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520多年建城史，却有4000多年文明史 龙门“前史” ：地域文明丰富多彩
龙门永汉南宋古村马图岗，历史比龙门设县时间还久。
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龙门设县，因县治所在地为原来增城之上龙门，遂以龙门为县名，龙门的历史正式拉开。
如果把自设县之年以来的历史，称为龙门的“正史”的话，那么，在设县前的漫长历史，不妨将其谓之“前史”。龙门“前史”是一段漫长的岁月，有4000多年文明史，其跨度与维度，远比龙门设县以来的历史要大很多，饱含丰富多彩的地域文明。
揆诸历史，龙门“前史”，是珠三角文明中心广州的一个分支，亦是值得书写与铭记的记忆。追溯龙门历史文化的源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探寻人类在龙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轨迹。
4000多年庙山遗址
龙门地区地处珠江三角洲东北边缘地带，像中原一样，经历了新石器时期的渔猎文明。不过，入秦之前，关于岭南的文字记录寥寥无几，龙门与岭南其他地方，对先秦的社会状况，基本是迷雾一片。
1983年5月14日，龙门县文物普查员在铁岗南坑一处土名为“状元地”的山坡，发现了3块灰泥质、饰绳纹陶片。后经广州市文管会考古队鉴定，此为新石器晚期的陶罐碎片，距今约4000年。这说明，在距今约4000年前，龙门地区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足迹。
龙门首个较大面积新石器晚期聚落居住遗址也在近年被发现。2013年10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队在博深高速项目动工前，对公路沿线进行文物考古调查和勘探，在龙门县龙城街道江厦村河田村小组发现庙山遗址。两年后，2015年3月~7月，考古人员对庙山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约1700平方米，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晚唐至五代、明代五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陶瓷、石器和铁器等文物。庙山聚落居住遗址的发现，可认为龙门县最早可考究的历史为新石器时代晚期。
恩格斯曾经说过：“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又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远在新石器晚期，在那茹毛饮血的年代，远古先民已经在龙门大地点燃了文明之光，成为龙门人文历史的始创者。正是他们，为南昆山下、增江上游河畔的大地带来了人类文明的曙光。
开发岭南的缓慢进程
秦代之前，岭南地区的百越人，火耕水耨，生产力十分低下。1986年8月19日，龙门蓝田瑶族乡杨屋村瑶民杨回恩在该村泥壁石河边的田里挖水晶石，在距地表深约1.3米处，挖出了一件磨制石矛。他挖出石矛时，还发现有一些火烧灰烬的痕迹。出土的石矛，呈灰黑色，砂质板岩，通体磨光，磨制工艺精细。石矛的锋端稍残，分器身和长柄，器身剖面呈菱形，长8.4厘米，最宽处4.9厘米，两侧有刃，刃略为残缺，使用痕迹明显；长柄断面为长方形，长5.8厘米，宽约2厘米，厚0.6厘米。经广州市文管会考古队和《广东省文物志》编辑室人员鉴定，这是商代磨制石矛。2000多年遥远的商代，龙门先民，已经在山间繁衍生息并开始制作石矛，这既是生产工具，又是防身武器。
实际上，在中原地区，商周已经进入青铜时代。龙门发现的青铜，是战国时期的物产。1978年，人们在龙门县平陵路滩小学后山挖出战国时期的青铜剑、铜斧、铜削刀以及陶碗。永汉镇红星村“金黄亭”也出土了战国铜盆。这些地下文物，说明到了战国时期，龙门地区已经拥有较为先进的青铜制造工艺。不过，由于当时人居寥若星辰，这样的工艺和作坊恐怕也只是极为罕见，分布不广。
秦朝平定六国后，迁徙数十万兵民到岭南戍边，此后，移民南迁，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大批中原移民南下，他们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与岭南土著共同开发岭南。
东汉建安六年（201），番禺县内划出增城县，龙门绝大部分地区属于增城县管辖，至明弘治九年（1496）析增城三都设县止，隶属增城达1295年。
