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镇村头遗址历经32年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听考古学家讲 村头遗址的故事

村头遗址出土的牙璋。

村头遗址出土的虎左侧髋骨。

牙璋的分布与传播。

扫一扫，带你亲临村头遗址现场

编者按

在即将到来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周末报》联合东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共同进行公共考古实践，邀请曾参与过东莞重要考古遗存发掘的考古学家，把专业、枯燥的考古知识，通过简单易懂的形式展现给东莞读者，连接东莞的过去，架起公众与考古之间的桥梁。

2019年10月，历经32年发掘、整理、研究的村头遗址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国宝单位）。村头遗址位于虎门镇村头村西台地，距今3500年—4000年，面积1万多平方米，现已发掘三分之一，出土遗物丰富，遗址考古地层学叠压关系明显，是目前发现的岭南地区保存最完好、遗迹现象最丰富的史前村落遗迹之一，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青铜时代早期文化考古的重要突破。

村头遗址入选国宝单位后，东莞政协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李炳球第一时间邀请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岩，请他介绍村头遗址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以及为何入选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李岩是村头遗址调查发现、发掘、资料报告整理以及研究工作的亲历者，也是后续一些研究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作为考古在东莞系列第一期内容，《文化周末报》有幸向读者展示李炳球与李岩的访谈录，听他们讲关于虎门村头遗址的那些事儿。

文：李彤晖图：受访单位供图

村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李炳球：李岩老师您好，请您先谈谈村头遗址发现和发掘的基本过程。

李岩：说起村头遗址的发现，就要回顾1987年我们对广深高速公路沿线的文物调查。当时我在广东省博物馆下属的文物工作队工作，文物工作队的主要工作内容是配合基本建设，进行文物保护、调查、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工作。村头遗址就是在这次调查工作当中发现的。

我记得那是一个下午。当时的负责人是朱非素，虎门文化站的陈梓英，东莞博物馆老馆长钟创坚等市博物馆的一些同志，以及我们文物队的几位年轻人一起组成的调查队，下午徒步调查，来到了虎门镇村头村。

当时走得比较辛苦，大家就在村头村的大榕树下休息。何斌先生首先在地表发现了大量的贝壳。凭经验，地表有贝壳，在广东就意味着可能有贝丘遗址，大家的疲劳劲一扫而光，立刻在大树附近开始地面踏查，采集到许多陶片和磨制石器。

进行简单测量后，我们对这个遗址的四至给予了确认。通常，考古工作者发现一个遗址，要对其进行命名，都是以这个遗址所在的村或更小的地名来称呼，这种情况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很多，著名例子有进入中学课本的半坡遗址、广东的石峡遗址。该遗址位于虎门镇村头村，所以当时就将其命名为村头遗址。

村头遗址发现后，受到各级文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视，也得到了广深高速公路建设方的支持。根据《文物法》的相关规定，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于1989年对村头遗址进行第一次抢救性发掘。1993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村头遗址进行了第二次抢救性发掘。

这两次发掘的领队都是朱非素先生，一共发掘3000多平方米的面积。由于高速公路扩建、用地范围扩大，第二次发掘等于第一次发掘的补充抢救性发掘。

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32年

李炳球：为什么村头遗址从1987年被发现，到现在32年过去了，去年才被评为国保单位呢？

李岩：的确，村头遗址从被发现到发掘，乃至后来的研究整理，前后经历32年才入选国保单位。之所以经历这样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主要因为对于这批材料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的认识在不断地提升。

李炳球：也就是说认识在不断的深入和提高，村头遗址申报和入选国保单位才有越来越坚实的基础和底气。请李老师首先从村头遗址的两次发掘，咱们究竟获得了哪些考古上的收获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不断提高认识，以及入选国保单位的过程。

李岩：村头遗址的整理和研究工作，2000年之前就断断续续在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发掘，我们发表过考古简报。但真正铺开进行资料整理工作，是从2005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开始。应东莞市博物馆原馆长娄欣利先生的邀请，我将所有的出土文物标本集中装车，从广州运到了咱们东莞市博物馆。

东莞市博物馆为我们提供整理场地，这项工作进行了大约三年。头一年，或者说一年多的时间，主要是对海量的陶片进行拼对，因为我们发掘出来的这些陶片都是破碎的，所以要对它进行拼对复原，目的是让这些陶器以完整形态展现在我们面前，以方便未来的研究和整理工作。之后，由我执笔完成的《东莞村头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于2008年提交给出版社，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现在本书还没有印出来，有点小小的遗憾。但这并没有太多妨碍我们对村头遗址内涵的基本认识和研究，我们还就村头遗址的牙璋、石器和动物遗存，在东莞市博物馆馆长谌小灵的主导下，联合北京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的专家以及广东省、市的学者，组织相关专题研究，并发表了一些文章。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村头遗址的基本认识或者叫做主要收获有如下几方面：一是村头遗存的年代和考古文化性质；二是在年代和考古学文化性质基础上，分析遗址的聚落的用途，以及这个聚落生活的人是怎么获得生活资料的，也就是它的生计活动；三是观察它和周边的考古学文化之间有些什么样的联系和关系。

