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逃课的那点事
□余斌
南京大学好像是最早实行学分制的高校之一。到现在国内的高校仍有学分制、非学分制之别。后者课程表上的全是必修课，没选择，前者有选修课一说，学生有更大的自主权：相当一部分课程可自选，累积达到一定的学分就毕业。我当然是喜欢后者。但直到本科毕业，我对学分制一直有着一厢情愿的误会。也不知从哪得来的———我以为学分制就是上课不上课随便，考试PASS，拿到学分即可。我并且杜撰了“学时制”这么个说法，与学分制相对。何以我有本事发明这概念，我也想不通。“谬种流传”的可能性相当大，因为我言之凿凿地跟好多人说过，举为南大“自由”的证据，说得煞有介事，从未受到质疑。
大学逃课很容易
这“想当然”的学分制对于我的意义，在于可以名正言顺地逃课。即使知道学分制的正解，恐怕还是会逃课。通常情况下，逃课也没什么难度，因为大多数课，老师并不点名。上小学、中学，逃课要想出种种理由，否则就要有大麻烦，在南大，则不会有灾难性的后果。我不知道北大一向如此，当时只道，大学真自由。因上大学基本是从学校到学校，有小学、中学的对比，我对大学之“大”的体认，居然首先在这里。
不同的课，逃课有不同的因由。有时是因为内容枯燥，有时是因教师课讲得不好，有时是为了看电影、球赛之类，有时，干脆就是因为睡得太迟，早上爬不起来。最末一种情况，多是独自逃课，若是人已在学校，上午三四节课，则很可能是与人相携逃课。这时已经上完前面两节课，后面的课无聊，只要微露去意，至少在几个走读的南京人中，必有人“心同此意，情通此理”。其他同学若逃课，可以回宿舍呆着，我们无处可去，图书馆这时早没位子了，空教室也是别想的。大老远跑到学校，骤然断了节奏，一时也不知干啥好，有一阵醉心于打排球，然大上午的就打球，像是大张旗鼓地玩耍，有罪恶感；就这么散了各自归家，似乎心有不甘。最后是去看电影、遛冰，或者，在某个空阔处穷聊一通。
看电影很近便，出学校东门就是曙光电影院，运气好，买到当场票就进去；更多的时候，要等退票。有次遇到在南大读历史系的一个中学同学，也在等票，便忽地喊声：“你逃课的啵？！”他是和他同学一块儿的，也不搭腔，做个鬼脸，有一种同案犯式的心照不宣。
如果想看的电影“曙光”没有，没准我们还会杀奔山西路，那儿有家和平电影院。清楚记得的一次，是和叶姓同学看一部侦探片，看完出来，都是一头雾水，中文系的人连这都看不明白，太掉价，故谁都不说，只是试探对方。后来两人都漏馅，不装了。古人所掌谓“相与抚掌大笑”，应该就是那样的时刻。承认不懂真是件让人顿感释然的事。那次以后，我便不再为看不明白一部电影纠结，不懂又打什么紧？
与看电影比起来，溜冰是件更潮的事。其时南京刚有了旱冰场，五台山是一处，玄武湖公园是又一处，时髦青年都竞相奔赴赶场子。像舞场一样，这里往往是“社会青年”聚集地，就像当年北京的溜冰场是大院子弟“老炮”们拍婆子、约架生事的地方。我们都不是赶时髦的人，赶这场子，就是因为新奇好玩。跟看动作喜剧似的，层出不穷的滑稽场面，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初学，此起彼伏的跌跟头。我们也在其中。挑战性也就在这里，两三回过后，也就是能做到不摔跤而已，我们就不大去了。玄武湖公园的冰场后来玩花样，改造成所谓“波浪冰场”，平地弄出些起伏的坡来，上上下下，增加了难度，冲着新奇，又去过一次，就罢了。
这样的场合，逃课的负罪感是容易“油然而生”的：看电影，还可解释为文学的延伸，溜冰怎么都属“荒于嬉”的“嬉”。再说，看看冰场上这些人？故逃课看电影我还有过独自一人的时候，溜冰都是两三人结伙去的，潜意识里，似乎结了伙罪责就分摊，不是个事儿。
