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讲堂人仰止惠州书院说“丰湖” □吴定球 作为惠州地区培育人才和涵养学术的最高学府，丰湖书院记录了惠州文化教育曲折多变的发展历程
几经建制更名后的丰湖书院一角。张艺明 摄
丰湖书院山长宋湘画像。
由宋湘题写的“丰湖书院”匾额和楹联。方炳徐供图
刊载于康熙《惠州西湖志》的丰湖书院图。
清初王煐画像。
伊秉绶画像。
“门题山水小蓬瀛，前辈传经讲席横。一片湖云遮不住，藕花深处读书声。”这是著名诗人丘逢甲吟咏丰湖书院的诗句,其时为清宣统二年（1910），丰湖书院刚改为惠州中学堂不久，距始创丰湖书院的南宋宝祐二年（1254）已有656年了，而诗人笔下的丰湖书院依然充满了蓬勃生机。作为惠州地区培育人才和涵养学术的最高学府，丰湖书院数百年的盛衰兴替，特别是清嘉庆以后的百年风华,记录了惠州文化教育曲折多变的发展历程，为我们解读惠州的人文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
1惠州丰湖书院创建于南宋宝祐二年（1254）,首创者是惠州知州刘克刚
入宋之后,惠州文化教育有长足发展,特别是南宋时期书院的创建，在岭南地区可谓异军突起，与宋代理学的勃兴及流播互动相成，盛于一时。资料显示：“宋代广东共有州县学63所，书院41所，其中较多的是广州，惠州。”“无论是办学和科举，广州居首，潮、惠、韶、端、连诸州次之，其他州相差很远”（蒋祖椽、方志钦《简明广东史》）。显见当时惠州教育在广东的排名是靠前的。特别是罗浮、西湖，书院众多，主持者多为硕学鸿，影响深远,以致有学者提出了“广东在宋代，学术中心地在罗浮”的观点。（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可以说，南宋时期蓬勃兴起的书院讲学，对惠州文化教育的影响是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而丰湖书院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宋淳祐四年（1244），赵汝驭来守惠州，在郡城西南银冈岭（今市干休所左近）建聚贤堂，祀陈尧佐、陈偁、苏轼、唐庚、陈鹏飞、许申、苏过、陈瓘等寓贤及古成之、张宋卿、留正、陈焕等乡贤共十二人，名十二先生祠。祠后为晞是堂,堂上有第一湖山楼。这是一所祭祀式书院，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庄重的仪式对众先贤作定时祭祀，以体现对儒家文化道统的尊崇和继承,劝勉后学见贤思齐, 修身立德。
宋宝祐二年（1254），知州刘克刚改聚贤堂为丰湖书院，“以堂为夫子燕居，塑豫章先生像于晞是堂。别为十二先生祠于堂之后。又于其西构六君子堂，其南辟四斋，又南立三门。简生徒有志向者讲习其中，以州学教授兼山长。”
丰湖书院的首任山长,由归善县主簿郑济甫兼任。郑济甫（1204-1254）,又名濬甫，字逢言,福建莆田人,累世业儒，学问渊雅,著有《经史考》,文章道德见重于时。淳祐十年（1250）中进士,授归善主簿，刘克刚以之兼掌书院, 在当时实属“高配”，提升了书院的学术档次，保障了它的教学质量。
书院选址惠州城南银冈岭，比邻唐建开元古寺,面对西湖“重冈复岭，隐映岩谷，长溪带蟠，湖光相照”的旖旎风光,在清幽旷远中隐见佛影禅光，满足了理学教育家们提倡学子清静息心、虚空悟性的环境需要，体现了南宋书院以理学为宗的时代特点。
凡此种种, 使丰湖书院成为宋代岭南书院的典型之一。近代著名学者杜定友在《广东文化中心之今昔》一文中就指出：宋代广东书院“以南宋嘉定间之禺山书院、番山书院、相江书院、丰湖书院为最善。”
丰湖书院能跻身宋代岭南书院四强,刘克刚功不可没。
刘克刚（1199-1254）,字处和，福建莆田人，“用先君遗表恩入仕”,宝祐元年任惠州知州，“清俭治办，修弊起废”而“自奉过俭”。有人讥诮其寒素如穷书生，他不以为意说：“瘠一身以肥一郡，庸何伤？”尽见儒者济世的胸襟抱负。书院创建后不久，刘克刚染疾卧床，“病剧，尚延州文学（主管教育事务的官员）至卧内，再捐羡钱千缗增学舍，明日卒”。噩耗传出, “官吏士民相吊”,归葬时百姓“空巷哭送”。
