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留守儿童到支部里的年轻人
达州“同乡村”流动党支部在深圳莲花山下上党课。受访者供图
■讲述人
四名年轻人,一位1989年生,三位90后,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辖区四川达州通川区流动党支部成员,分别是影像科技师杨艳君、建筑工程管理员罗航、建设工程公司项目经理李川东、黄贝岭社区党委委员邱蜀钧。他们共同的经历是:留守儿童。
1童年
1993年出生的杨艳君,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大两岁的姐姐,一个小12岁的弟弟。
老家的孩子读书早,大部分的孩子父母要么不在身边、要么看护的人手不够,送进学校相当于就有了一个安全的托管之处。她五岁就开始上小学。2008年去县城达州铁路中学念高中,高考考上南华大学,三年制的大专,学习医学影像技术。毕业之后来到深圳工作,现在在一家体检中心上班,是一名影像科技师。
在老家有一个大家默认的原则,孩子还小的话,大人不会全都出去打工,至少留一个在家带孩子。小学是妈妈在家陪着,六年级时妈妈也去深圳务工了,艳君和姐姐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艳君的记忆里,高中之前基本没有什么学业压力,放学回家第一件事不是写作业,而是干农活,割草喂猪、摘玉米、割稻子,“干农活比学习累多了”。
1989年出生的罗航也是5岁上的小学,老家没有幼儿园,村里有个集中上学点,类似于村小,一个班30多个人,一个年级一个班,全校一共6个班。
学校是瓦片和木头搭建起来的,下雨天人坐在教室里还要撑伞。中午放学回家自己做饭吃,晚上放学回家第一件事也是干农活,放牛、割草、插秧、去山里捡柴,干完才去写作业。
上小学时爸爸妈妈都在外打工,罗航和小4岁的弟弟跟着大伯生活,上初中后爸爸回来陪读,妈妈依然在外打工。
初中是封闭式教学,半学年的学费要420元,因为经济条件不好,罗航每周的生活费只有2元钱。“我们从家里带米去学校,把米放到饭盒里,送到学校统一蒸饭的地方,三餐就是米饭就着家里带的腌菜。”
回忆起那段日子,罗航觉得快乐多过苦痛,经济窘迫的日子虽苦,但玩得很开心,长大后回去和老同学叙旧,小时候的趣事还历历在目。
罗航高中考上了达州市达县第三中学(现改名为达川中学)。高考考上西安一所大专,学的建筑工程,毕业后来深圳工作,一直从事建筑工程管理。
1994年出生的邱蜀钧觉得自己比较幸运,4岁之前她都和爸爸妈妈生活在老家,5岁在镇上的小学读一年级。后来,爸爸妈妈相继外出打工,她就跟着当老师的姨妈到县城上学,高中毕业考上成都的一所本科学校。现在是黄贝岭社区的一名工作人员。
李川东6岁就来到深圳,并在这里呆了6年。
2000年亲戚带着他坐火车到广州,再转车来深圳。到深圳的那天晚上,男孩趴在窗户边看高架桥,五颜六色的灯光把整个城市装点得五彩斑斓,眼前的一切让他对接下来的生活充满期待。
2000年至2006年他就读于育苗小学,暑假学校会组织夏令营,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去大梅沙探险,周末和小伙伴组织爬梧桐山、游泳,生活很丰富。
“小学校服是蓝色的,看见深圳初中生穿的蓝白色校服觉得很好看,还幻想过自己穿上校服的样子。”但川东始终没等来这一天。
小学毕业那年,由于经济压力,父母决定送他回老家的乡镇中学读书。
因为住校,川东每周回一次家,路上要翻过两座大山,单程要一个半小时。开学报到那天下大雨,农村土路一下雨全是稀泥不好走,川东还要背着书桌,快到学校时摔了一跤,溅了一身泥。
第一天上学还闹了个笑话,在深圳上学期间川东都说普通话,以为老家也一样。结果老师让自我介绍,他刚开口全班便哄堂大笑,才知道大家上学都讲家乡话。
在深圳学过英语,老家初一才有英语课,川东比他们多些基础,显得突出一点。
初中、高中川东都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放学也要干农活,去另外一座山砍树扛回来当柴火。
高考后他去了成都一所大专学工程管理。小时候爸爸妈妈经常问他和弟弟长大了想干什么,川东信誓旦旦地说:“要给爸爸妈妈建一栋楼!”
