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的自由释放创富活力 流动的中国书写发展传奇
1988年，在广东南海官窑镇，一群南下的“打工妹”领了工卡，准备开始新生活叶健强 摄
2016年春节假期过后，广州火车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羊城晚报记者汤铭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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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几千年来生活在农耕文明环境下的中国人来说，土地一直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安土重迁的观念深入人心。而从历史上看，中国人也是最能适应陌生环境的。近代以来，许多中国人为生计闯关东、下南洋，凭借勤劳和忍耐，在异乡立足扎根，取得成功。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国家建设、个人生活幸福，许多人加入到流动人口大军中。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2.41亿人。这相当于全国每6个人中就有1个流动人口。而纵观新中国70年人口迁徙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口流动迁徙的主力、规模、原因和目的各不相同。
新中国成立前后，数万干部从解放区南下接管新的解放区，他们可以算是新中国最早一批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人数虽然不多却奠定了人民政权的基础。上世纪50到70年代，为了东北工业基地建设、边疆开垦、三线建设等需要，国家曾组织大规模移民。“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是那一代人喊出来的时代强音。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东部沿海省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大量农民工从乡村涌入城市，从中西部来到东部，成为中国人口流动大军的主力。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力。不仅是农民进城务工，很多体制内的精英也放弃“铁饭碗”，南下广东“下海”创富，许多传奇故事就此诞生。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越来越多农民落户城市成为市民。与此同时，随着二、三线城市的崛起，越来越多人选择离开一线城市到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的城市打拼。这背后折射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不断被打破、地区间发展水平越来越均衡。
70年来，中国人的迁徙始终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今天，中国人更加自由地选择“下一个家乡”，这种进步无疑是极其深刻的。
A
建设新中国，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新中国成立之初，地区之间的工业、人口等资源的分布极不均衡。于是，为了华北、东北工业基地建设、边疆开垦等建设需要，国家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有大量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而东北华北等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则面临着缺工人、缺技术的问题。从1949年到1956年间，有近30万名上海工人、技术人员、管理骨干被输送到全国。他们为奠定共和国的工业基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0年，内地省市人民大规模支援新疆建设大潮拉开序幕。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先后有湖南、四川等十几个省市的100多万青壮年告别家乡，投身新疆和兵团的建设。
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美国酝酿着对新中国进行军事打击，中国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国际环境。为了分散“家底”加强战备，党中央做出重大战略决策，在1964年开启了长达16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
从1964年至1980年，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投入2052.68亿元巨资，建起了近2000个大中型工厂、铁路、水电站等基础设施和科研院所。在此期间，数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艰苦创业。他们成为新中国特有的移民——“三线人”。
在那个年代，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是人们最朴素的想法，由此也形成了“相对发达的省市是人口流出地，边远落后省区是人口流入地”的现象。
B
要过好日子，就业磁力吸引务工大军
为保障城市的生活资料供应，1953年底国家开始实行粮食、布匹等的统购统销制度。随着人口增多，城市里的物资供应变得紧张。在重视重工业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当时唯一的办法便是限制农民入城。1958年，中国实行“户口登记条例”，逐步确立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沿海发达省份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限制农民进入城市的政策，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逐渐放开了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限制。进城打工的农民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主力军。2009年，当时的农业部一项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97年全国农民工人数为4461万人，到2004年这个数字就突破1亿，到2009年则达到1.4亿人。
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吸引了大量外资，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一时之间，全国各地南下广州的绿皮火车趟趟爆满。广东也成为全国第一大流动人口大省，根据原广东省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广东流动人口达到4048万，其中省内流动人口1105万，另外2943万人是从其他省份来到广东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曾让市民感到不适。1989年2月22日的元宵之夜，滞留的外省农民工横七竖八地睡在广州火车站广场。很多市民认为外来工就是“盲流”。羊城晚报记者探访了滞留农民工，并喊出了“善待外来工”的口号。3月6日起，羊城晚报推出报道，针对民工权益受到漠视等问题进行了深层的思考，并对解决民工节前返乡、节后回厂的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这是媒体第一次为农民工群体“正名”。
C
人口是红利，
流动的中国充满活力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1亿人口落户城市的目标。
其实，从2010年起，广东就开始尝试一系列吸引人才、善待外来工的改革：从积分入户到居住证改革，从开办外来工子弟学校到允许外来工子弟入读公立学校，外来务工人员也可以参加公务员考试，享受保障房……
具体到各市，深圳全面取消借读费，非深户籍外来工子女可以享受免费义务教育；惠州实施居住证制度，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挂钩；东莞在全国率先实施“两个五年”的入户条件，降低入户门槛。当年的“外来工”如今成为“新市民”，他们不仅在城里工作，还能在城里养老。
从全国层面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户籍制度改革全面落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速。2012年-2018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35.33%提高到43.37%，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由17.24个百分点缩小到16.21个百分点。
如今，再也没有人会把外来人口视为“盲流”，“新市民”一词也逐渐取代了“外来工”。对城市来说，人口成为“红利”，很多城市都加入吸引人才落户的行列。对外来人口的观念之变化也印证着社会的进步。
70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路上。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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