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东人的矛盾统一个性与精神文明传统
特约撰稿/包国滔
惠东是一块有着悠久历史的土地，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县域。因此，每当谈起惠东的“文明传统”或“文化传统”之时，包括我本人在内，绝大多数惠东人都有着某种复杂的情感。
早在新石器时代，惠东便始有人类繁衍生息。其间所造的石戈、石锛、石铲等生产生活器具的考古发现，表明当时惠东境内人类社会的发展，位居当时岭南地区相对先进的行列。春秋战国时期，今惠东梁化更成为缚娄古国的一方重镇。诸如三足圆形青铜鼎、篦点纹陶罐、水波纹陶碗等一系列春秋或战国文物的出土，历为治史者所重。在惠东民间乃至一部分官员、学者看来，梁化便是早在秦汉时期设立的博罗古县的县治所在地。尽管这一点仍存在争议，但及至南朝萧梁时期，今惠东县境成为梁化郡郡治所在地的一点，则是广为人知的史实。
之所以说惠东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县域，则是因为以“惠东”为行政区划名称、以今惠东县境为区划范围的历史并不长。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夏以及成立初的1958年春，惠阳县梁化、大岭、白花以东的区域两度获准独立建县。因位于“惠阳之东”，新县遂名“惠东”。但由于某些建县条件并不成熟，这两次建县时长都不到一年。直至1965年秋，基于地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与进益，加之建县筹备工作的不断总结与积累，惠东独立建县的议题不仅再度获批，且从此相沿而未替。但直至今日，惠东之有县，满打满算也只有55年而已。较之国内绝大多数县级行政区划的历史，她绝对堪称最年轻的县份之一。
或因建县时间较迟，惠东人受正统文化规约的力度相对较弱，受之涵化的程度也相对不深。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以明清时期惠东境内早有都图里甲、巡检盐司等机构的设置而应有治民、化民功能和成效的观点提出质疑。但较之县衙及其附近地区，这些机构的治化成效的发挥，着实不能与全县治所同日而语。一个关键的指标，便是读书人数量及其在科举仕进方面的明显差异。了解明清区域社会史的人大概都知道，当时国家和地方官的直接影响力，通常只限于县衙及其周边地区，对于此外的广大乡村往往鞭长莫及。
这一点，造成两种引人注目的社会发展趋向：一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资源越发向县衙及其周边地区集中，二是广大乡村形成以宗族特别是大族为主导的自治趋向。当然，宗族特别是大族也是儒家等正统文化渗透于地方的体现，但在惠东的表现并不突出。换言之，惠东缺乏读书仕进的辉煌历史，难以形成对乡邦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或出现某种自卑倾向；另一方面，受其境内悠久历史、面海对外的地理环境及长期自治趋向的影响，惠东人心灵深处又有某种自信自为的倾向。
今天，我们谈惠东的精神文明传统，应清醒地认识到惠东人这种看似相互矛盾却有机统一的个性。当然，这种个性有其优长，为我们所应发扬者；也有其缺陷，为我们所应克服者。从根本上说，需通过教育的方式，借助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依托女性教育的改进。部分惠东父母认为，女孩子读再多书也要嫁人，嫁出去便是别人家的人了，因而读再多书都是没用的，不如早点出来，还能帮帮自家。殊不知，女子嫁人以后，要孕育下一代，而婴幼儿的教育多由她们承担。不难想见，一个高学历、多见识的母亲与一个低学历、寡见识的母亲所孕育的下一代的差异，代复一代，差距则更大。而构建精神文明，教育首当其冲。
惠东人的自为，既有山海壮阔般的自信，也有浮躁易满的自以为是。这种自以为是的个性或习气阻碍了他们虚心求学的动力和机会。回乡与人交流时，笔者注意到，部分惠东人只关注医科或工科等“热门”而“来钱快”的学科，对于文史哲等“冷门”而“来钱慢”的学科，则无意问津甚至嗤之以鼻。今后，我们应在文化教育中有意识地、有规划地、持续性地纠正这种错误倾向。如此经几代人以后，我们虽不大可能改变惠东作为年轻县份的历史，却完全可能在较大程度上改变惠东人的个性和习气。当然，行政、司法等方面的配套和保障也是不可或缺的，惟其以教育手段为主、以其他手段为辅的多元一体的可持续性规范和内化工程的推进，方为惠东“创文”的立意所在，也方能堪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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