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广雅书院惠州学子群体考 本文记述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平事迹，了解他们的思想、为学态度，以及对当时社会的贡献

摄于1899的广雅书院。 本版图片均由严艺超翻拍

《广雅书院同舍录》书影。

广雅书院创办人张之洞。

江逢辰像。

李绮青画像。

□严艺超

内容提要：鸦片战争之后，大清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在这时代大变局中的惠州士子，他们将如何面对巨大的时代挑战？本文从跻身广雅书院的惠州士子群入手，记述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平事迹，了解他们的思想、为学态度，以及对当时社会的贡献，尝试以此概括出晚清大变局中惠州知识分子的整体精神面貌。

光绪十四年（1888），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院。在此之前，广州已有不少出名的书院，如粤秀、越华、应元三书院，以及学海堂、菊坡精舍等。但张之洞认为这些书院要么地势狭隘、斋舍无多，不足以容多士；要么经费不足，膏火过少；要么课程单一，欠缺务实作风，都不是他心目中理想的书院。在四川创建尊经书院获得巨大成功的张之洞，一心要在广东创办第一流的教育机构，这就是广雅书院。

广雅书院自创办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称得上是岭南最高学府。要进入广雅书院入读，这对广东学子来说可是极不容易的事情。这从广雅书院的学额就可以窥探一二：全院定额200名学生，其中广东100名，居于东斋；广西100名，居于西斋。这200名学生都是由两省各府州县用考试及推荐的方法严格挑选出来的，可以说是两省人才的精华。据张之洞《创建广雅书院摺》显示，广雅书院为了使各地学术均衡发展，对各地学生名额进行了周详的规定。在广东的100个名额中，广州府所占最多，有30名；肇庆、高州、惠州次之，有10名。

第一批进入广雅书院的10名惠州学子都是哪些人，惠州文史界历来都没有清晰的认识。笔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刊印的《广雅书院同舍录》，终于锁定为江逢辰、杨寿昌、张蔚臻、张蔚衡、许寿田、祝庆祥、王继文、湛书、颜贻泽和颜培芑。笔者还据此统计出，从1888年到1897年，在广雅书院就读的惠州士子共有25人，他们中间不乏品学兼优之士，代表着清末年间惠州士林的最高水平。

本文的目的，旨在透过记述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平事迹，去了解惠州优秀学子的思想、为学态度，以及对当时社会的贡献，以此概括出晚清大变局中惠州士子的整体精神面貌。

追随梁鼎芬的惠州学子有10名

光绪十二年（1886）三月，受张之洞之聘，因上疏弹劾李鸿章而被罢官返乡的番禺人梁鼎芬（节庵）来到惠州，担任丰湖书院山长。梁鼎芬是清末年间星光熠熠的名儒，他虽然在惠州仅仅呆了一年余，却创建了丰湖书藏，带出了一批优秀士子，对惠州的文化教育源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丰湖书藏的创建，对惠州学风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晚清惠州所涌现的一大批才人俊杰，大都出自丰湖书院，亲炙过梁鼎芬的教诲。

光绪十三年，梁鼎芬调任肇庆端溪书院。在广雅书院创办之前，端溪书院是总督课士之所，称得上是当时两广最高规格的学府。但是张之洞认为最高学府应当建于省城，这才产生了在广州创办广雅书院的念头。

梁鼎芬前往肇庆时，在丰湖书院挑选了10名得意弟子随往。据梁鼎芬高足之一许寿田在《葵霜遗范忆述示两儿》一文中的记述：“光绪十二年丙戌，番禺梁鼎芬先生来惠主讲丰湖书院，一年余调长端溪，选江逢辰、李汉珍（绮青）与余等10人随往。翌年广雅书院落成，南皮（即张之洞）督部又聘掌院，亦选弟子十人进院肄业。”据初步考证，追随梁鼎芬读书端溪的“丰湖十子”中至少有江逢辰、李绮青、王继文、张蔚臻、许寿田、杨寿昌、祝庆祥、廖佩珣等8人。他们既是梁鼎芬的得意门生，也是惠州清末民初文化教育界的佼佼者，对惠州民国初年文坛和学风的影响很大。尤其是江逢辰、李绮青和杨寿昌，二人在文学和经学上的成就和影响，已超越了岭南地区。

然而，广雅书院成立后，追随梁鼎芬入读广雅的10名惠州学子发生了变化。据《广雅书院同舍录》显示，他们是光绪十四年七月“到院”。所谓“到院”，书中凡例注明是“由张制军（即张之洞）调取入院者”，是不用经过考试的。“由历科学宪咨送，经甄别复试取入院者”，称之为“补”。我们不难发现，“丰湖十子”中真正“到院”的，只有江逢辰、杨寿昌、张蔚臻、许寿田、祝庆祥五人。后来取得进士功名的廖佩珣和李绮青，分别是光绪十五年四月“到院”和光绪十五年四月“补”。