刘克刚之后,丰湖书院续有葺建。宋景定三年（1262），摄守林畔在书院前增建如沂亭。元初战乱，书院“六君子堂、四斋、十二先生祠俱圮，惟夫子燕居、晞是堂、三门两廊、如沂亭存。时路学未立，春秋塑望于此谒奠。”元大德三年（1299），曲江举人黄赵孙任书院山长，亦有修葺书院的记载，终元一代，丰湖书院风雨无恙。
明太祖朱元璋重视官学,于洪武二年（1369）两次下诏,规定只有官学学生才能参加科举考试,丰湖书院遂改作归善县学。洪武十七年（1384）原建于元代的归善县学（故址即今惠阳高级中学）重修启用，丰湖书院随即废弃, 终止了宋元二代丰湖书院长达130年的历史。
2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惠州知府王煐在黄塘置地重建丰湖书院
雍正七年（1729），吕留良文字案发,雍正借题发挥,株连无辜，冤狱遍及全国。在广东，屈大均首当其冲，被雍正指为“文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结果屈大均被“发棺戮尸”，“亲属缘坐，诗文毁禁”。王煐寓惠期间与屈氏诗酒酬唱,交往深密，自然要受到牵连。他的《忆雪楼诗集》被禁毁,而他所复建的丰湖书院也神秘失踪。就在这一年,知州吴简民“就永福寺旁隙地”创建惠阳书院。两年后,蓝鼎元过惠，为作《惠阳书院碑记》,只字未及丰湖书院，丰湖书院就这样被惠阳书院取代,在历史的视野中消声匿迹。
关于清初重建丰湖书院的原由和经过,王煐《丰湖书院记》有记述：“及抵郡,湖山无恙,而古迹名胜则鲜有存者,盖干戈之息未久也。诵读之士，往往散处山谷乡落之中，索居离群，闻见寡眇。余思所以聚之,乃买叶氏孤屿废园，并前守所置义学地基，建堂舍二十四，以为讲学习诵之所。其亭榭台沼，或仍或新，以为游息之地。名之曰丰湖书院。”
王煐还记述了兴办丰湖书院的若干举措：
——掌教书院的师儒由政府出面聘请，使书院带有半官方色彩。
——书院有较充裕和稳定的经济来源：“买金龙镇等处田，岁收租五百余石；置水口圩店房，岁收租四十余两。支师生修脯而外，岁有盈余，稍为修葺书院、点缀湖山之用。”
——书院实行扶贫助学的政策：“生童贫而愿学者，听其执经就业，给以膏火之资”，对于缺乏社会和经济资源的贫民学子，无疑是难得机会。
——地方行政长官王煐亲抓教育, “以政暇课生童学业其间，因以登临啸咏”，直接参予书院的教学活动和文娱活动。
王煐还特别强调了“山水有助人文”的观点，指出“古今为政知养教人才者犹不乏人，至于点缀湖山，则或以为无益之费”者仍大有人在，这其实是对人文教化的无知或短视。基于这一理念，他把大力整治湖山作为振兴地方人文的重要措施。除规定书院经费“岁有盈余，稍为修葺书院、点缀湖山之用”外，他重修了元妙观紫清阁，并作《白真人不立像说》，请陈恭尹书碑刻石立于阁前；在府署筑忆雪楼，把自己吟咏西湖罗浮的诗作结为《忆雪楼诗集》；筑梌山代泛亭，暇辄与名流共赏湖光山色，觞咏为乐。他还支持宋广业编纂《罗浮山志汇编》，为《岭南三大家诗选》作序，在乱世中保存了大量岭南文献。经过多年的努力，正如王煐自己所言,惠州“比年以来，士之读书奋起以得科名者不乏其人。而远近宾朋，相与扁舟湖上，一唱一酬，篇什流传颇极一时之盛”，惠州成为岭南人文荟萃之地,而王煐本人则被誉为风流贤太守。
王煐重建丰湖书院时,“干戈之息未久”,一切设施只能因陋就简。康熙五十五年（1716）,惠州社会经济渐趋稳定,驻节惠城的广东提督王文雄对丰湖书院作大规模整治,筑书院于“黄塘寺之左，览胜亭之右”,院左建文昌阁,院后建御书楼,“绕院悉植花木,依山结构,当面则凿池,引湖水入小桥,植荷花,夏时大放,游人如蚁。”王文雄则在“临戎讲武之暇,即于书院掩闺课士,由是名人学士多聚于斯”（据康熙《惠州西湖志》）。
康熙五十六年,广东巡抚法海上疏弹劾王文雄剿海贼不力。次年,康熙责令王雄文“自备鞍马,前赴色楞军（远征西藏的清军）前效力。”人亡政息,王文雄的被处理,对丰湖书院的发展无疑有负面影响,而稍后雍正的大兴文字狱,则是压垮丰湖书院的最后一根稻草。