1998年9月，龙门县地派镇清塘小学南侧庙墩出土了东汉晚期的陶器，包括壶、鼎、樽、杯、灶、釜等器皿，器皿上多划有菱形纹，另还有方格纹陶器碎片。这为研究龙门地区东汉时期居民的分布情况和生产力状况提供了实物依据。同年，龙门城郊花围村出土一批陶罐、陶碗等南朝陶瓷，形态为青釉、黄釉等，同样反映了当时龙门人的生活水平。
唐宋之交的耕耘时光
及至唐代，李氏在统一全国后，加快了开发岭南的步伐，开辟了梅岭通道，使得粤北、粤西较早得到开发。这一时期，广东部分地区已经在北方移民的影响下开始追赶北方，但总体来看，还是相当落后的。据资料记载，直至唐宋之交，广东部分地方还是野象、鳄鱼成群出没之地，到处是深林潭泽，同时也是朝廷流放犯罪官员的“瘴疠之乡”。
1978年，龙门平陵尖石角山发现约20万年前的象牙化石，在龙岩山上发现约20万年前的鹿角化石，这些化石后来被送至广东省博物馆保存。这从侧面印证了古代岭南环境的原始状态。
不过，从龙门城郊邬村元墩山出土的唐代中期的海兽葡萄铜镜来看，该镜虽然残缺，经过测量，镜面直径达20厘米，厚1.6厘米，镜面大，铜质精良厚重，镜缘厚且直，有卷曲蟠绕的葡萄枝蔓，果实累累；狮子、小雀的形态或俯或仰，或立或翔，栩栩如生。镜子背面一只吼狮作钮，海兽、小雀、葡萄纹饰由同心圆分层向外展现画面，铸造与抛光工艺十分精致。这块精美的铜镜可以说明，在唐代，龙门的一些人家已经过上较为宽裕的生活。这恐怕与唐代较为强盛的国力有关。
龙门的“母城”增城在建县后600多年，未有发现可供研究的文献，公元819年，唐代文学家韩愈乘船经过东江往潮州，夜宿增江口，写下了二首诗，谈及增江口一带所见，除了茫茫大海，就是莽莽森林，居民不多，生活困苦，为“南蛮之地”，这是增城县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关地理风貌、风俗人情的确切描述。
唐宋之交，广东的开发集中于交通便利的地带，如西江、北江以及东江下游的平原河谷，因为有利于生产和运输。其他地方，多为原始森林所覆盖，人迹罕至。龙门地区地处珠江流域、东江支流增江的上游，离重要的珠江水运线较远，陆路交通一直不在广东的主要公路线上，人烟一直稀少。
宋代不少名人南渡
宋代，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汉族大量南迁，广东各地人口迅速增加。这些南迁之民，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他们砍倒森林，栽培作物，使得南方日益繁荣起来。许多交通不便的地区渐渐被开发起来，龙门地区的开发始于此时。
北方的战乱、南方的开发，使得一些文人、官吏、贬宦不断南来。史料记载，在宋代迁入龙门的有十几家，较有代表性的有：谭瑞奇，原籍江西戈阳，北宋绍兴戊辰年（1149）进士，宋朝长史司左长史兼参军，后因上疏触怒朝廷，被谪广东，后定居于西林；刘仲明，原江西紫溪人，北宋宣和六年（1124）进士，官浙藩参政，被谪守惠州，“偶过社潭（在永汉），爱其山水，去官后留居之”；何经，北宋绍兴五年（1135）任广州路教授，后居白芒约（今属麻榨）；廖坚，原籍江西宁都，南宋庆元元年（1195）乡贡，后任增城县令，卸任后留居西林；李景星，南宋宣政大夫，由南雄珠玑巷迁番禺、后建业于西林都。
上述人物在宋代迁入龙门人群中较有代表性，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管理经验，他们斗天辟地、昌明文化，对龙门的文化、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之所以落籍龙门，都是因为看中了龙门山明水秀、四季常青的环境。这批人物，可以说是龙门人文的其中一个重要源头。
正如清咸丰元年（1851）《龙门县志》介绍，“宋时中国士大夫或游宦寄居，或南渡避地，子孙因留家焉。今之著姓右族，皆其后也，其流风遗韵渐染、熏陶故习渐更，庶几中土。”
从龙门多处出土的北宋、南宋时期的大量铜钱来看，在宋代，龙门地区人民的生活条件、商贸活跃程度，已经比以往进步不少。另外，从区域发展的来看，因为当时龙门地区还没有设城，人们在广袤的地区以村落、集市等形态集聚和交流，龙门西南部的村落因毗邻增城、广州，其开发时间和发达程度又要早于和高于东北部村落。
历经两宋的开发与积累，到了明代，岭南发挥自然条件的优势，成为经济繁荣的地区。至明弘治初年，由于多地民众集结对抗朝廷，狭长的增城县客观上又有分县而治的需求，明弘治九年，龙门县设立，构筑城池于七星冈，龙门“正史”才拉开。
文/图 惠州日报记者侯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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