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口万年李氏71年后再欢聚 水口李氏家族 恢复中断长久的打醮盛会近千宗亲同聚祈福

碉楼正门内部。

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碉楼一直是水口中学的校舍。

舞龙舞狮是打醮盛会的传统项目。

迎接大王公。

李佛戴留下的碉楼。

策划君说：

打醮活动是一种民间的祈福活动，在惠城水口万年村，大王公太平清醮盛会这几天在盛大举行着，这对于该村的李氏宗亲来说，不仅仅是一次祈福，而且是71年后的再一次欢聚。

3月24日上午，惠城区水口街道万年村一改往日的宁静，变得热闹起来。刚进村口就听到锣鼓喧天，村道两旁彩旗飘飘，红色的大气球漫天飞舞，大红灯笼高高挂起、车辆来来往往，村民扶老携幼喜气洋洋，奔赴一场中断了71年的盛会——— 万年村大王公太平清醮盛会。

家族名片

水口万年李氏

万年村，位于水口西北部，东江河畔。根据《万年李氏族谱》（2017年）记载，万年村的开基祖是梅轩公。梅轩公约于明万历末期从梅州五华迁居广西，而后又从广西来到归善水口万年村定居，至今400余年。梅轩公初到万年村，艰苦创业，搭棚养鸭，并娶邻村卢氏为妻。夫妻两人勤劳节俭，积有余资，并买地建房开基。三四百年来，李氏一族开枝散叶，人丁兴旺，至今已经繁衍19代，后裔万余人，其中常住万年村的约有7000人，邻近的万卢村和东江对面的汝湖新圩村，也有李氏分支族群。

名词解释

打醮

农民们为了感谢神灵带来一年的收获，祈求上苍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各种祭祀活动也在农村上演，以此来消灾免难、祈求上苍的赐福与庇佑。

上一次打醮活动在1947年举行

太平清醮，一种传统祈福的方式，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习俗，各有特色。水口万年村的打醮盛会，也有自己的特点。

“万年村的打醮盛会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此次太平清醮理事会副总理、76岁的村民李金荣介绍，梅轩公开基以来，子孙安居乐业，不知从何年起，就有了每十年一次的大王公通天大醮。打醮盛会一般在春节前的农闲时间举行，历时七日八夜，以隆重热烈的方式舞龙舞狮，祈求天下太平、安居乐业、家庭平安顺景。

“打醮盛会需要巨额开资，但村里从不摊派，一般是富裕人家多出钱，普通人家自愿出钱。盛会也邀请邻亲梓叔一同参与。”李金荣说，上一次大型打醮活动还是在1947年举行的。当时他只有5岁，对那时的打醮只有一点依稀的印象，“我记得有万年龙的表演，还有唱戏等，非常热闹。”

解放后，由于各种原因，打醮活动就中止了。

恢复打醮盛会 融入新风尚

中止的打醮盛会并未消失，而是以村民口口相传的方式，继续流传了下来。事隔70年后，时间来到2017年，丰衣足食且生活越来越好的万年村村民，把恢复打醮盛会提上了议事日程。

李金荣是这次活动的倡议人之一。“打醮毕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们通过这个方式祈愿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觉得很好，也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复兴。”李金荣说，他有这个想法后，就和村里的另外两位老人商议，这两位老人听完后也是拍手称好。而当他们把恢复打醮活动的消息征求村民意见时，几乎得到了村民的一致认可。

去年年中，李金荣他们开始筹备打醮盛会。村委干部，村中长老，外出乡贤和热心的村民成立了理事会，然后分工合作。他们向村里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请教，了解以前打醮活动的程序和细节，并且确定了在以往举行盛会的同一地点举行；他们还到邻近其他村去观摩打醮活动，希望把村里的打醮仪式办得更好；当然最重要的是筹集资金，他们也依照传统，倡议外出乡贤、成功人士多捐钱，普通村民以自愿为原则出资，最终大家都非常踊跃，筹集资金150万元。

有结合传统，也融入新风尚。活动没有延续以往七天八夜的做法，而是改为四天五夜；活动也邀请出嫁女参加，并邀请邻近乡镇的李氏族人参加，同时对“祖婆”所在的邻村万卢村，不仅邀请李姓人，还邀请其他姓氏的村民参加。到活动启动之日，已经有近千李姓族人表示前来参加。