2爸爸妈妈和深圳
艳君第一次来深圳是2005年,以前一直没人带。12岁小学毕业的暑假,爸爸回家把她和姐姐接来深圳玩,还带了一大堆同乡亲友家的孩子。这是那个年代长途旅行常见的场景,暑假到了,留守家乡的“小候鸟”结伴,由一名成年人带着,去到父母打工的城市团聚。
一行人先坐长途汽车到达州市火车站,再坐绿皮车到广州,从广州转到深圳。车上人太多,基本都是孩子,艳君的座位被挤掉了,一路上被爸爸抱着,坐了二十几个小时。
下车见到妈妈的那一刻,艳君哭了。“太久没见了,两三年里,我只在电话里听过她的声音。”
每周,爸爸妈妈都到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到爷爷的手机,这一天,艳君既期盼又紧张。
“学习怎样啊?过得还好吗?”一听到他们的声音,艳君就开始掉眼泪。每次通话结束前,爸妈都会叮嘱:“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多帮他们干点活……”小女孩边哭边点头。
电话永远都在计时秒数的第59秒挂断,再多一秒钟就要多收一分钟的钱,话费很贵。
艳君记得,那时候黄贝岭这边都是城中村,低矮的房子看起来破破旧旧的,每间房子都超负荷,好几户人挤在一起。
爸妈的房子里还住了叔叔一家、舅舅一家,虽然叫一房一厅,但是其实算不上“厅”,就隔了一个小隔间,舅舅一家住在厅里,叔叔和爸爸住在房间里。妈妈当时怀了弟弟没法上班,经济负担都落在爸爸一人身上。
第一次来大城市,一切对艳君来说都很新鲜。在深圳的一个月里,她们去了深南大道看地王大厦,到大梅沙看海,去东湖公园、荔枝公园转了转,还去了深圳书城。
那个夏天很好玩,好玩到舍不得回去。“可以天天见到爸爸妈妈,不用干农活,不用洗衣做饭,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很开心。”杨艳君说。
没来深圳前,罗航只是从打工回乡的邻居那儿听过,“那里离香港很近”。
2008年,罗航第一次来深圳,想提前感受下这个大城市,准备在这里做几个月的暑假工。
6月8日高考一结束,他就独自坐上了开往深圳的绿皮火车。一下车就被面前繁华的都市景象吸引了。“很干净,好像不穿鞋穿着白袜子在地上走都不会被弄脏。”
来深圳后罗航住在姑姑家,当时爸爸妈妈已经回老家了,妈妈身体不好生着病,家里经济压力挺大。来之前罗航就想,除了学费,大学的生活费就靠自己了,“以后我要在大城市立足”。
第一份零工是在酒楼当服务员,从早上10时工作到晚上8时,上茶上菜。穿的工作服都要交一两百元押金,还需要押上身份证,“身份证我肯定不会给,身上也没这么多钱”。
干了两天罗航就把老板“炒了”,一分钱没拿到。
后来他跟着老乡去工地上做小时工。干些拉沙子、搬桌子、打扫卫生等杂活,工资日结80元。每天8时上班,中午12时下班,午饭去外面吃盒饭,公交车2元,开销不大能攒下一些钱。
那年汶川地震,学校推迟开学到10月,罗航干了几个月挣了3000多元,大学一年的生活费解决了。往后几年的寒暑假,罗航都来深圳打工,大学期间的生活费都靠自己打零工攒下。
手上有了点钱后,罗航花80元去了世界之窗,花45元进了锦绣中华。“农村放牛娃从来没见过大海,只在书上看过,我去了大梅沙,在海滩上挖了个坑,一个人在沙滩躺了一夜。”
大学毕业后,罗航直接来深圳找了工作,住在黄贝岭村。“当时看到那样的环境,我情愿回老家也不愿住在这里。”
一间房子住了五六个人,人没有隐私,做饭、洗澡、睡觉全在一个屋里。上洗手间要排队,屋子里黑乎乎没什么光。出来就是狭窄的小巷子,路上到处是垃圾。走出村,外面很干净,像是两个世界。
2003年,邱蜀钧第一次跟着亲戚来深圳。来接她的叔叔开了辆小轿车,这在老家可是稀有交通工具。趴在车窗边看着路上的摩天大楼,蜀钧心想:“这么高会不会倒下来?”