所谓“结伙”，通常也就是两三人。我记得最能称“众”的一回，是四五个人上午的后两节课都没上，到大操场边上闲聊。开始的话题居然还是和课程有关的：那个学期正上着“现代汉语”，我们相约以后不说南京话了，即使南京人之间也说普通话，这对学那门课有好处。从现在就开始。我们和外地同学都说普通话，可相互之间，南京话说惯了，忽然之间要改口，大是别扭。憋了好一阵，谁都不出声，而后，都大笑。
练习“接吻”
寇姓同学平日的口头禅不脱脏字。众人大笑之余都说，不行，得立规矩，再说，得罚，做俯卧撑。后来就跟罚不罚的无关了，成了俯卧撑比赛，也不知谁想出的花样，下去那一下子要嘴触了地才算，说这是连带着学习接吻。地下脏，撕了张纸垫下面。当时正在上映一部叫作《水晶鞋与玫瑰花》的美国片，破天荒出现了接吻的镜头，报上为这镜头是否有色情嫌疑一本正经争得不可开交，不记得我们的哄闹是否与此有关，要不咋想起这个，不成了“空穴来风”？在场的人都说没接过吻，假如属实的话，我们的“初吻”，便都献给了那张纸。
如何应对点名
逃课没什么风险，既然上课不点名。例外的是大课，一两百号人济济一堂。“人同此心，情同此理”的缺课，教室顿显大而无当，有时稀稀落落如满嘴缺牙。学生纷纷上演“大逃亡”，未免让任课教师脸上挂不住。结果是，要点名了。这么多人，每堂课点一遍，太费时，只能是隔段时间点一回，或者是抽着点。
对付点名的办法也就“应运而生”。也简单，便是在场的人替不在场的人应一声“到”。起先恐怕是都有嘱托的：关系好的人相互之间事先通个气，到后来就免了，大家有默契，无需交待，到时有人自发自动就去“补位”。然而“人同此心，情同此理”，有时也会坏事。有一回，一逃课同学恰被点到，代答者踊跃，同时有两人应声，且声音响亮。那么多人，人与名是对不上号的，教师也不会一个个验名证身，我们频频冒名顶替，有恃无恐者在此。但报一名而二人应声，怎么着也不对头了。大家通常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状态，各干各的，此刻愣一下，随即是窃笑或大笑，台上的人是尴尬是恼怒，我倒记不得了。
大学四年，我课下没有找过老师问难或是献疑，没几个老师会对我有印象，很不幸，一位金姓老师倒能叫出我的名。他的课有过小组讨论，简易教室里水泥桌凳是固定的，没法围坐讨论，于是在宿舍里进行。金老师不肯放任自流，深入到宿舍里来参与，偏偏他到的是我所在的那组，那次我没逃，去了，偏偏很迟才到。我这么大剌剌进去，打断了讨论，问句“这位同学叫什么呀？”也是顺理成章，想隐姓埋名也不成了。问得和颜悦色，答得云淡风轻，我没当回事，事实上也没什么严重后果，只是他对上了号，下一回我在课堂上行为不轨时，他可以指名道姓警示我了。
“不轨行为”相当普遍，最常见的是，抱着本不相干的书在看。也有交头接耳小声说话的，还有就是看报纸。看报纸不比看书，看书可以冒充看课本，看报则混不过去，而且动静大。讲课的人未必不晓下面的情况，多是睁只眼闭只眼，不闻不问。出于礼数，下面的人倒是多少有些遮掩的：报纸拿到桌下去看，或是折小了再拿上桌面，至少翻动是在下面。那一回我好像是在看《中国体育报》，也不知怎的，居然就在桌上“大开大阖”起来。八开的大报摊开来，翻报的声音也来得个响。正看间，就听金老师的南京口音点到我头上了：“余斌同学，不要看报纸了。”
金姓老师实在是脾气很好甚至不乏幽默感的人，我这里用句号不用惊叹号，乃是为了如实传达他的语气。他并未提高嗓门严厉起来，甚至脸上还挂着笑。当然，效果还是有：满教室的人像是忽然醒了，无数眼睛朝这边看过来。而后是哄笑。骤然成为焦点，颇觉尴尬。课后不止一哥们对我笑道：“你他妈也太过分了！”我连称：“知罪，知罪！”不是敷衍，是真的觉得过分了。
