夔纹之美 □蔡磊
梅花之墩，夔纹之美！
赶赴跨越三千年时光的约定，是有心人才能得以分享的奇遇。作为惠州陶瓷历史文化中的一座地下“博物馆”及惠州陶瓷古窑遗址“打卡点”，我有幸与陶瓷艺术家余小伦、篆刻艺术家薜道相伴，在秋风起兮白云飞的时节里，心怀忐忑来赴此约。
惠州市区西去博罗长宁，仅有60公里路程便到了园洲梅花墩。远观阡陌田畴，近看鱼塘几口，大小不过三五亩的样子。倒是苍穹之下的罗浮山以卓然雄峙，守候着这片包孕惠州古越文化的一方圣地，除去神秘感之外，又给我们平添了几分敬畏之情。
远古惠州乃禹贡扬州之域，星土分野与广州同，春秋为百越地。庾岭之南的罗浮山麓南端与东江北岸之间，自古就有一片被人们称作园洲的宝地。园洲梅花墩窑更是以器型与图案，制作出一部煌煌“陶史”，书就了惠州古越时期的文明篇章。
“土是有生之母，陶为人所化生。陶人与土配成双，天地阴阳酝酿。”这是郭沫若先生在《西江月·陶颂》中对陶制的颂咏，可见“陶中乾坤大”乃是不容小觑的妙喻。
在至今能够阅览的古越史籍中，我们仅仅知道岭南先民善制舟艇、巧驶舟楫。而对于其制陶之述，几乎未见只字。《史记·五帝本纪》有“舜陶河滨”记载,《礼记·曲礼》有“天子之六工，典制六材。陶旊之工，曰土工”记载。可它与“水行而山处”的越人，似乎不曾交集。但查览周朝著作《考工记》，即给予困惑中的难题指点出迷津。其“总叙”有曰：“百工之事……凝土以为器。”东汉郑玄注《考工记》“总叙”中就明确了“粤”字与“越”字的释读，其云：“粤地涂泥，多草秽。而山出金锡，铸冶之业，田器尤多。”其中“涂泥”与“田器”，令我们对岭南百越时期陶器制作获得了史料的佐证，这一史料有助于解惑我们对梅花墩窑及其陶器夔纹产生的历史背景。
古越之器，合土为陶。环腹之饰，文镂相错。
《简明广东史》第三章“不发达的奴隶制与岭南古越族”中载有“夔纹陶类型”，是岭南考古“浮滨类型”、“夔纹陶类型”和“米字纹陶类型”三种不同文化遗存中的类型之一。“夔纹陶类型”文化遗存，是一种以夔纹、云雷纹、方格纹、组合纹为代表的印纹硬陶、釉陶和磨光石器以及相当数量的青铜器共存为特征的青铜文化……夔纹陶类型遗存主要分布于除海南岛和高雷地区（目前在海康、遂溪也有少量发现）之外的全省大部分县、市（也包括港澳地区），其年代相当于西周末期至战国早期。至今惠州区域内已知夔纹遗址尚有：惠城三栋瓦窑岭遗址，仲恺沥林君子营村河背岭遗址，博罗铁场宿岗岭遗址、博罗龙溪银岗遗址，惠东平海舂碓石遗址、安墩大埔顶山遗址等处，龙门江厦河田村庙山遗址。可见惠州多地在远古时期，已是百越先民聚居之所。
如果将中国陶瓷历史比喻成一棵茂盛的大树，岭南陶瓷史便是它的主要枝干之一，而惠州陶瓷史则是这条主要枝干中的一枝粗大分叉，在这支分叉的上沿部分那片漂亮的“树叶”，便是园洲梅花墩窑遗址。它可不是一片普通的叶子，它是一枚“烙”有夔纹的叶子。
夔龙纹是一种由兽头蛇身简化而成、一足一角近似龙纹的兽纹，亦称龙纹。关于“夔”的解释，《说文·攵部》云：“夔，神也，如龙一足。”《龙经》曰：“夔龙为群龙之主，饮食有节，不游浊土，不饮温泉，所谓饮于清，游于清者。”附于陶器之上的夔纹图案，从形式上看，它所展现的仅仅是令人敬仰的工艺之美。这种来自苍茫深处的美，不费周章便拉近我们与古人的心灵感应或说是审美距离。