张之洞在建校之初，就定下了“肄业无期限，惟乡试中试者出院”的校规，即学生如果没有考上举人，则可以在书院里一直读下去。这一规定直到10年后廖廷相任山长时才因为“以额数有定，愿学者不得门而入”，才改为九年之限。令人惊讶的是，据《广雅书院同舍录》中每一个学生的到院、出院的记录显示，第一批进入书院的10名惠州士子，均在当年和次年（即光绪十五年）就纷纷“出院”。他们大多来不及在乡试中考上举人 （只有江逢辰和颜贻泽在光绪十五年中举出院），就匆匆离开了广雅书院，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张之洞在光绪十五年调署两江，接任两广总督者正是李鸿章的弟弟李瀚章。由于梁鼎芬曾经毫不留情面地弹劾过李鸿章，因此不得不避而他去，到镇江焦山的海西庵闭门读书。李瀚章的到任时间为光绪十五年八月八日，而在当年九月“辞院”的惠州士子，10名当中有5名，分别是杨寿昌、张蔚臻、张蔚衡、许寿田、祝庆祥。杨寿昌等5人离开广雅书院后，考得功名的时间明显滞后，比如杨寿昌是光绪二十年举人，许寿田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贡，祝庆祥是光绪二十三年拔贡等。很显然，他们是梁鼎芬的忠诚追随者，宁愿放缓学业也要表明与恩师一样的立场。

对惠州学子有影响的还有朱一新

梁鼎芬在惠州学子的心目中有着如此崇高的地位，这在丰湖书院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这也反映了梁鼎芬在丰湖书院办学的成功。出任丰湖书院山长，这是梁鼎芬初涉学界，但是在惠州他很快就展现出自己不凡的教育才华。他刚到丰湖书院时，书院的生源并不多，而且在校住宿生很少，只有十几个人。他“观去年课榜，应者多则二三十人，少至数人”，接见生徒时又发现惠州“风气未开，故学少门径”。总而言之，当时惠州的教育是比较落后的。

梁鼎芬在丰湖书院讲学，继承了其师陈澧的衣钵，本着“读有用之书，成有用之才；出可以效忠国家，处可以施教乡里”的宗旨，每日都以“事君以忠”、“人性本善”、“理义养心”等学说为教育理念来传道授业。惠州府所属各县的生员文童，凡曾受教于梁鼎芬的学生，均受到了他忠君卫道思想的影响。此时的门生中，最为知名的就是江逢辰、李绮青、杨寿昌、廖佩珣等人，他们后来或登科入仕效忠于朝廷，或潜心于经学研究。

惠州学子追随梁鼎芬的例子有很多，较典型的要数江逢辰和许寿田。梁鼎芬在焦山隐居期间，江逢辰仍在广雅书院任文学分校，当梁鼎芬受张之洞之邀主讲两湖书院时，江逢辰即投奔而去。许寿田更成了梁鼎芬的忠心信徒，不仅随梁鼎芬游宦于湖北，辛亥革命后还帮入都定居的梁鼎芬料理其故居的家物和整理梁祠图书，前后有5年之久。史志称许寿田“生平受义乌朱一新、番禺梁鼎芬之教，尽忠义乌，不妄取一钱”。除了江逢辰和许寿田外，得到梁鼎芬举荐的惠州学子还有廖佩珣和杨寿昌，他们均有在湖北游宦、教学的记录。

除了梁鼎芬外，对惠州学子有较大影响的还有经学大师朱一新（鼎甫）。朱一新是梁鼎芬的继任者，平生精通经史，博约务实。他将平日讲学的重要内容，辑成《无邪堂答问》5卷。这本书堪称了解广雅书院求学情形的重要书籍，里面所记录的是朱一新平日就学生所问而加以反复讨论的内容。计此书提出问题的学生有30多人，其中就收录了廖佩珣、祝庆祥、颜重光向朱氏求教的篇章。如《评廖佩珣明夷待访录书后》，朱一新就意味深长地对廖佩珣说：“真任事人必从脚踏实地做起，凡为大言高论者，皆不足恃。”在朱一新的谆谆教诲下，廖佩珣果然不虚张声势，潜心求学，终于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高中进士，成为惠州科举史上最后的一抹光华。

光绪二十年（1894），朱一新因清政府丧权辱国，满怀忧愤而卒 （年仅49岁）。在任户部主事的江逢辰撰祭文示悼：“伤此羽翼，绝业谁继，儒风莫追。”亦可见朱氏在惠州学子心目中的地位。

惠州士子在广雅的成绩名列前茅

据多种史料显示，广雅书院创办之初，其教学条件远比同城书院要优胜许多，其中斋舍充裕就是其中一大硬件。其中用来容纳广东学子的东斋分为10处，每处又分为10舍，即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宿舍。惠州士子均安排在东斋诵字斋，斋长正是住在第一舍的江逢辰。江逢辰不仅是诵字斋的斋长，后来还成为书院的文学分校。所谓分校，是由书院提调，具备书币延聘的，以代院长之劳，所任人选需是学业优秀，为多士楷模者。由此可见，江逢辰是广雅惠州士子群中最为耀眼的一个，后来他任赤溪书院山长时，沿用了广雅书院的办学风格，“立日程分斋课士，讲论不辍”，振兴了赤溪文风，至今仍有人感念他在地方教育事业上的贡献。