当时爸爸妈妈还有两岁的弟弟住在罗芳村的两房一厅里。家里有电视,邻居家的小朋友经常来家里一起看动画片。“这里的房子有卫生间、有热水器还有洗衣机,终于可以在室内洗澡了。在老家,我们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端盆水到没人的地方冲一冲完事。”
初来深圳,蜀钧受到了“热情款待”,去玩了好多地方,莲花山、东湖公园、地王大厦……在深圳有得玩还能天天和爸爸妈妈在一起,这是她期盼了许久的生活。
之后蜀钧基本每年寒暑假都来深圳,第二次是她自己一个人坐火车来深圳,坐了40小时硬卧到广州,再转乘汽车到深圳银湖汽车站。一路上总断水,整个人没洗澡也没洗脸,脏兮兮的。
“以前妈妈陪在身边时,很喜欢帮我打扮,给我扎辫子、穿好看的小裙子。后来,我剪了个男生头,很少穿裙子,整个人黑黑瘦瘦的,许久没见,爸爸妈妈一看见我都有点认不出来——这是谁家的孩子?”
相隔两地时她和父母的联系多靠电话和写信。其实一开始自己也不懂,为什么弟弟可以在深圳,可以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她就只能一个人在老家。“直到暑假去深圳看到他们的生活,居住的拥挤环境,才明白他们也不容易。”
3当下与未来
关于未来,几位年轻人的规划都很具体,接下来要走的每一步都和身边人有关。
艳君想在深圳多积累经验,把专业相关能考的证都考了。目前,妈妈在老家照顾弟弟,她和爸爸一起在黄贝岭村租房生活。爸爸在工地包工,每个月赚钱比自己多,房租这笔开支可以省下不少钱。
她所在的健康管理公司相对医院来说要轻松点,没有夜班,主要是上午忙,常常忙到喝口水的时间也没有。
“父母对我的期待是健康生活,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留在哪儿发展自己决定。可能我以后不会留在深圳,会去离他们更近的地方,我也可以照顾他们。”艳君表示,暂时不急着回老家,想在深圳再打拼几年。
姐姐已成家立业,艳君主要担心还在读书的弟弟。作为姐姐她要照顾弟弟,父母年纪大了,姐弟之间要相互帮衬,一起照顾父母。
从毕业来深圳到现在,罗航一直在同一家公司做工程管理,虽然辛苦,但工作时间自由,接触的人多,一干就是10年。
罗航负责的第一个项目在惠州大亚湾,做了5年。其间他住在黄贝岭村,每天开车1小时去大亚湾上班,收入还算可观。“干我们这一行的40岁是一道坎,要么升职当管理层,要么转行。我计划之后自己做生意,争取40岁以后不再打工。”
同伴开玩笑,这些年在深圳罗航基本实现了“五子”目标,即房子、车子、妻子、孩子和票子。他在惠州买了房,但没人住,一家都住在黄贝岭村的出租屋里。
罗航爸爸在老家乡医院坐班,有稳定收入,妈妈在家种菜。父辈年轻时在外打工,以后退休了,两位老人的生活需要他和弟弟负担。“我们会尽量给予充足的物质支持,我们怎样生活他们也能怎样生活。”
已经成家立业的他,要负责一家每个月1万多元的经济开销。“为了老人和孩子,我要想尽办法挣钱。”罗航说。
虽然孩子还有几年才上小学,但罗航已经早早做了规划。可以回老家上学,他和孩子的户口都在老家,考虑到老家还有土地,一直没入深户。
“来深圳不是为了享受,我喜欢这里的包容和年轻化,大家都在激烈的竞争中拼搏,年轻积累的经验对我以后发展很有用。”罗航说。
四个人中只有蜀钧的户口转到了深圳,弟弟的依然还在老家,虽不是深户,但他一直在深圳读完小学、初中、高中,政策允许他可以在深圳参加高考,现在在成都一所大学学服装设计。
蜀钧在深圳的工作时间虽不长但比较丰富,在黄金公司做过培训师,在上市公司做过运营,在罗湖区委组织部当过组织员,如今是黄贝岭社区的工作人员。
“深圳给了我很多压力,逼我不断学习成长,财务、商务、物流等我都接触过,社会历练让我的性格变得更活泼了,以前上学时很安静不爱说话。”蜀钧说。
照顾好父母是她目前最大的责任。选择住回黄贝岭村,也是希望离家近方便照顾。如今妈妈退休了,每月3000元的退休金在深圳够生活。爸爸坚持张罗老家的车厘子果园,“50岁的身体里依然是20岁的心”。弟弟上学的学费家里负责,自己没有太大经济负担。
“相比于他们,我享受到了更完整的教育,要靠自己走出更宽的路。”蜀钧坦言。
李川东一毕业就来深圳工作,扎根工地多年。刚开始去工地打小工,后来带班做电焊、搬玻璃幕墙,要把玻璃从1楼抬到5楼,最多一天就抬了50多块,到最后手都抬不起来,一天工资200元。前段时间他跳槽到一家新公司做项目经理,之前在工地的实践经验让他对项目的整个过程和细节熟稔于心。
