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客“粤剧学者沙龙”，漫谈百年粤乐 余其伟：用音乐讲述时代的故事

■余其伟娓娓道来广东音乐。李庆华摄影

■钟哲平/文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音乐，音乐是一种语言方式，不同时代的音乐讲述不同时代的故事。” 余其伟对广东音乐的叙述，充满历史观和时代感。

去岁暖冬，国家一级演奏员、中国著名胡琴演奏家、香港演艺学院中乐系主任余其伟教授，做客由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主办的“粤剧学者沙龙”，漫谈百年粤乐。

余其伟一直强调广东音乐“修史”的必要性。他说：“广东音乐从孕育到成形或许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目前也难以做到正规、系统地‘修史\’，但可以考虑用散论、作品、演奏史、艺术家立传等形式进行‘修史\’，这个任务不算十分繁重，却也不算太容易，但是如果不做就会遗漏很多宝贵的史料。如唐人魏征所说， ‘以史为镜，以史为鉴\’。我们应以董狐直笔的精神，来为广东音乐修史。”

本土时代：自娱自乐，鸟语花香

余其伟说，广东音乐的黄金时代，正是从故乡到他乡开始发生影响的时代，也是广东音乐自成体系、名扬天下的时代。而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雨打芭蕉》、《赛龙夺锦》这些经典作品，产生于这个“黄金时代”之前，约在晚清至民国初期，暂可称为“本土时代”或“沙湾时代”。沙湾何氏，粤乐先锋。广东沙湾、台山等地，都产生了大批广东音乐的名家名曲。此时广东音乐立足本土，吟唱生活，采撷自然，连“外观性”地命名为“广东音乐”的意识也没有。“本土时代”的作品，题材上带有典型的农业文明气息，沙田万顷，稻谷丰收、鱼虾满船。水乡人弹琵琶、谱新声，自娱自乐，悠闲富足。粤人对权力不是很热衷，对世俗生活则津津乐道，更倾向于对海洋文化的羡慕。传统的广东音乐没有很强的侵略性，也没有“做官”的意识，是鸟语花香中的一种哲学。

粤声远度：乡音亲情，反哺中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广东音乐从“沙湾时期”的乡村士绅文化特征，过度到“上海时期”的都市市民特征。纵横四海的广东人还把广东音乐带到天津、北京、沈阳、延安，甚至影响全球，成为粤人流淌于血脉中的乡音亲情。广东音乐辐射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入乡随俗，曲目、演奏和当地文化结合而发生变化，并把广东人的文化、习俗、性格带到当地，这也是岭南文化反哺中原文化的一种表现。正如余其伟对天津广东会馆大门牌匾“粤声津度”的理解——“度”的含义比“渡”更为广义，不仅包括“远渡”，还在到达之后落地生根、枝繁叶茂。从“远渡”到“度化”，是时间和空间共同进化的繁衍。

黄金时代：风靡全国，影响世界

20世纪20-40年代，以何柳堂、丘鹤俦、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易剑泉、陈文达、梁以忠、陈俊英、陈德钜、邵铁鸿、崔蔚林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音乐家，共同开创了广东音乐的黄金时代，创作了大批经典作品，如《平湖秋月》、《孔雀开屏》、《娱乐昇平》、《花间蝶》、《西江月》、《步步高》、《凯旋》、《鸟投林》、《春风得意》、《宝鸭穿莲》、《流水行云》、《禅院钟声》等。广东音乐风靡全国乃至华人所居之世界各地，成为有具世界性影响的新乐种。之后20世纪50-60年代前后，又再度出现创作高潮，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柳浪闻莺》、《春郊试马》、《春到田间》、《鱼游春水》、《月圆曲》、《普天同庆》、《欢乐的春耕》、《花市迎春》，代表人物是刘天一、梁秋、方汉、朱海、黄锦培、苏文炳、陈萍佳等。

粤乐修史，温故知新

反思历史，弥补这些曾经“来不及”的自省，这是广东音乐“修史”之重要性。

余其伟对广东音乐修史这一艰巨的事业，依然有很多想通或未想通的问题。比如：对广东音乐文化属性和美学品格的研究；对广东音乐编年史的时段界定、划分；对广东（广州）本地之外的地区如上海、香港、天津、北京、沈阳及全球各地的广东音乐演奏、创作研究；粤乐、广东音乐、广府音乐、粤东丝竹、粤调丝竹、广州音乐、广乐、粤曲、广东小曲、广东粤乐、岭南丝竹，诸种称谓之辨析；广东音乐与其他乐种，如江南丝竹、中原古乐、外江小调曲牌和民歌、昆曲等的血缘关系……诸般思考萦绕心间，常思不怠。余其伟把对广东音乐修史之愿望，概括为：“一路尘烟，十分风光。百年回首，今非昔比。千种疼惜，万般不忍。锲而不舍，情何以堪？粤乐修史，顾后瞻前。温故知新，待续前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