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农民运动艰苦卓绝成全国典范
1924年7月,旅欧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合影。朱祺(三排左一)与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合影。
1926年惠阳县农民协会已成立的区农会分布图。
1926年7月,《中国农民》刊发朱祺的《惠州办事处会务报告》。
“中洞更是革命根据地的中枢——— 东江红都。”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10月出版的 《海陆丰农民运动》如是说。1923年,惠州地区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推动下,农民运动风起云涌。1927年11月11日,高潭区苏维埃政府建立,是全国第一批苏维埃政权之一,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留下了深深的惠州烙印。
翻开惠州红色档案,许多光辉事迹赫然再现:高潭在全国较早开展了农民运动;东江地区在全国较早举行讨蒋起义,高潭工农群众积极参与其中;高潭是中共党史上中国第一部土地法规《没收土地案》最早实施的地方之一;高潭中洞建立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红军兵工厂、被服厂、医院、俱乐部……
“忠诚如铁、敢为人先、不怕牺牲、一往无前”。这是2017年提炼出来的高潭革命精神表述语。过去,高潭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浴血奋战,进行了艰苦的革命斗争,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战火硝烟已经远去,但高潭革命精神永远扎根在这块红色土地上。
朱祺与惠州办事处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是重要的革命策源地。而在广东的革命历史中,惠州具有重要的地位。这其中,东江农民运动是中国革命历史中时间较早、规模较大的农民运动,影响深远。1922年秋,彭湃在高潭播下革命的火种,随后,勇敢的高潭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
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两次东征。期间,惠州农民运动有力配合了国民革命军。1926年1月13日,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惠州办事处,朱祺任主任。朱祺是广东清远人,1920年初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成为赴法国勤工俭学学生。1922年,朱祺在法国先后认识了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革命同志。1923年,朱祺加入旅法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奉中央指示从法国直接坐船回国赴黄埔军校任职,当时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与周恩来在巴黎合影留念。在这张著名的历史巨照里,朱祺也身在其中。
朱祺回国后,与周恩来一起参加东征,并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周恩来把东征胜利后建设革命中心惠州的任务交给了朱祺。1926年7月,《中国农民》刊发了朱祺的《惠州办事处会务报告》。报告显示,办事处下辖惠阳、紫金、博罗、河源、龙川等县,19个区农民协会,307个乡农会,农会会员25000多人,农民自卫军4000多人。
“农民运动因屡受军阀之摧残压迫,与几次斗争的训练,和所得之经验,认为非团结不可,于是惠属农运,勃勃有生气,影响到各界亦起来组织团体矣。”朱祺在报告中认为,陈炯明等人倒下后,一般人民尤其是占人口最多的农民,痛苦尚未解除。几次东征,农民很努力帮助政府攻打敌人,想把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打倒,禁绝烟赌,建设廉洁政府等,但当时并未实现。因此,还须农民扩大组织,集中力量,同时与各界革命群众深切结合,协助政府,督促其实行,这才是根本解决的方法。
东征促进惠州农运
惠州的农民运动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朱祺在报告中写道,惠州农民运动以惠阳为中心,最初是1925年2月间第一次东征驱逐陈炯明的时候,农民运动即在淡水、平山一带秘密组织起来,会员有数千之众,紫金、龙川各县已受很大影响。
记者查阅资料获悉,广东革命政府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时,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领工作人员到平山访贫问苦,会见了朱观喜等贫苦农民,从政治思想上给了农友巨大的鼓舞和启迪。随后,平山区农会正式成立,朱观喜为区农会会长。
平山区农会成立后,立即派出农友为东征军带路、挑担和收集情报,为第一次东征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在光复东江重镇惠州城后,平山区农会和农军积极支援东征军打倒陈炯明,发动蕉田、黄泥排、青龙潭、百坵田等乡村100多农友为东征军做向导、挑担和情报工作。
由于第一次东征后,惠阳农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1925年5月,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时,全县建立20多个乡农会,会员2000多人。第二次东征后,由东征军总政治部拨款千元,作为惠阳县农民协会的筹备经费,在阮啸仙、肖鹏魂等的指导下,惠阳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
高潭成全国典范
实际上,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惠州办事处以前,高潭就成立了农会组织。彭湃1922年秋来到高潭发动农民运动后不久,经过黄星南等人的串连发动,高潭区水口乡农会于1923年3月成立,这是全国第一批乡级农会组织。
彭湃在高潭播下的革命火种,点燃了“东江红都”。从农民运动开始到新中国成立,高潭人民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艰苦斗争。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高潭人民开展了长期的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包括高潭人民在内的惠州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日救亡;在解放战争中,包括高潭在内的惠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再次掀起革命的浪潮。
“1927年11月,随着全国第一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高潭中洞作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后方基地,一时间成为集党、政、军为一体的东江地区武装斗争指挥中心,当时的东江土地革命也成为早期的全国典范。”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零建州曾撰文介绍,1923年,彭湃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促成了国民革命的两次东征,进而推动北伐。大革命后期,农民运动促成了1927年5月东江第一次武装起义。此后,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又先后发起两次武装起义,揭开了全国武装割据、土地革命和创建苏维埃的序幕。在这个过程中,党组织、政权组织和革命武装先后集中到高潭中洞。
三次平山起义
1927年4月,中共广东区委面对国民党右派反共“清党”的严峻形势,号召各级党组织发动工农群众组织讨蒋武装起义。东江各地党组织领导工农武装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回击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暴行。东江地区一系列讨蒋武装起义,参与工农群众达3万多人,在全国的讨蒋武装起义中具有爆发时间早、起义规模大、影响范围广的特点。
在中共东江特委和惠州地委指挥下,何友逖、朱观喜领导下的平山区农军先后举行了3次武装起义。何友逖是广州中央农民部特派员,此前受命到百坵田村宣传农民组织建立农会的好处,朱观喜则是当地农民运动领袖。两人曾共同发表《五一宣言》,把惠阳与海丰的农民运动紧密联结在一起,相互促进,相互支援。
可惜,因种种原因,平山3次武装起义都以失败告终,尤以第三次损失最为惨重,给惠阳革命运动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当时集合在平山周围的国民党重兵在全县展开大兵团拖网式的围村搜剿,到处杀人放火,摧残革命乡村。尤其是总指挥部百坵田村,先后被国民党军和土匪围剿达12次之多,房屋被烧毁20多间,凡搬得动的财物尽遭洗劫。村民无家可归,四处逃亡。
起义未能展开,但它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和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革命火种依然在百坵田传承下来。据载,抗日战争时期,百坵田建立了东江纵队交通站;解放战争时期,百坵田又建立了情报站。
文/图 记者刘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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