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灰儿女”在粤北（一） 首位进入白宫工作的华人陈香梅
去年底，抗战时期原岭南大学、东吴大学迁址韶关办学的旧址已经确定，一段段鲜为人知但却依旧令人热血沸腾的岭南教育往事逐渐浮现，陈香梅、李应林、司徒卫等“红灰儿女”在粤北的生动故事跃然纸上……
万树千山忆大村，烽烟劫火祸连绵。
抗日不忘勤学志，红灰儿女绿窗前。
再见岭南在粤边，不堪回首话当年。
亦师亦右吴重翰，伴读添香似昨天。
天涯游子梦魂萦，苦读八年炎难盈。
寻得荒山来建校，亦书亦剑岭南情。
——陈香梅《忆岭南》
抗战时期（1940-1945），私立岭南大学、东吴大学、岭大附中等学校迁至粤北韶关市浈江区犁市镇大村村，战时称其为“岭大村”。许多优秀的学者在“岭大村”任教和读书，在烽火连天中坚持办学育人。
经考古专家勘察对比研究后发现，在如今的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大村）办学旧址确认有怀士堂、茶楼等21处重要遗址；标记出了岭南大学、东吴大学、仙人庙火车站、四姑医务室、玉清书舍、古桥古道等校园及其周边旧址，其中还包括有课室、宿舍、饭堂、水井、校道、篮球场、排球场以及图书馆、科学馆等；挖掘出了哨子、眼镜、木桶、书桌、椅子等历史古物件。在这些遗址、遗迹、遗物和点点滴滴的史料中，当年的仙人庙和“红灰儿女”的故事渐渐浮现眼前，一幅幅抗战时期岭大师生教学与生活的画卷缓缓展开了。
私立岭南大学的前身为1888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广州基金利阜创办的格致书院，后来更名为“岭南学堂”和“岭南学校”。1927年，随着当时国民政府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办大学，岭南学校完全由华人接手管理，更名为“私立岭南大学”。随后又开办中学、小学和华侨班等附属组织，成为中国南方一所重要的教育机构。抗战时期的岭南大学历经坎坷，多次迁徙。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岭南大学迁往香港，借用香港大学的校舍继续授课。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时任校长李应林潜回内地，谋求在粤北复课，于次年选址曲江大村。司徒卫等主持修建战时临时校园，即“岭大村”。1942年5月，为防止日军冒用岭南大学的名义推行奴化教育，岭大校方当即宣布，岭南大学在粤北复课。消息传出，逃亡各地的岭大学子纷纷奔粤北而来。
陈香梅女士在《逃亡》一文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我并不想死，我只有十多岁，我还没活够呢，虽然多灾多难，但我却不愿向死神投降。我得为毕君活着，我得为我的姐妹活着。”《香梅之路》描写了当年的场面：“火车站挤满了人，逃难的，赶路的，还有不少武装士兵。我也顾不到那些，只知道他要离我而去，茫茫来日，相聚又在何时，我既不能和他同去重庆，就只能听候命运的安排……”
战时办学条件艰苦，师生颠沛流离。岭大的复课来之不易。大村位于粤汉铁路沿线，距仙人庙火车站约1公里。周围树木苍翠，山岭茂盛，空气清新，环境幽静。俨然成了炮火冲天、兵荒马乱时期的一片“世外桃源”，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在陈香梅心中，刚刚经历了一场大劫难，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没有什么比有学可上更幸福的了。
“流亡大学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晚上没有电灯，桐油灯烟雾弥漫，有时眼泪都熏出来。吃饭只有蔬菜，周日才有几片肉。有些学生常常连饭都吃不饱。有的调皮的学生迟到一半，将事先藏好的苍蝇放在碗里，以便去找炊事员重新打一份。岭南大学学生中的贵族风气历来很重，如果在战前，如此艰苦的生活条件必然会招来一些富家子弟的抗议，可现在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他们都只有一个身份——流亡大学生。”她后来回忆说，他们这些历来被视为公子小姐的学生如今也能够吃苦了，没有什么夜生活，大家都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生活比前段时间规律了许多，身体竟然都“发胖”了。
那时的校舍非常简陋，生活异常艰苦。但是物质的匮乏却丝毫没有影响同学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陈香梅喜欢读书，为了买一本书，她只好节省午饭钱，有时吃两片面包，在面包中撒些白糖，吃起来不会太淡然无趣就心满意足了。在仙人庙的时候，陈香梅还利用课余闲暇，替女同学写情信。有些女同学结婚之后，丈夫发现妻子文笔远远不及当年，开玩笑地说，秘密才被揭穿了。
陈香梅在岭大读书时，曾选读“中国文学”。当时教她“中国文学”的是吴重翰教授。吴教授是广东新会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8年在仙人庙岭大教书，当时约40岁，著有《中国文学思潮》，他还主讲“明代倭寇史略”。吴重翰对陈香梅的文学传授是意义深远的。陈香梅在《陈香梅自传》一书中的“忆儿时”写道：“吴教授喜欢茶道，课余之暇，用小茶壶泡起铁观音，请陈和几位教授一同谈论诗词，打破师生刻板的课堂讲授。在水滚茶香的气氛中品诗赏词，这种诗情画意的环境，确实给一个年青的女生以深刻印象，受益不少。正是"四周清寂"，只有松林的风声，一间茅屋，数卷好书，此生复有何求。回味起来委实令人神往。”
此后，香梅养成了泡茶馆的习惯。课余时间，她常常跑到附近的茶馆，静静品茗，慢慢忘掉烦恼和痛苦，她认为那是一种超然的身心享受。可在当时，作为抗战后方之一的粤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安全。据《广东抗日战争纪实》记载：“1943年1月5日，日机21架再炸韶关，市区及四野均遭敌手。炸弹88枚，燃烧弹58枚。韶关成一片火海，为该市在空袭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陈香梅在《下午茶》中写道：“日本飞机成群结队地低飞在曲江上空，像疯狂了一般向市面投弹，郊外许多地方也难幸免……警报解除后，满街漫道是尸首，还有许多被炸重伤，在地上呻吟的人，浮桥的对岸是市区，那儿到处火光，烧红了半个天。我和妹妹回到朋友家里，已找不到那栋屋子，那屋子在火光中燃烧，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形状，我想到我所有的一切东西，它们已在火光中变为灰烬……”
炸了就再建，再炸再建。正如《岭南凯旋歌》里唱的：“战再战，敌人灭。不顾生，不顾死，只顾岭大。大敌小敌都不畏。冲锋有进无退，尽力保卫红与灰……”就这样，经历战火的洗礼，在辗转周折中的岭大师生炼就了非比寻常的顽强意志和不败信念，坚持读书救国，直至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
（注：本文史料来源于韶关学院华南教育历史研究基地资料与数据中心，主要参考文献有《陈香梅抗战时期在仙人庙岭南大学》《老师最喜欢的女生》《一个真实的陈香梅》《陈香梅自传》以及阿瑞的文章《再见岭南在粤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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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香梅，1925年6月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岭南大学、牛津大学、韩国中央大学荣誉博士。中央社第一任女记者。其丈夫是美国飞虎航空大队长陈纳德将军。父亲是中国外交家陈应荣博士。母亲是惠阳廖凤舒的千金廖香词女士。舅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廖承志。
她曾以个人经历和中国问题为题举行全美巡回演讲，她的畅销书英文版《一千个春天》出版后，在纽约一年之内销了二十版。1963年，陈香梅受肯尼迪总统委任到白宫工作，成为第一位进入白宫的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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