赡养父母的问题,川东认为“父母这一辈给我们树立了好榜样”。爸妈和弟弟一直在深圳交社保,以后可以领深圳的退休工资。老家的老人由爸爸和叔叔们轮流照看,他们商量好了,每个季度回去一个人,四人一人负责3个月。
“深圳的节奏很快,慢了就跟不上,我要加快步伐走在弟弟前面,带他去工地见识学习,让他早点成长起来。”川东说。
不抱怨、担责任、对未来充满希望,几位年轻人老觉得要快跑,跑不快就落后了。面对问题,他们没想过逃避,在他们身上,父辈的乐观坚韧依然在。
4“同乡村”党支部
除了蜀钧,其他3位都是预备党员。年轻人表示,自从加入“同乡村”党支部,原本离散的个体,有了归宿。在这里可以链接到社区和家乡的资源,关注并参与到家庭之外身边的世界。
杨艳君第一次接触到党支部是2019年的同乡村组织的春节返乡爱心专列活动,她负责帮忙整理身份证信息。在学习工作之余,帮老乡争取权益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些叔叔阿姨和我的父母一样,吃过很多苦,我能帮到他们,自己也很安慰。”艳君认为,在支部里她能找到另一种人生价值。
罗航看到党支部成员慰问老乡,一打听才知道还有“同乡村”党支部这个组织。“我们离家在外打工,和老乡在一起很亲切,大家虽然在不同行业,但都说着乡音,融得进圈子,大家互相帮助,甚至还能遇到老同学。”
罗航亲眼见到支部里一些老党员,自己打工赚的钱也不多,但是遇到老乡有难事,都毫不犹豫地掏出钱来。“人除了赚钱养家,还应该有一些别的追求。”老党员的言行无声地滋润了年轻人的心。
和艳君、罗航一样,李川东之前就听说过每年过年的爱心专列、免费帮老人体检等活动,“这些事很有意义,老乡之间原来可以这样互帮互助。”
支部群里每次通知举行活动,大家都积极报名,这让李川东感受到了老乡之间的凝聚力,“大家团结在一起给了我们自信心,仿佛没有什么困难是解决不了的”。
近期深圳抗疫,从5月26日专项行动开始以来,党支部每晚都安排了“同乡村”的义工来社区支援,最远的是从宝安福永赶过来的,几个年轻人都报名参加了。“有的老乡不会扫二维码、登记信息什么的,真的需要年轻人帮忙。”罗航说。
最近,一份只睡5个小时的深圳社区工作者抗疫作息表在网上刷屏,表格的主人就是邱蜀钧。早上7时半,身穿红马甲的蜀钧就出现在黄贝岭社区疫苗点,协助“打苗苗”。凌晨2时,她依然坐在电脑前核对数据,更新后台,回复各类信息。“每天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蜀钧自我调侃道。
“苗苗来啦!接种地点深业东岭幼儿园旁,接种时间早上9时到12时、下午14时30分到18时……”每天上午,蜀钧会在朋友圈推送海报,社区的热心居民看到也会跟着转发,“疫苗量充足,不用着急”,有效信息的定时发布,为居民送去一份心安。
除了更新接种疫苗的海报,蜀钧还负责运营“通川人在罗湖”微信公众号。6月1日,全国首批康泰疫苗在深圳开打,白天前来咨询的人多,当晚,蜀钧就在公众号推了条科普贴,对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
创建公众号的初衷是“整合资源信息和需求信息,给老乡提供温暖的家”,返工人员找工作、欠薪维权渠道、家政服务培训班等推送精准对接老乡需求,蜀钧还策划着,等有时间制作系列视频,“就请有经验的老乡讲一讲来深务工的注意事项,帮大家避避雷”。
基层工作繁杂辛苦,但蜀钧乐在其中。“我喜欢管闲事这一点和我爸一样,社区的岗位还挺适合我,最近社区忙着疫苗接种,设计海报、写文案、拍照片视频等我都是边学边做,能力提升很多。”
从志愿者到网格突击队、组织部下沉干部,再到现在社区专职工作者,和病毒持续奋战的一年,也是年轻党员邱蜀钧在基层历练的一年。“虽然身份在变,但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宗旨不会变,年轻党员冲在最前面的干劲不会变。”蜀钧说。
支部现有党员年纪都比较大,需要年轻力量的加入,今年支部收到了4个年轻人的入党申请书,其中2个是大学生,蜀钧希望不断有更多年轻血液补充进来。
采写:祁觊
策划统筹:赖武高延勇宫雪吕冰冰周宙
出品:中共罗湖区委组织部南方日报深圳新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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