万籁俱寂的千古长夜过后，即便是一件吉光片羽的残损陶片，也是引导我们探究古越文明的路标。夔纹陶片浓缩的奥秘使其扛起“惠州古越文化”讲解员的使命。由此，在对它“局部”的诠释或解读中，我们获得推断这一远古文明形态的脉络。它向我们间接佐证了在那个时期，地势平缓、丘岗起伏的古园洲及其周边河滩地区，是东江流域较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局部区域。这支习水部族已从渔猎弋射、泛舟采伐的渔猎文明，迈入更高等级的“男子耕农，种禾稻紵麻；女子蚕桑织绩。民有五畜”的农耕文明成熟时代。同时，它标志着惠州古越时期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生活方式等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由此成为我们认识惠州历史，由母系社会过渡到成熟父系社会的重要标志。
当文明的曙光乍现于斯，时光的无意与岁月的有情叠加于此，从窑炉中淬炼过的生命痕迹并非能够轻易消逝。终古不废的梅花墩窑，因其独特的陶瓷历史文形态，被赐予岭南古越名窑与东江古越陶器的文化概念。因此，它也具有代表东江百越时期先民智慧及工艺制作水平高度，这一无可争辩的象征意义。夔纹由昔日部族“颜值担当”的象征，变为三千年后惠州古越时期历史文化的图腾。
在绿色覆盖的旷野之中，我们脚下俯拾皆是“惠州宝贝”。在大地的“烤箱”里烘烤了三千年的陶器残片，外形酥松得像块饼干。当触手可及的陶片放在手心，细细端详后微微抚摸，显然已使彼此都有了相见恨晚的无法自持。这时的夔纹陶片更像是一枚胚胎，当三千年亘古浓缩于手心，我仿佛感到了它的轻微蠕动。夔纹将我的手心当成宫床般的孵化器，温度来自我所聚焦的虔诚目光。我甚至幻觉假以时日，这只由龙窑诞生的夔纹之龙再次重生，它不是一只乖巧活泼的宠物，而变为一飞冲天呼啸云际的游龙，福佐苍生美意延年！
古越遗泽，福生于滋。时至今日，依旧有灵魂、会呼吸的夔龙纹，或以何种姿态展现它的雄姿？历史虽然退席，自然即以含蕴委婉的方式暗示我们，眼前满塘的鲜鱼便是冥冥中的寓意：“鱼化龙”与“鲤鱼跳龙门”。看来夔龙依然眷恋这片土地，将抽象缱绻于具象之中，直至生生不息。
博大精深的古越梅花墩窑，在惠州陶瓷文化中还具有一份特殊地位。它以陶瓷文化底蕴无可比拟的实力与品质，被赋予惠州陶瓷“龙穴”的象征意义，并成为惠州陶瓷文化之“龙脉”所系。
大江之滨，有我陶兮。清末诗人丘逄甲作《游罗浮》诗“其八”云：“笑看桃花开，一醉三千年。”似乎无意间隐喻了梅花墩窑的前世今生。江河万古、天地一新，丰湖诗社诗人牟建新老师的佳作《赞博罗春秋窑遗址》：“残片米夔纹，犹燃智慧魂。叠层能断代，遗有缚娄痕。”即是更为明晰的诠释。
旷古之期，陶土即是乐土。我们眼前这片云淡风轻的土地，在三千年前乃是一座古越陶场，在12米长的龙窑旁，陶匠陶工炼泥、拉坯、守窑、装陶。走进堪称惠州陶瓷文化“龙兴之地”的梅花墩窑遗址，似乎尚可听闻窑工们劳作之余哼唱《越人歌》的余音萦绕：“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夔纹之美，不仅是惠州古陶的前缘；夔纹之美，亦将成就惠州今陶的前缘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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