村头遗址的聚落规模和用途

李炳球：您刚才也提到村头遗址的聚落规模和用途，这方面的情况请介绍一下。

李岩：第一点，通过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我们发现村头遗址由居住区、公共活动区、垃圾堆放区和壕沟，构成了一个基本生活功能完备的聚落。

村头遗址的北边，存在着不同时期的十几处房屋，在房屋南边有一个广场，在广场的外侧有一个环绕着整个遗址的较宽的壕沟，壕沟外侧和附近是大量的贝壳堆积，即废弃物堆积，或者成为垃圾堆积。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属于村头文化阶段的成年人墓地，在居住区发现少量儿童墓葬。

从规模角度来说，村头遗址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珠江三角洲以及环珠江口地区，面积最大的一处遗址。按照我们调查时候测量和推算，村头遗址的总面积应该在2万多平方米。

第二点，关于村头文化时期聚落的用途，目前我们主要依据两方面的材料来对它进行研究推断：首先说环壕，居住区和公共场所被环壕包围，凸显出来聚落的重要性，即环壕本身应该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其次，通过出土遗物的文物分析，来对这个遗址的用途进行推断，有两类出土遗物引起了我的重视，一是各种质地的牙璋，二是猪的下颌骨。

村头遗址出土的成品牙璋和半成品牙璋共十多件，质料有石头、骨角质。这个发现在文化关系中的重要历史性进展是证明了至少在夏商之际，东南地区接受了来自中原的礼器——牙璋。

村头遗址广场这个范围的灰坑里出土了一些个头非常大、破碎的陶釜，还有相当多数量的猪、鹿等大型动物的骨骼残骸。很显然，村头遗址的人们在这个广场附近进行过一些“大食会”活动，而且类似的活动持续了一段时间。

结合村头遗址的环壕、牙璋、比较多的大型动物骨骼综合来看，并与珠三角地区其他同时期的遗址比较，我们推断：不排除村头遗址是当时人们聚落中举行祭祀活动以及祭祀活动用品制作的地方，而且根据其规模显示，至少是同类活动的区域性中心。

第三点，要观察它和周边的考古学文化之间有些什么样的联系和关系。东莞几何印纹陶文化传统悠远，早在5000年前后的园洲贝丘遗址，已出土广东乃至全国较早的几何印纹陶器。发展到村头文化阶段，几何印纹陶文化更是非常发达与成熟，长三角地区的同期考古学文化中的云雷纹正是村头文化阶段传入广东的，村头文化与长三角地区的马桥文化等，共同构成中国夏商时期东南地区的几何印纹陶文化区。

村头文化是这个文化区的最南端，这个文化区内并没有同步发展出如同中原的青铜文化，而是在几何印纹陶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中国原创的原始瓷为特色的文化。相对外来青铜制作技术，几何印纹陶——原始瓷系列文化，则完全是中国东南地区夏商时期的技术创新。

村头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李炳球：村头遗址，或者说村头文化在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有哪些呢？

李岩：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将它放在三个不同的空间之内，就容易理解村头遗址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村头遗址是广西、广东、福建可确定的最早饲养家猪的地方，确认了夏——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广东同时期遗存之面貌，而且与祭祀活动相关，证明了东南地区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接受来自中原的一些观念，并成为区域性中心。

此前，广东地区的中国化进程更多地表现在与长江下游的联系与同步性，例如粤北石峡文化的玉琮，来源于良渚文化。牙璋在村头的出现，补充了这个历史过程，一方面保留原有与长江下游的文化联系，同时增加新的来自中原的内容。可以说，为未来西周时期中原青铜礼器进入岭南建立了历史性通道，开启岭南中国化进程的新篇章。

在中国，村头遗址与长江下游地区共同构成中国青铜时代文明阶段的多样性，是中国青铜时代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更大的空间范围而言，村头遗址是向越南北部地区传播中华文明因素的重要一站。因此，从广东、中国乃至延伸到东南亚，村头遗址的历史价值与意义都是不可或缺、十分重要的，正因如此，虽然国保单位来得有点迟，但入选国保单位是必然的结果。