族人联络感情 村民祈福许愿

3月24日上午，打醮盛会开启。在万年村中一片平坦的、约五六十亩的土地上，71年前的祈福盛况再次重现。活动现场张灯结彩，20套锣鼓队遍布会场各个角落，整个村庄锣鼓喧天，鞭炮声声，舞狮舞龙，还有村民忙着张罗宴席，好不热闹。戏台也搭好了，戏班已经到位。接下来的几天，村民可以看戏，参加巡游、行香祈愿、欢聚一堂。当然，村民也可籍此盛会祈福许愿，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以前总听老人家说起打醮有多热闹多隆重，如今能亲眼看到，很荣幸，也感觉很兴奋。”从小在万年村长大的小伙子李邓家说。

当然，打醮盛会并不仅仅是为了热闹。此次活动理事会总理李志成说，万年李氏后裔人多，且由于迁徙和行政区域划分等原因，分别在几个不同的行政村，大家的关系有些疏离，通过组织此次盛会，让大家相聚，对发展和团结族人关系、联络族人感情也很有帮助。盛会的最后一天，万年村将宴开200席，邀请所有前来参加盛会的邻亲梓叔参加，共叙亲情，同睦宗谊。

人物

一代巨商李佛戴

相比大多数村民兴奋地参加人生历程中的首次本村打醮盛会，今年97岁的村民李昌裕显得淡定多了。他听着锣鼓声和鞭炮声，在自家院子里悠闲地喝着茶。这已经是他经历的第4次打醮盛会。有客人来，他也会有点小兴奋，聊起他以前亲历过的3次打醮盛会。

生于1921年的李昌裕仍清楚记得那3次打醮盛会的时间。一次是1927年，当时他6岁；第二次是1937年，当时他16岁；第三次是1947年，当时他26岁。不过由于年代久远，他已经记不清楚当时打醮盛会的具体内容，只记得那几天村里非常热闹，白天敲锣打鼓、舞狮舞龙，到处巡游，晚上则全村人去看大戏，期间还有许多亲朋好友也会来到村里做客，大家一起吃饭喝酒，非常快乐。

他还记得，每次打醮盛会，村里的穷苦人家都不用出钱，盛会的主要费用都是村里的富人出资，“以前出的钱最多的是六戴。”老人口中的 “六戴”就是当时村里、也是水口的首富李佛戴。

当天，和李昌裕一样想起李佛戴的还有李学英。

李学英是李佛戴的孙子。李学英出生于1955年，和李昌裕不同的是，他此前没有见过村里的打醮盛会，也没有见过爷爷。但他就像他无数次听村民提起过打醮盛会一样，他也无数次从身边亲友长辈那里听说过爷爷的故事。

“爷爷在的时候，一般他是出钱不出面的，由他的弟弟出头主持打醮，”李学英说，“两兄弟一人出钱，一人出力。”

惠州商业“大腕”

李佛戴的故事，当然不止出钱打醮。尽管李佛戴已经于1942年去世了，但关于他的故事和传说还在万年村里流传，许多村民如今说起他，还和百年前的村民一样，称他为“六戴”。在去年新修的《万年李氏族谱》里，还专门把他列为“万年名人”介绍。

李佛戴，又叫李益三，由于在家族同辈中排行第6，因此被人称为“六戴”。李佛戴还有个绰号叫“过刀六”。“过刀”，粤戏中将其比喻论罪当诛的奸臣角色，可见李佛戴当年是如何的城府深藏，机巧莫测。

李佛戴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自小随父做糖、油生意，具有出色的经商才能，生意越做越大，清宣统年间其家产已经积聚甚巨。其父去世后，李佛戴继承家业，联店经营东江中游两岸圩场油、糖、谷、豆等主要农产品的收囤、运销生意。中华民国建立后，尽管当时的广东政局长期动荡，商业市场荣枯反复，但李佛戴却能审时度势、机灵果断且敢冒风险。他凭借当时农村圩场偏安一隅，以横沥、水口的联店为商品收购囤储基地，他本人则在惠州统筹运销价格升跌急剧变化的农产品。因此，尽管当时战祸频生，李佛戴却在同行商业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惠州商业“大腕”。

曾当惠阳县长

李佛戴不仅是商界大腕，还曾进入政界。“听说我爷爷还当过惠阳县长。”李学英说。

这的确不是传说，且与他的财富有密切关系。1922年，陈炯明发动军事叛变失败，其部长期盘踞东江，军长杨坤如在惠州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维持军需。1925年春，杨坤如饬令李佛戴缴捐军饷四万块银元，李佛戴二话不说当即抬出四大油桶银元如数奉上。此举深得杨坤如赏识，便“委派”他当了一任惠阳县长(为期3个月)。

