以群、曹聚仁、丁聪等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800余人，还有英、美、印籍的国际友人100余人以及港澳进步学生1000多人，无一被捕，无一牺牲，被茅盾誉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作为整个营救行动的直接指挥者和先行探路者，廖承志可谓居功至伟，张友渔、夏衍等人曾联名作诗赞叹道：
当年受命拯精英，虎穴深藏绝险情。筹策偏多凭妙算，奇谋未少借神兵。何惊狂寇张罗网，尽救文豪出贼城。生死身同天下士，念公谁不为心倾。
（据《人民政协报》张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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