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山“杨五代妈”不惜厚礼延聘名师 □包国滔杨淇粦
《杨氏族谱》中有关“杨五代妈”的记述。 包国滔 杨淇粦供图
明清时期，平山是作为惠州府首府所在地的归善县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贤庆堂杨氏则是居住平山最久、影响最大的宗族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杨氏的家族发展史，就是平山发展史的缩影。作为女性发展文化教育的典型，杨氏宗族教育史又为我们窥探惠州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征特别是其中的女性角色、作用和地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关于这一点，过去惠州的学者谈得不多，关注得不够。有鉴于此，笔者根据清咸丰三年（1853）所修的平山贤庆堂《杨氏族谱》（以下简称《族谱》）的文献记载，以“杨五代妈”蔡氏为例，谈谈几点粗浅的发现和看法。
据《族谱》所载，贤庆堂杨氏先祖来自闽南，明末清初迁至当时的归善县平山乡即今惠东平山街道居住。杨氏以商起家，自第三世已初步富裕，并在地方公共事务中开始发挥较大的作用。从第四世开始，杨氏陆续涌出崑祥、英敏、英伟、英烈、英才、英睿、捷万、捷鳌、捷贵、绍宗、向墀等一批数量可观的国子学生。另外，第五世的英杰入武学，第六世的捷文入府学，分别成为武、文诸生，也被地方上传为一时的佳话。这一局面的形成，与第四世麟祥之妻蔡氏在族中作用的发挥密不可分。蔡氏，不知名字，生于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殁于嘉庆十四年（1809），因妇人辈分随子，在族中被称为“杨五代妈”。杨五代妈逝后，葬于平山郭厝埔（今惠东金圃花园），后因朝代更替、盗墓、战乱等破坏，原貌已不可修复。改革开放后，子孙为缅怀这位卓越的祖母，将其坟迁至平山大洋三世祖墓园旁。其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嘉庆四年（1799）即其八十一大寿时内阁中书大埔县友人杨中龙所撰的《寿文》中。据《寿文》所载，其教育理念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要求杨氏子孙“不可不读书”，强调年轻人读书习儒的义务和普及性
首先，强调读书“不可不读”的义务性与“从名师”的精益追求。《寿文》谈到：蔡氏“念后生不可不读书以振家声，各使从名师，不惜厚礼”。这里传达了蔡氏对于后人教育两个层面的诉求：第一，她要求杨氏子孙“不可不读书”，强调年轻人读书习儒的义务和普及性；第二，她要求杨氏子孙“各”“从名师”，强调年轻人读书习儒的质量和精益追求。显然，在明清士人社会的濡染之下，作为一介女流的她也逐渐认识到从商而富者并非长久之道、富而从儒者方为固家之策的道理。在她看来，使人人“不可不读书”固然重要，但使“各”“从名师”更为关键，因为名师是“学而优”的重要保障。为了延聘名师，她一度“不惜厚礼”，这固然一方面体现了杨氏家业的殷实，另一方面，更体现她对名师带动教育的深刻认识。
其次，强调“美”之“内行”的自修与上行下效。对于蔡氏在杨氏族中的贡献，《寿文》有一句精炼的概述：“一门之聚顺如常，诸孙之功名益振，是皆老孺人内行之美有以教致之矣。”可见，蔡氏于杨氏，其真正的贡献还不在于对子孙向学求精的外在约束，更在于“美”“行”的内在带动。蔡氏29岁开始守寡，直至91岁离世，前后孀居六十余年，一直注重符合儒家轨范的“内行”之修，即矢志守节，克勤克俭，大公无私，与夫弟崑祥“协治家务四十余年”，随后又独治家务“历十余年”。据《寿文》所述，在蔡氏主政下的杨氏家族，“若子、若侄、若孙及诸媳各执其业，皆凛老孺人之慈训”，“同居男妇少长靡有怨言，食旨愈繁，而仓箱并裕”。由此可知，其内行不独体现在行为上，还体现在理念中。蔡氏主政的数十年恰恰是杨氏最鼎盛的数十年，这并非巧合。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蔡氏以其“内行之美”的理念及其践行，带动杨氏族人上行下效，各尽其职，和谐一致建设宗族的结果。
杨氏族人多得“杨五代妈”影响，逐渐形成重义轻利、胸怀乡邦、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的家风
再次，强调以自家“多赀”为轻，以“周恤乡里”为重。在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思想影响下，随着杨氏家业渐趋殷实，蔡氏的胸怀和眼光也逐渐由族中达于族外，以“周恤”乡人，求得乡邦共同富裕为其重要价值取向。《寿文》称她“每值年荒米贵，即捐赀平粜，义不敢居乡大姓后也”，盛赞她舍其“赀”而取其“义”的高尚情怀。《族谱·崑祥传》更明确记载了乾隆五十三年（1788）蔡氏携其夫弟崑祥“捐赀”救荒，平抑物价，在帮助地方官恢复地方秩序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因而获得两广总督孙士毅、广东巡抚图萨佈旌匾“乐善可风”的史实。《寿文》还称，蔡氏子孙也多能“不以多赀自豪，善周恤乡里”，可见不独崑祥，其他杨氏族人也多得蔡氏的训导和影响，进而逐渐形成重义轻利、胸怀乡邦、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的家风。
从自身到族人，从族中到族外，“杨五代妈”蔡氏的处世哲学实际建立在其面对自我、面对后人、面对乡邦的教育理念的总结和践行的基础上。在她所处的时代，这些理念固然主要地反映和符合了儒家孝、义等传统轨范，但在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新时代，其中应有不少成分仍值得我们加以借鉴。另一方面，蔡氏主政下的杨氏家族的发展轨迹，体现了明清时期惠州乃至广东家族由商而儒、亦商亦儒的一般发展模式。从蔡氏的个案可知，在这种家族发展模式中，在传统惠州文化教育由弱而强的发展过程中，女性事实上扮演着不可低估的角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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