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惠州城四大建设工程 扩城筑路、改造水东街、兴建东新桥、建设中山纪念堂，使古城面貌一新 □何志成

在飞鹅岭俯视惠州府城墙，后拆除筑长寿路。

1929年水东街改造后新貌。

1938年建成的钢筋水泥东新桥被日军炸毁。 本版图片由何志成提供

▲1928年在中山公园所建的中山纪念亭。

▲1938年春中山纪念亭扩建成的中山纪念堂。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和民国成立后，惠州先后经历了护法驱龙战争、东江共和军起义、粤军援闽和返粤驱桂战争、孙中山组织联军讨伐陈炯明及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等。接连不断的混战斗争，致使惠州的古城面貌和经济生产遭到很大破坏。至上世纪30年代之初，粤军将领陈济棠在国民党宁汉分裂期间，以独裁手段确立了“南天王”的地位。陈济棠治粤八年（1929—1936），在恢复发展经济生产和城市基本建设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其中在惠州进行的拆城筑路、改造水东街、兴建东新桥、建设中山纪念堂这四大城市建设工程，使久经战乱的惠州古城面貌一新，后人津津乐道。

壹

拆城墙筑马路

惠州府城俗称鹅城，是一座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府城城池建设，宋代以前俟考。入宋后有城，但甚窄小，东北临江，西南止于今步行街国庆路与五四路之间，濒临西湖。明洪武三年（1370），知府万迪与守御千户朱永率军民开始扩城，到洪武二十二年竣工，自此奠定了明、清两朝数百年惠州府城的规模和格局。入清后道光二十八年(1848)，江国霖出守惠州时重修，筑城垣周围一千三百六十丈（俗称七里三），高二丈二尺，城基宽二丈；筑瓮城五座，高、厚与主城同；筑城楼7座，各可容四五百人；城上筑炮台28座，成为粤东最为坚厚易守难攻的城墙。1925年10月13日，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黄埔军校将士在强大炮火支持下，激战30小时，以伤亡400多人的代价最终攻陷惠州府城，结束了惠州自建城以来未曾一陷的历史。1925年10月16日，省城改造惠州同志会致电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请求拆毁惠州城墙，以“杜绝军阀觊觎”，永保惠州安宁。

1926年8月，惠州民众因东江匪患严重，呈请国民政府暂缓拆城，蒋介石复电批准所请。至1928年，才遂步开始拆惠州府城的东、南、西面城墙，筑环城路；北面城墙因水位低，保留作防洪用。至1929年，拆东面城墙筑成环城东路和水门路；拆南面城墙筑成南门路和长寿路；拆西面城墙筑成环城西一路和二路，仅保留地势较低的北面城墙和平湖门、小东门两座城门楼。环城马路由北门起，沿城基经小东门、大东门、水门、南门，而进小西门（今荔浦风清）之炮台一段，长约八千六百尺，仍照原城基阔度，拟定路面为二十尺。再由此路点起，沿城基至大西门、五眼桥，长五千五百尺，拟将城墙掘低十尺，填高湖滨之岸，路面宽阔拟定六十尺，名曰湖滨马路（即今环城西一路和二路）。至于西湖苏堤甚狭窄，拟从堤之两旁用砖石筑成堤岸，路面阔定三十尺，曰苏堤马路。环湖马路路面阔度，亦拟定为三十尺。以上各种路面，暂用碎石和泥沙混合铺平，厚度六寸。路基则用大石填铺，厚度六寸。从而形成了惠州府城道路的基本格局，并延续至今。

贰

统一改造水东街

水东街是介于惠州府、县两城之间，是连接府城和县城的重要通道，所谓“一街挑两城”是也。北宋时水东街原是一片低洼，行人不便；惠州太守钱酥将这些洼地填平拉直，筑一条泥路方便行人。入明后，随着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的提高，需要一种交换形式，水东街很快有了一个圩市。至晚明，水东街作为东江流域商品集散地的作用更加突出，商铺林立，百业兴旺，从而正式形成一条驰名东江的商业街。至乾隆五年（1740），归善知县陈哲以石彻平之，再终使水东街成为贯通府、县两城的一条主要街道。至清代中后期，水东街的商业活动进一步发展壮大。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 《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规定惠州为通商口岸，外国的火水、火柴、洋布、西药、食品等经香港大量涌进惠州，粤东所出产的海产、食盐、粮油木材柴炭竹木等，也集中惠州转销全国各地，水东街的作用更为重要。

