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抗战文艺谱写气壮山河之歌作品多将目光投向与国家民族命运攸关的重大事件
惠州著名画家黄澄钦画作“庆祝抗战胜利”。
▼惠州已故著名画家在1937年创作的版画《火炬》，反映出当时惠州“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
刚刚过去的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站在74年后的时间刻度上回望过去，让我们表达对抗日英烈的敬仰与缅怀。
自1937年9月用飞机轰炸惠州，到1945年8月投降，日军在惠州犯下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四度沦陷，四度收复，惠州军民的抗战，艰难困苦，为华南地区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据市委党史研究室统计，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惠州市直接伤亡人口近2.2万人，其中，死亡和失踪人口近1.7万人，受伤人口超过5000人；间接伤亡人口超过10.2万人。全市伤亡人数总计超过12万，如此巨大的人口伤亡，这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是不多见的。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宣传民族救亡，发动群众抗战，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抗战期间，惠州涌现不少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将目光投向与国家民族命运攸关的重大事件，为民族为人民而作，歌颂抵御外侮、为国捐躯的崇高精神，鞭挞丑恶，格调悲壮、高昂，真挚感人，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战魂》东江唯一的抗战文学刊物
抗战期间，惠州四陷敌手，战火频仍，灾难深重。在民族危难之际，有识之士纷纷拿起笔来参加抗战。
抗战爆发不久，素称“东江最髙学府”的省立惠州中学（惠阳高级中学前身）自发组织“战魂文学社”，主编出版16开本的《战魂》旬刊，以主编梁海南为首的一批采编人员，为刊物撰稿、编辑、筹款、出版、发行而终日辛劳，却不拿报酬。《战魂》第一二期在惠州印刷，发行量每期三四百份。后来该刊得到当时驻惠的随军记者肖莫寒赏识，由广州大中印刷厂承印，第三期起扩大版面，发行量陆续增至约1000份。由于刊物编辑者是一群尚未涉世而满怀爱国热情的青年，发表的文章立论公正，敢说出人们不敢说的话，从而博得了读者的欢迎。该刊物发表了《畏敌不战者是汉奸》等评论，针砭时政、鼓舞全民抗战。后来，该刊物十五期因刊载了《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引起了第四战区保安司令部的震怒，被“勒令”停刊。《战魂》虽然仅仅出版了十五期就“夭折”了，但它毕竟是当时东江一带唯一的抗战文学刊物，响应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表达群众爱国抗日的心声，对当时本地区青年学生和社会知识分子阶层有一定的影响。
惠州的青年学生还走上街头，通衢大道、车站、码头等出现学生宣传队的活动。他们在街头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全国总动员》《保卫中华》等抗日救亡歌曲，散发传单《告各界群众书》，发表演说、表演街头剧。当时大街小巷的每个角落都回荡着振奋人心的歌声，造成强烈的抗日救亡声势，把沉睡的惠州城呼唤醒。
《日祸行》“至今惠州人所作最长的一首诗”
民国初年惠州有名的书法家和诗人黄亦良，著有《鹅湖诗草》，主张“诗在能匡当代政”，“我有我诗言我志”。1941年5月，惠州第二次沦陷时，惠州主要街道的民房商铺烧成灰烬。这位年过花甲的老诗人悲愤中写下长歌《火烧屋》，疾呼不要被侵华日军的“三光政策”吓倒，要“国仇扩大忿填胸，亟自争为天下雄。勿多言语不由衷，要有真意存其中。真是精诚贯始终，真是军民合作心德同”，以期“挥戈直指扶桑东，犁庭扫穴抵黄龙”，夺取抗战的胜利。全诗节律铿锵，气势雄豪，在惠州传诵一时。
再如冯重熙居士，为民国时期惠州著名文化人，写下1000多字的记事诗《日祸行》，该诗完稿于1946年，《惠州志·艺文卷》称该诗“是至今惠州人所作最长的一首诗”，首载当时《惠州民国日报》。“丁七卢沟变，惠地濒于危。敌机肆轰炸，杀伤无限期。沦陷凡四度，损失殊不货……”此诗行文平实质朴，以作者一家在四次沦陷中的种种遭遇及颠沛流离中的闻见，具体记录了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和惠州生灵涂炭的惨况，娓娓道来又震撼人心，从侧面记录了惠州抗战历史。
此外，“东江才子”、书法家王映楼的《为镇民秦敏猷吴锡槐助军抗敌死事呈请旌恤文》，记录两位老人在日军攻城时不甘逃避，协助守城部队筑工事，送茶粥，城陷后为敌所执，不屈牺牲的动人事迹；惠州名人秦寿宁的《菩萨蛮·送钟黄女学员二阕》描绘女青年学员“从军志气奇”“戎衣换绣裳”，奔赴抗日最前线的飒爽英姿等，从多个侧面勾勒了一幅惠州人民英勇抗战的全息图卷，起着动员民众，振奋士气的作用。
《惠州西湖志》战乱中张友仁随身携带文稿
“惠城初陷，逃避一空，而誓死者尤众。杨氏为李景泉妾，故滇产，用剑利死倭人，尤可纪者，为作歌。”民国惠州文化名人张友仁在《剚仇女歌》文首写道，将镜头对准了同仇敌忾的惠州妇女。张友仁的《剚女仇歌》写日军初陷惠州时，民妇杨氏在圆通桥手刃犯身敌寇，最后投湖自尽的悲壮故事，读来感人。
抗战时期，张友仁最让人称道的是拯救惠州文化、注重乡邦文化建设。炮火连天的民国，岭南著名书院丰湖书院在战乱中遭到炮火轰击，丰湖书藏（图书馆）遭到破坏，藏书损失惨重，剩书在有识之士的保护下，移至惠州城内小西门二仓保管。1931年，在地方名士李岱青、黄树棠、张友仁的倡议下，众人自掏腰包，在中山公园建成800平方米两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楼房，并命名为“惠州私立丰湖图书馆”，这成为惠州现代图书馆的雏形。
文人出身的张友仁，曾参与营建西湖，对乡邦文化建设尤其着紧。1930年，张友仁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辑录惠州西湖文献，并无意为西湖修志。后来，搜集资料越来越多。在参与建设西湖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在西湖修桥堤、筑公路、拓祠宇、美风景，必须要让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才能尽此湖山之大用。张友仁因此立下决心，以“继前人之志，创未来之化”撰写《惠州西湖志》。
为西湖修志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在抗战期间，张友仁已年逾花甲，但他仍不顾战乱，雄心不减，不断搜集资料和撰写文章。1943年冬，日军再次侵占惠州，张友仁带着西湖志文稿逃到郊区乡间。当时的惠州学者吴仕端也逃到了附近村庄，两人相交甚笃。相见之后，吴仕端看到张友仁没有家人相随，只见桌上一叠手稿和床上半包文稿，都是完稿的 《惠州西湖志》。当时吴仕端问张友仁，为什么不把文稿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他苦笑说：“随身带好，那才是安全之地。”可见张友仁对自己心血之作《惠州西湖志》，视同生命一样重要而极力保护。
1947年10月，抗战胜利两年后，张友仁历经17年撰写的《惠州西湖志》出版（上下两册，共13卷），当时有识之士赞之为：“惠州西湖无完书，有之自友仁先生始。”《惠州西湖志》，可谓是历经抗战烽火，凤凰涅槃。
文/图 惠州日报记者侯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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