据统计，在光绪十四年至光绪二十三年的9年时间里，曾经在广雅书院就读的惠州士子多达25人，其中归善籍15人，博罗籍2人，连平籍8人。从入学的时间段来划分，这25名惠州学子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光绪十四年至十五年入学的14人，第二阶段为光绪十七年到十九年入学的9人，第三阶段是光绪二十一年入学的2人。由《广雅书院同舍录》我们不难看出，惠州府的名额自从第一批学子肄业之后，就再也没有满员过。以光绪十六年为例，在读的惠州学子只有4人，到了光绪二十年廖廷相任山长时，惠州学子也只有8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广雅书院作为两广最高学府，它的入学门槛是很高的。

惠州士子在广雅的学习成绩可谓名列前茅。光绪十六年九月，已是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仍不忘广雅学子，让书院将学子们的课卷寄给他批阅，评定甲乙等级，并对经学、史学、文学、理学四门的优异生进行奖银。据张之洞的《札发广雅书院春季课卷奖银》记载，这次奖银中每门各奖10名。碰上这次好事的惠州士子虽然只有廖佩珣、祝庆祥、颜重光、颜煜麟四人 （其他人已经肄业），但是在经学中获奖的有廖佩珣、祝庆祥、颜重光，史学中获奖的有颜煜麟、颜重光，理学中获奖的有祝庆祥、颜重光、廖佩珣、颜煜麟，文学中获奖的有颜煜麟和颜重光。由此可见，这四名惠州学子堪称是广雅书院中全能的优等生。

难能可贵的是，有的学子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认识西方、学习西方，追寻着富强中国的梦想。比如在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两次 “公车上书”中，参与其中的惠州广雅学子有廖佩繤和颜贻泽；支持维新变法，欲与旧时代决裂的有江逢辰；拥护陈炯明、周醒南实施新政的有许寿田和陈培基；全副身心投入桑梓建设，以教育救国的更不在少数，代表人物有杨寿昌、廖佩珣、王继文、梁浩文等。

除了仕途，不少学子选择投身教育

这25名广雅惠州士子的科举成绩虽然称不上大面积丰收，但也不俗。其中有进士3人，分别是江逢辰、李绮青、廖佩珣；有举人5人，分别是杨寿昌、湛书、颜贻泽、颜克镛、陈培基；其余基本上都是贡生。他们基本上都出自书香世家，有着很好的家庭教育背景。江逢辰之父江鸣鹤，张蔚臻、张蔚衡之父张联亮，廖佩珣、廖佩瑄之父廖廷翰，陈培基之父陈成芳，都是邑中名贤或绅士。

从每个人的游宦记录来看，隽得功名者大多都有任地方官的经历，其中官至知府（从四品）的有李绮青和廖佩繤，其余基本上都停留在知县（正七品）的位置上，但所至皆有建树，留下口碑。如陈培基任福建永春知县时，“人尤称其自来未有之清官”；王继文历任昭平、平乐、左州、全县等地方官，“为官十年来，所至皆称廉能”；许寿田历宰湖北省房县及竹溪、巴东等县，“皆有政声”；祝治祥在民国时代理福建龙溪县长，建设学校200余所，“为龙溪人所称善”。值得一提的是杨寿昌，他在民国十一年（1922）经民选当选为惠阳县长。当时惠阳选民4569名，杨寿昌竟得4564票，“可证群情爱戴，一致推选，殆空谷之足音，晦冥之日月欤”。

遗憾的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晚清时期风云变幻的大变局，可以施展政治抱负的空间并不多，最典型的例子是江逢辰和李绮青。江逢辰官至户部主事，甲午战争爆发，官僚们风声鹤唳，纷纷弃职逃遁，他却岿然不动，尽忠职守，忧愤咯血。战后见清廷割地求和，丧权辱国，他又愤然辞官归里。李绮青曾在福建、直隶、吉林担任过10多个城市的地方长官，深受袁世凯和徐世昌的青睐，被认为是“学识优长，操守廉洁，服官南北凡二十年，历暑繁要，所至有声”。但是到了宣统二年（1910），李绮青却辞去了宁安府知府一职。辞职的诱因，很可能是他在吉林看透了清政府的懦弱和腐败。

除了仕途，也有不少学子选择了投身教育，较典型的是江逢辰、杨寿昌、祝庆祥和梁浩文。江逢辰主讲赤溪书院，对赤溪的文化教育发展影响巨大，至今地方长者仍津津乐道江逢辰当年的执教事迹和生平逸事；杨寿昌长期在岭南大学任教授，育才无数，1938年不幸客死粤北时，几乎所有政要都挽联痛惜；祝庆祥曾主持观澜县立第一小学十余年，成绩斐然；梁浩文肆力推行“新学教育”，在近30年小学校长期间，廉洁自律，不沾公家分文，一身清风，受人尊重。

综上所述，从广雅书院走出来的惠州士子，他们身处风雨飘摇、朝代鼎革的特殊时期，风起云涌的时代潮头能给他们机遇，也能扼杀他们的才华。从他们的身影，我们依稀能看到惠州知识分子在面对时代挑战时所展现出来的集体性格，他们是惠州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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