进入民国后，因战祸连续不断，水东街的店铺显得残破简陋，不适应日益壮大的商业需求。为此，1928年惠州国民政府拟 《惠阳呈报改良惠城建筑章程案》，报省国民政府，提出成立 “惠阳改良街道委员会”，对县城水东街和府城十字街等主要街道进行改良，兴建骑楼。其中水东街的改良方案拟定马路扩宽至30英尺，两旁人行道及骑楼各8英尺（包外柱）；檐口高度从地面至骑楼底以15英尺为限，只许增高，不许减低；店面、骑楼及人行道、马路等项建筑费用，由业、店客各出一半。惠阳改良水东街的 《惠城建筑章程案》报上，广东省国民政府于民国十七年九月二十日以建字第408号文下达指令：“改良惠城建筑章程，经由改良街道委员会呈报东区善后公署，核准布告，依章办理。”就这样，在短短几年间，将县城水东街建成了一条700多米长、具有岭南风格的骑楼街，街道两旁一幢幢 “长了脚”的房子架在半空，上居下铺，前铺后居，好睇好用，成为惠州城市街景的显著特色。

叁

兴建东新大桥

惠州府城和县城，被西枝江相隔，入宋后两城交通只靠一座浮桥。浮桥始建于北宋苏轼寓惠期间，是由数十条木船用铁索联起，上架木排板行人，随水涨落，便用了九百多年。但一旦洪水暴涨，浮桥就会被冲断，两岸交通受阻，形成“一水隔天涯”。为了彻底解决惠州府县两城交通，方便府县两城居民生活，上世纪30年代当地商会和民间团体成立了“东新桥筹建委员会”，向当地人士、商店和海外侨胞募捐，共筹集了筑桥经费20万元，于1932年聘请厦门留美建筑工程师林荣森，为东新桥设计建筑图纸。但因该桥设计技术复杂，招标结果最低的标价是21万元，超出了东路公路处估价，大桥建筑被搁拖延了两年。

1936年，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惠州地方当政者亦急起来，公推当地有实力的军人到广州向省建设厅厅长力争，得到厅长林云陔（省长兼建设厅长）同意，并由林云陔和陈济棠亲笔在合约上签名，责成东路公路处促成其事。至1937年，省建设厅委任原设计工程师唐锡畴负责监理，筑桥工程又恢复进行。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建桥工程仍然坚持下去。到1938年初夏洪水期前，建桥工程全部完成。但东新桥完工不到半年，日军大亚湾登陆，惠州第一次沦陷。待日军退出惠州时，把新筑的东新桥炸毁。1945年抗战结束后，惠州人民在断桥残存的基础上，用竹木材料搭成一座人行桥维持两城交通。1949年10月共和国成立后，地方政府将修复东新桥提到议事日程。1950年秋，地方政府仍聘请唐锡畴为修复东新桥的工程师，重新进行测量、设计、绘图和招商投标承建。修建工程从1951年开始，至1953年完工。在东新桥重新开放通车典礼上，惠州人民赠给唐工程师以“热心建设”的金质奖章，留作纪念。

肆

建设中山纪念堂

惠州中山纪念堂所在地梌山，原是隋唐至明清的衙署，东江流域行政中心，辛亥革命时被毁，1920年辟为惠州第一公园。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在惠州郑士良、邓子瑜等仁人志士及东江会党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在惠州组织发动反清的三洲田起义和七女湖起义，在惠州打响了国民革命第一枪。辛亥革命惠州光复和民国成立后，因孙中山与陈炯明发生政治分岐，于1923年和1924年二次组织滇桂联军，出兵东江讨伐陈炯明，先后6次亲赴惠州前线指挥战斗。1925年3月，在国民革命军获得第一次东征节节胜利之际，孙中山在北京泯然逝世。

惠州人为纪念孙中山，1928年将惠州第一公园改为“中山公园”，并在公园内兴建一座四角形的中山纪念亭。同时将中山公园南面形成十字交叉的大东门、万石坊、打石街、四排楼四条街道，分别改为中山东路、中山南路，中西路和中山北路。1936年，在国民党惠州驻军邓龙光师长倡议下，又在中山公园内的中山纪念亭原址，扩建为中山纪念堂。由邓龙光师长筹拨建筑费2万元，又向惠州各界劝募万余元，再由国民党行政督察专员黄公柱(惠州人，晚清革命烈士秋瑾女婿）主其事。兴建工程于1937年春开工，不久建筑资金出现缺口，再向省军政各长官及本区各县再募万元续成之，时为1938年春。建成后的中山纪念堂，坐北向南，通面阔36.6米，通进深25米，高16.5米，面积900多平方米，由黄公柱为“中山纪念堂”四字题额，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特派员兼委员长丘誉为之作《惠州中山纪念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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