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村人家 □邓仕勇
近年来，因为创作采访，结识了各行各业的许多朋友，有的采访结束就断了联系，有的则一直有电话、信息来往，有的甚至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曾庆叔就是其中的一个。
曾庆叔是博罗县一个边远山村的农民，矮个儿，瘦脸儿，胡子老长，资料显示他五十七岁，外表看起来却像七十五岁。当年采访时，他见到我们，有点激动，也有点局促不安，一脸笑，结巴着对我们招呼道：“进……进屋里坐！”我上前握手时，才发现他左边的袖子空荡荡的，不禁吃了一惊，忍不住问道：“阿叔，你这手怎么了？”曾庆叔晃了晃空袖子，无奈地笑着说：“我年轻时，给榨糖的绞蔗机给绞掉了。”
屋内又脏又乱，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看得出这个家真的贫穷。落座后，聊了一会儿，我才发现曾庆叔其实非常健谈。从他的言谈中，我了解到了他艰苦穷困的生活状况。
曾庆叔的父母早亡，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曾庆叔17岁就到一个糖厂去打工，负责绞蔗榨汁的工作。有一天上夜班，他因疲劳过度，把一扎一扎甘蔗往榨汁机上推送的时候，一时走神左手竟给甘蔗裹着卷进机器里。幸亏旁边的工友眼明手快及时扯住了他的衣服，才把他从鬼门关里拉了出来。遭遇横祸的曾庆叔，家庭生活更加困难，贫穷迫使姐姐妹妹都早早嫁人，弟弟也入赘到外地，就剩他独个儿在家。失去一只手的曾庆叔扶不了犁耙，耕不了田地，一个人过生活，顾了头顾不了脚，顾了外顾不了里，日子十分凄苦，老大一把年纪，才在亲戚的帮助下讨到一个弱智的妻子。
“有女人，家才是家。”曾庆叔说道，“我老婆傻是傻，却是有劲，能锄能挑，一百斤的稻谷，挑起就走。她不仅给我生了一对健康的儿女，还能跟着我干些粗重农活，勉强糊口，可刨土种地不来钱啊……”曾庆叔夫妻尽管日夜在田地操劳，却因为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家里一直很穷。人家孩子都是背着漂亮的书包去上学，他的一对儿女却是提着破旧的布袋去上学。他儿子就因为在学校给其他同学瞧不起，初中没念完就辍学了……
我们走访过后不久，曾庆叔便成为了一个重点的扶贫对象。因为我采访时，送给他一部旧手机，手机上存有我的电话号码，所以他不时会打电话给我聊上几句。转眼间，五年过去了，不知曾庆叔家里现在变化如何？适逢国庆长假，我驱车又来到了曾庆叔家。
曾庆叔老远就开着摩托车在村口迎接了。见了面，还是一脸笑，但神态没有了往日的卑微，倒是多了几分爽朗。来到曾庆叔家，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猪圈，数十条大肥猪哼哼哧哧地躺在圈里，见有人来了，“嗷”地一声纷纷爬了起来，前脚趴在围栏上，伸着长长的嘴巴讨吃。一群出生不久的小猪崽抬起头怯生生地望着我。猪栏的后面是一个面积三四亩大的鱼塘，鱼塘边上栽满了荔枝和杨桃，与水中倒影相映成趣。一条鱼儿浮出水面忽然打了个转，激起一点小圆晕，像环一样一圈一圈荡漾开去……
“这些猪圈、鱼塘、果树等等都是扶贫干部帮我张罗搞起来的，还有我的新房，也是政府拨款建起来的。”满面春风的曾庆叔带我参观完他五年的“丰硕成果”后，领着我走进了他的新家——— 一座红砖混凝土楼房。屋内干净整洁，电视、冰箱、电饭煲等家电一应俱全。
曾庆叔给我倒上茶，又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我现在既养猪又养鱼，一年光这两项纯收入就有三万多元。接下来我还想扩大养殖规模，多建几间猪圈。我儿子儿媳妇也辞工回老家来创业，说要种什么黑皮花生，收成了拿到网上去卖。网上怎么卖，我搞不懂，反正我的田地正愁着没人打理，他们年轻人，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这不，大太阳的，小两口和我的老伴还在地里忙活呢……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可舒心，你今天别走了，我们杀鸡宰鹅，好好地喝几杯……”
他还兴奋地告诉我们说，最近党的十九大召开，他每天都收看电视，习近平总书记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这话说到他心坎上去了。今后，他和家人一定好好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不辜负党和政府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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