3嘉庆五年（1800）,名宦伊秉绶“应十州人士之请”再次重建丰湖书院
清嘉庆三年（1798），惠州又迎来一位“风流贤太守”，他就是清代名宦伊秉绶。
伊秉绶（1745—1815）,字组似，号墨卿，福建汀洲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入仕后受知于朱珪、纪昀,嘉庆三年以刑部主事出知惠州。他“廉吏善政”，是有名的清官能吏；又是著名的书法大家和诗人，尤以隶书独步当世，为清代碑学的开山鼻祖，著有《留春草堂诗钞》七卷，文采风流,映耀一时。
伊氏和王煐一样重视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建设，先后大规模重修白鹤峰东坡祠和西湖孤山朝云墓, 并举办相关的文化活动。又在准提阁建无碍山房，政馀之暇与宾客门生、地方俊秀在那里坐列无序，觞咏酬唱,以身作则营造宽松活跃的文化氛围,使沉寂多年的惠州文坛重现蓬勃生机。而他“应十州人士之请”，将惠阳书院迁回黄塘,复名丰湖书院,则是他在惠州的最大善政。
书院复建工程始于嘉庆五年（1800）六月，次年冬月落成。陈鸿猷的《迁建丰湖书院碑记》对书院布局和设施作了扼要介绍：院地三面皆水，自黄塘东折，蟠踞一山，修广可百亩，中为讲堂，宽四寻有奇，深视宽过半，堂前为大庭，左右前列皆为学舍。堂北为屋五，一堂四室，视讲堂地高可五六尺，以为掌教者可居示尊。堂上为楼，曰澄观楼，祀文昌神暨周、二程、张、朱五夫子。又东另为屋一区为伊公祠，有堂室三，前轩面湖，可凭眺。轩前数十步有阁，掌教宋太史（湘）题为浴风阁。后山最高处为亭，曰夕照亭，则太守伊公书也。
陈鸿猷（？-1823），字蔚其，惠东稔山范和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亚元（即乡试第二名）,光绪《惠州府志》有传。传中特别说到：“惠守伊秉绶迁惠阳书院于丰湖，鸠工集费，悉鸿猷所赞助。”当时书院迁建所费高达白银5000两，其中多半为陈鸿猷捐助。陈氏急公好义，为乡邦兴学慷慨捐资，在丰湖书院的重建中发挥重大作用,值得惠州人铭记和尊敬。
书院的建成，伊秉绶为书院头门撰书楹联：“学焉得其性之所近；览者将有感于斯文。”阐明书院的教育宗旨，并对师生寄以期许。又于门厅大书“敦重”二字，其跋语有云：“人需厚重也。重则威仪整，学问固。所以语云：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伊秉绶身体力行,坚守白鹿学规，以倡导实学“救科举时代重八股、轻行谊之弊”，为书院乃至于整个惠州带来了一股朴实清新的学风。
4几经建制更名后的丰湖书院,依然是育养东江人材的摇篮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颁令“改书院为学堂”,丰湖书院更名惠州中学堂,后又改为惠州中学。其时大清帝国已朽腐不堪、风雨飘摇，革命的地火在四处潜行，寻找爆发的时机。改制后的惠州中学堂，很快就成为反清同盟会的重要活动据点。1908年前后,在校学生约有百人，秘密参加同盟会的多达80多人。参加黄花岗起义的梁镜球、骆凤翔,在光复惠州之役中英勇献身的陈经,投身惠州起义的张可廷,民初粤军总指挥叶举等等,是其中出类拔萃者。此外,近代中国名人陈炯明、徐傅霖等,也曾有过读书丰湖的人生履历。
辛亥革命胜利后,学校又更名广东省立第三中学（今惠阳高级中学前身）。民国初年惠州大批知识精英和文化名流,如苗致信、黄植桢、黄亦良、叶史才、王映楼、李桂馨、李长天、秦寿宁、黄焕秋、刘仑、吴仕端、古伯伟、许衍董等，都是这所百年名校的师生,丰湖书院虽几经改制,但承前启后,学脉不断,依然是育养东江人才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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