好多年后，我干了教书这一行，站在了讲台上。就课堂纪律而言，我的要求很松，只要不过分，即听之任之。当然，我更乐意做的，是每学期第一次课上即开宗明义：逃课无妨，考试过关即可，这和当年自己逃课的感受大有关系：与其无精打采坐在课堂上，不如去泡图书馆。
也算是对读本课时逃课行为的一种“追认”或“正名”吧？溜去看电影、滑冰等等“劣迹”已招供如上，但另一面也是真的：更多的时候，我在读书。一则那时的氛围，弥漫着“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的急迫感，我不像大多数同学，下过乡或在工厂、部队呆过，深感眼前的机会来之不易，然在周遭发奋苦读的气氛中，不敢不勉；二则骤然可以读到许多此前不可能读到的书，恨不能“一日看尽长安花”，委实有一种强烈的学习欲望。
我当教师，允许学生逃课
我在自己的课上希望学生逃课了自去读书，属曲终奏雅，也就是姑且一说，学生究竟如何，我并无信心，因为77、78级当年因缘际会的那种氛围如今没有了，而现在的学生面对的诱惑，又要多得多，越往后，越是如此。
关于逃课，我的开宗明义的“放生”是上课不点名的升级版，简直就是教唆学生逃课。这里面摆高姿态的成分也不是一点没有。证据是，逢教室里稀稀落落“惨不忍睹”的时候，心里不由地会泛酸，暗想我的课就糟糕到这地步？有届学生较淘气，要探探我的气量有多大，相约逃课，结果有一次课，三四十人的班，到课的只有五六人。至少表面上看，我还算拿得起放得下，与平时无异，把课上完了。据说这在学生当中传为美谈，举为余老师凡事不在乎的一端。实情是，背过脸去，乃是自怨自艾：不点名就罢了，偏要高调宣扬，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但给学生逃课的自由，虽遭报应其犹未悔，因为认定大学的课堂就该是来去自由的。也因为有过反面的经验。是多年前到一民办大学三江学院教了几学期的课。三本学校，生源自然是差，表现之一是坐不住，一堂课从头到尾，嗡声四起，你得提高了调门，加大了音量，才能勉强凌架其上。这是在南大上课没碰到过的，因不想听课的人已是想干嘛干嘛去了，就算听到一半觉得无趣不能马上离去，这些考上南大的好学生也老实得多(好学生有一面，也就是接受了更多的规训)。起先我还不明白，三江学生何以几可说是视听课为仇冠了，却不逃课，后来才明白，三江是严禁逃课的，每堂课都打考勤，有专人做记录，缺课若干，就要有相应惩诫。坐不住，又逃不了，以己度人，那些学生上课如坐监，哪能太平？如此这般，若想安静，授课者还得兼差维持秩序，真是苦不堪言。于此深感禁止逃课对学生固然是一种折磨，对教师未尝就不是。
强扭的瓜不甜。与中小学生不同，我们对大学生的预设，是能够自下判断、自主选择的成年人，逃课的自由不能剥夺。这在南大基本是共识，至少在文学院是如此。有位姚姓老同学，后来做了文学院的党委书记，他不止一次在开学典礼上对学生说：不会逃课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我在课上说，不过是我的课堂我做主，他大张旗鼓地说，则更具“公开性”，逃课因此也更具合法性了。整个是在“逼迫”或“诱使”老实的学生来点叛逆。
学生听了自然欢欣鼓舞，只是他们大体上不说“逃课”，流行的说法，叫“翘课”。一直不明白何所取义，人死掉有一说是“翘辫子”或“翘得唠”，“翘课”是说让这堂课“翘掉”？
◎余斌，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张爱玲传》《提前怀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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