不过，相对于爷爷当过“惠阳县长”，李学英更爱“炫耀”蒋介石曾向李佛戴借钱一事。“这是真的，借条还在我们族人手里，上面还盖有蒋介石的印章呢。”李学英说，“不过，借条不在大陆，是在香港。”但对于借条的具体内容，李学英也不清楚。

不过，李佛戴倒是因为蒋介石，损失了一大笔钱。同样是在1925年，10月14日，国民革命军东征攻下惠州，杨坤如逃遁香港。东征军司令部派参谋持东征军总司令蒋介石手令，要李佛戴两天内罚缴军饷五万块银元，并出资棺殓阵亡将士遗躯，李佛戴只好照办。

一年之内损失近10万块银元，但这并没有让李佛戴损失元气，反而在随后广东政局相对稳定的几年，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他甚至在广州开设商行，在东江上游古竹、河源、蓝口、老隆、柳城都有其独资或控股的商号。凭其雄厚的资金运转能力，李佛戴的商号开始发行 “银票”，经营现金汇兑业务，流通区域遍及东江两岸。

建起一方豪宅

可这一切，都随着抗日战争爆发而损失殆尽。或许是有了军阀混战“前车之鉴”，这一次，李佛戴选择了“逃离”，他移居香港，并转移资金在香港和越南置业。可他终究逃不过，随着日军侵犯华南和引发太平洋战争，李佛戴在国内和海外的资产损失殆尽，他又回到了老家。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建起了一方豪宅，准备安享晚年。“住是住进去了，可还没有搞入伙仪式，爷爷就走了”。李学英说。1942年，李佛戴在万年村刚刚建好的豪宅里撒手人寰，享年73岁。

如今这方豪宅仍在，经历岁月沧桑，尽管内里有些破败，但仍见当年气派。在李学英的带领下，东时记者参观了这座房子。房子占地1900平方米，客家围屋中典型的三堂两横四角碉楼。三堂是指沿中轴线进大门后的下堂、中堂和上堂，两横是指三堂两侧纵列的房门对着堂屋的横屋，堂屋与横屋之间以天井相隔。在围屋四角，有四个碉楼。

从外围看，房屋的结构仍是完好的，但走进里面，却已经有些破败，许多地方杂草丛生，甚至断壁残垣。但从细腻的水磨青砖，粗大的花岗岩门框，以及精美的木雕、壁画等，还是能看出这座老宅曾经的气派。“你留意到没，除了碉楼，每间屋子都有枪眼，确保无死角射击，而且每间房屋的屋背都是相连的，从屋顶可以去到任何一间房间。”李学英说，或许是因为房子建于动乱年代，特别注意防御。

后裔210多人

李学英说，解放后，老屋被征用，成了部队的住所；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它一直是水口中学的校舍。直至1985年落实政策后，这座老屋才回到了李家人手中。而水口中学仍在此办学，但每年给李家付租金。直到3年后，李学英带着全家人一起住进了这屋子。

这一住就是27年。李学英的女儿回忆，房间多到住不完。老屋到底有多少间房间，李学英没有认真数过。可住了一段时间后，老屋有些残旧，他进行了装修，在房间里修建了厕所，甚至在房屋大门两侧的外墙贴上了瓷片，而上半截依然是青砖。青砖与瓷片无缝对接，似乎默默诉说着旧时光与新时代的故事。

2015年在老屋旁边建起了新楼房，李学英一家人这才从老屋搬了出来。而老屋也于2013成为惠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可李学英并没有把牌子挂在墙上：“我怕给人偷了。”

李学英说，李佛戴有一妻三妾，育有10男6女。前不久，族人统计，李佛戴的后裔已有210多人，其中不少人在香港和美国。族人也偶有聚会，但每次都到不齐人。

李学英的手里有一份资料，上面记载了李佛戴10个儿子的简要情况。李佛戴10个儿子大多或为官，或经商，各有一番建树。其中，五子李智光是惠州私立持平中学的校董之一，上世纪40年代，他与杨启明和黄谭进等人，将2700多亩果园捐献出来作校产。解放后，持平中学所在地成了现在惠州市第一中学南湖校区的校址。

本版文字《东江时报》记者香金群 骆国红 本版图片《东江时报》记者杨建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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