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惠州盐业和铸钱业兴旺 惠州五千年（第41期）

宋代惠州的手工业有较大的发展。古人有谓：“国家正赋之外，充军国之用，惟盐法、关税、钱法而已。”而钱业和盐业，特别是盐业，正是宋代惠州经济的支柱产业。惠州有漫长的海岸线，渔盐历来是其财政收入之大宗。据史载：宋代广东有盐场17个，惠州占了3个，分别为归善淡水盐场、海丰古龙盐场和石桥盐场，均属官府所有。由于国家对食盐实行专卖制度，产销差价多至数倍，官府从中课利甚丰，故当时有谓“今日财赋，鬻海之利居其半”。有宋一代不断有赣南“盐寇”成群结伙，从惠州武装押运私盐到江西地区谋取暴利，以至造成数百年间“虔寇之患”不绝，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惠州官盐的兴旺发达。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南恩州（今恩平）2盐场年产食盐71万斤、课利3万多贯。而同期惠州3盐场则课利5万多贯，由此可推知其年产量约为100万斤以上，从中课取的“盐仓箩头钱”当亦颇为可观。惠州佥判陈鹤用“捐盐仓箩头钱置学田以增廪”的方法解决办学经费，是惠州置田赡学的最早记载，说明盐业在宋代惠州，是官府办学的重要经济来源。

惠州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发达的江湖水网，渔业和海产收入亦甚可观。而惠州府城正是各县渔盐山货的集散地。北宋唐庚寓惠期间写下的诗句：“道路鱼盐去，樵苏竹木还”（《杂诗二十首》之十七），“烟合家煨老酒，风腥船过咸鱼”（《六言即事二首》之二），“利倾小海鱼盐集，味入他村酒茗甘”（《西溪》）等，可以帮助人们形象地认识北宋政和年间惠州渔盐业的兴旺发达。

宋代惠州的另一支柱产业是铸钱业。据《宋会要辑稿》载：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惠州设置阜民钱监。阜民钱监是当时全国十六个钱监之一，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铸铜钱七十万缗（每缗一千钱），仅次于韶州永通钱监的八十万缗，居全国第二位。所铸品种有“熙宁元宝（通宝、重宝）”“元丰通宝”“崇宁通宝”等年号钱，主要用于支付全国钱监向英州等地购买铜料的款项，余钱则上调京师内藏库。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王安石变法，诏全国各州设“市易司”，命阜民钱监给广州市易司铸钱十万缗，作借贷生息之用。阜民钱监在国家经济的运行和熙宁变法的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惠州一些采沙船在东江大桥附近的河床采沙时，采出约一万枚全新“崇宁通宝”折十大钱。这批全新“崇宁通宝”，钱文为宋徽宗御书“瘦金体”，铁划银钩，字体清朗，说明惠州铸钱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崇宁通宝”中的“崇”，下面的“小”字出头写成“木”字，古钱币收藏界称为“木崇”，在惠州以外的地方较为少见。有专家指出，当时各地钱监铸造的铜钱都暗中留有特别记号作为产地识别，“木崇”应是“惠州制造”的特别记号。

阜民钱监也是当时惠州规模最大的手工生产作坊。若参照南唐时期一个铸工年铸铜钱一千五百缗的标准推算，年铸量为七十万缗的阜民钱监约需铸工五百人，另加翻沙制范、烧窑看火、加工磨铣、冶官监卒、护卫后勤以及原料、燃料供应、产品储存输送诸色人等，用工规模或达千人以上。该钱监对带动各行各业，繁荣惠州地方经济乃至文化教育，无疑有很大帮助。

（何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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