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水滴筹”
苏轼
记录
□刘永加
近来，德云社一位演员因得重病找到网络众筹平台“水滴筹”发起筹款一事，引起社会关注，网络众筹平台在成为社会援助桥梁的同时，如何获得有效监管，也引发热议。那么在古代，是否也有类似的众筹呢？
在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苏轼就曾在杭州搞过一次众筹，成功地救治了百姓的疫病，挽救了许多生命。苏轼的做法堪比现在的水滴筹。
苏轼先后两次任杭州知府，尤其是他第二次到杭州任职时，做了两件名垂青史的事情:一是治理了西湖，留下了苏堤的景观；二是治疗瘟病，救活无数百姓。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再次任杭州知府。刚一到任，就碰到了百年不遇的瘟疫大流行。杭州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求医问药的穷苦百姓。而城里竟然还有药铺囤积居奇，抬高药价，大发瘟疫财。
面对病疫和不良药商的黑心作为，苏轼十分清醒，他知道，杭州为“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经过慎重考虑，他认为如果能创办一家政府医院，情况或许会较好掌控。可是开设医院需要大量资金，怎么办？他同属下商量后，决定采取募捐的办法。苏轼首先从府库里拿出2000贯平时省下的办公经费作为基金，同时号召城里的有钱人捐款。可是还有缺口。苏轼回家后，把情况同夫人一说，夫人认为人命关天，百姓的安危是大事，她应大力支持，于是带头卖掉陪嫁的首饰参加募捐；苏轼又拿出自己的积蓄五十两黄金交了上去。
在他们夫妇的带动下，参加募捐的人越来越多。
经过众筹，总算把资金募集起来了。于是，苏轼招聘了部分医护人员，在杭州众安桥旁边找到了一处官家的院子，办起了一所名叫“安乐坊”的病坊。据说，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公立医院”。医院建起后，苏轼立即派官员和医生分赴各社区救治病人，同时免费发放食品、药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作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
不仅如此，史书还记载了一个苏轼智斗无良药商的故事：苏轼建立安乐坊后，苏夫人还献出了娘家祖传的秘方“圣散子”，这是治疗疫病的特效药。安乐坊根据这个方子，制作了大批的“圣散子”药品，对普通的百姓免费发放，老百姓纷纷涌来，许多人都被治好了。有个囤药的药铺商贩也身染疫病，请了好几个名医都没看好，自己的药铺里也没有特效药了，听说苏轼“安乐坊”的“圣散子”有奇效，便让家人去索要药方。哪知苏轼早就给他们量身定做了一个规定：只赠药，不开方；只赠穷人，不赠富豪。有钱人用药，每用一服，须捐助安乐坊纹银百两。闻听此言，那无良药商傻眼了，可是为了治病，也顾不了许多，只好捐银子买药。“圣散子”果然药效明显，那药商吃了三服药病就见轻了。其他不良药商得了疫病，为了保命，也不得不到这里捐款买药，于是安乐坊有了大笔收入，这等于是再次众筹。苏轼又用这些钱，在江干等处开了几个分坊，方便百姓就近看病取药，前前后后救活了数千人。
安乐坊在苏轼的经管下，聘用僧人做掌管，获得了长足发展。苏轼离任后，安乐坊依然办得很红火。到了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安乐坊改名为安济坊。据《宋会要辑稿》载：崇宁二年五月，两浙转运司上奏：“苏轼知杭州日，城中有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乞自今管干病坊僧，三年满所医之数，赐紫衣及祠部牒各一道。从之，乃改为安济坊。”就是说，当时的两浙官府对苏轼的做法很是赞赏，上奏宋徽宗对安乐坊的医生给予赐紫衣的嘉奖，紫衣当时代表官服，认可了医生的官员身份，并改名为安济坊。
后来，苏轼被贬惠州时,接到广州太守王敏仲来信,说广州疫症流行,死人无数,请教苏轼解决的办法。苏轼毫无保留地把在杭州办药坊治病救人的经验介绍给他，于是广州也照他的办法，众筹办起了安乐坊，救活了不少百姓。
苏轼众筹办医的做法，对宋朝以后的国家政策影响很大，南宋初年则照此法在各地创办了养济院，同样属于官办的医疗救助机构，在宋朝社会救助和医疗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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