李炳球：以往提到东莞的国保单位，人们印象深刻的是虎门鸦片战争的遗迹。林则徐、关天培等英雄的事迹，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还有现代史著名的十九路军抗日将领蒋光鼐故居。现在，东莞又有了村头遗址，是中国古代更为久远的夏、商时期的重要遗存。东莞市市域单位面积国宝分布密度位列全省第二，仅次于广州，是全省国保分布密度最高的地级市。今天听到李老师对村头遗址的介绍，令我们对村头遗址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有了更为清晰的理解，正如李老师所说，村头遗址是广东的，也是中国的，并在传播中华文明因素方面有过如此重大的作用！如何保护好、开发利用好村头遗址，希望相关内容能够列入东莞市未来文化发展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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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中的东莞

牙璋

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铜器中告诉了我们答案，牙璋是祭祀和崇拜自然之神的用具，村头遗址的牙璋用途也是如此。

村头遗址出土的成品牙璋和半成品牙璋共十多件，质料有石头、骨角质。成品牙璋与其使用有关，有一定的数量，半成品牙璋同样也有不少，显然与牙璋的制作有关。

这个发现在文化关系中的重要历史性进展是证明了至少在夏商之际，东南地区接受了来自中原的礼器——牙璋。

石器

村头遗址主要出土锛、戈、矛、石杵等石器，这些社会生产工具代表着不同的功能和意义：出土比重占73.42%的锛主要用于种植旱稻、挖土修治房屋、壕沟、墓坑；出土占比6.8%的戈，表明当时的村头人已有等级划分；少量的矛则说明当时村头人不以狩猎为主要谋生行为，或以集体围猎作为狩猎手段；出土占比3.58%的石杵是可加工淀粉类食物或捣植物汁液的工具。

动物骨骼残骸

村头遗址广场的灰坑里出土相当多数量的猪、鹿等大型动物的骨骼残骸，猪的最小个体有89头、狗61只，其中相当数量的猪狗骨骼有烧烤或切割痕迹，根据北京大学黄蕴平教授团队的研究，猪、狗已经是当时人工饲养的动物，说明当时的村头人不仅渔猎还进行动物养殖。

遗址界定

确定遗址年代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碳14测年法，二是遗物比较法。

因为村头遗址是贝丘遗址的一处，地层堆积中钙质含量高，动物骨骼相对容易保存，出土遗物里有一定数量的碳和含碳的动物骨骼，这些都可以成为测年的标本，这些标本显示村头遗址大约在3000年前。

对于年代的判断，第二种方法是通过陶器的相互比对，来推断其距今年代。通过与长三角地区广富林遗址、马桥文化遗址的出土遗物比较，村头遗址出土遗物与这两个遗址存在着相当高的相似度，综合这两个方面，大体可以判断出村头遗址主体部分年代大约开始于距今3800年前，结束于中原夏代至商代中期的时间段范围内。

考古学文化性质

上世纪50年代，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提出一种方法，指在某一个空间区域内，有一组由陶器、石器以及其它遗迹所组成的文化因素，能延续一段时间，这样的集合体，我们就称它为考古学文化。

以广东来说，最早被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就是粤北地区韶关的石峡文化。李岩先生在对村头遗址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在他的个人论文集中正式提出了“村头文化”这样的命名，主要指在陶器上以各种几何印纹陶为特点、器型上以折肩圈足罐、圈足盘、尊等组合为特色的一组陶器。石器类有石戈、双肩石锛、T字形环、牙璋（含骨角质的）等器物。这些器物延续了一段时间，并且它们分布的范围向北已经到达粤北的韶关、向西到达了封开（西江北岸沿线的一些区域），向东到达了博罗、向南到达了珠江三角洲以及珠江口。总体时间相当于中原夏代晚期到商代中期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我们就叫它村头文化。

遗址现状

如今的村头遗址已被考古工作者用原生土回填封墓，遗址上林木葳蕤，静待考古工作者的第三次科学发掘。游览遗址时，笔者偶遇见证村头遗址全发掘过程的村头社区村民卢绍良，据他介绍，这里现在是周边居民散步乘凉的宝地，古老的贝壳、红螺随处可见。

入选国宝单位后，虎门镇将在村头遗址上建立遗址公园，整治周边环境，对其做更全面的保护。村头遗址埋藏深度较浅，只有30厘米，不宜对地面进行大面积开挖，所以未来村头遗址公园的建设重点在生态环境方面，计划用低矮植被取代大面积硬性铺装，设立村头遗址展示区，把村头遗址展示馆规模控制在村头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增加对村头遗址出土牙璋的展示和介绍，展示村头遗址的核心——考古文化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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