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西湖准提阁拜师的苏曼殊 ○讲古惠州37〇 作者：何志成

摄于民国时期的惠州西湖准提阁。 《东江时报》记者严艺超翻拍

惠州西湖，在汉晋之际由于地缘的关系，宗教很快进入其中。惠州最早的佛教场所，东汉伏虎台和东晋龙兴寺，建于濒湖的银岗岭，给这一广袤的天然湖泊投下几缕禅影佛光。北宋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居惠州，把爱妾王朝云葬在西湖孤山，他和朝云哀婉凄美的爱情故事，更为惠州西湖山水添注了人文气韵，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此后历代文人雅士纷纷慕名前来，参禅礼佛，凭吊苏迹，游览湖山，抒情写景，不断为湖山人文增色。至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过惠游湖时，曾发出“峰头寺寺楼楼月，清煞东坡锦秀肠”的感慨。至晚清，又迎来一位客人苏曼殊，结缘惠州西湖，一时成为佳话。

苏曼殊原名戬，字子谷，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光绪十年（1884）在日本横滨出生。他父亲苏杰生，早年在日本经营茶叶生意；母亲河合若，是日本籍妇女。苏曼殊自幼受佛教文化影响，十二岁小小年纪就私自跑到广州拜长寿寺赞初和尚为师。十五岁那年，他奉父命东渡日本，进入横滨大同学校求学。在此期间，苏曼殊结识了中国留学日本的革命志士冯自由，并与中国留日青年会的中坚分子陈独秀成为了好友，嗣后加入了廖仲恺、朱执信的“兴中会”，开始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1903年，苏曼殊返回上海，又加入了黄兴创办的“华兴会”。其时黄兴正在长沙筹备武装暴动，苏曼殊南下香港联络“兴中会”支援。在苏曼殊赴港期间，黄兴领导的起义失败，上海的章太炎、邹容又因《苏报》案被满清当局判以终身监禁，而在香港的康有为却大肆鼓吹保皇立宪。苏曼殊盛怒之下，赶到《中国日报》馆向陈少白借了一把手枪，声称要刺杀康有为。在陈少白竭力阻挠下，刺杀行动终被取消，苏曼殊与陈少白大闹一场后悻悻地离开香港，1903年岁末辗转来到惠州。他来到惠州后，首先游览了惠州西湖，见到西湖月明星稀、清钟夜响时倍感亲切，一时心旷神怡，幻梦全消。此情此景，再度勾起苏曼殊剃度出家念头。为此，他往西湖准提阁拜智向铨老僧为师，师为其取法名“遣凡”。民国学者陆丹林在《记曼殊出家及欲枪击康有为事》一文中写道：“（曼殊）忽告陈先生，谓决意出家为僧，欲往省城受戒。陈察其素性坚僻，无可挽留，乃送数十金，以资其行。去数月，复回，则居然僧衣僧履，罩以薄棉蓝布长坎肩。询其情况，自言出门后茫无所知，既而囊金欲尽，相识者荐往惠州某庙落发。庙为破庙，主持其一老僧，即其师也。”

西湖准提阁，明末清初名为瑞开阁，是东江佛教主要道场之一。佛阁高踞崇道山麓，俯瞰丰、鳄二湖，可谓占一湖之胜概，作庄严之宝刹，是惠州著名的禅宗丛林。然而正是这样一处佛门清净地，在清初却成为反清人士往来联络的落脚点。然而至晚清，准提阁财产匮乏，仅有几块薄田，且无隔宿之粮，唯恃化缘为活。苏曼殊上准提阁为僧后，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去化缘，来回十分辛苦。后来苏曼殊因不堪僧人生活清苦，于1904年2月窃其师银洋两毫和已故师兄度牒返回香港，与陈少白和好如初，再为国民革命效力。据陆丹林《记苏曼殊出家及欲枪杀康有为事》一文所记，其返回香港路上是很辛酸的：“一日，（曼殊）乘其师他地，遂窃其已故师兄之度牒，及其师仅存之二角以逃。步行至省城，乘轮抵香港，银洋二角仅足以充船费，路上不食已二日矣。”其已故师兄法名博经，俗家原为南雄州始兴县赵姓子，此后曼殊亦时以“博经”为自己的法名。

苏曼殊不仅是一个佛法造诣很高的僧人，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世俗才子。他工诗文，善绘画，通英、日、法、梵等多国语言；与陈独秀、章太炎、柳亚子等文坛泰斗交往甚密；又与孙中山、陈天华、宋教仁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志同道合，因此他的绰号很多。如：他先后在日本、上海、香港等地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运动，被称为“革命僧人”；他撰写的 《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淚记》、《焚剑集》、《碎簪记》等作品，有太多情人的眼泪，故被称为“情僧”；他一生有喜欢吃糖、饼的怪僻，整天糖饼不离口，又被称为“糖僧”等。正因为苏曼殊滥吃糖饼的原因，使其英年患上严重的肠胃病，久医不愈，于1918年在上海病逝，年仅三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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