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缚娄”古国之谜与秦置博罗县 2000年2~10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博罗县罗阳镇横岭山发掘清理墓葬332座
▲银岗龙窑遗址出土的熏炉。
▲梅花墩春秋时期窑址石碑。
▲银岗龙窑遗址出土的陶鼎。
▲横岭山出土的铜甬钟。
为了更好地开发、保护和深度挖掘缚娄古国文化的遗韵，政府与企业合作打造“缚娄古国·文化大观园”。图为缚娄古国大观园效果图。
▲保存较完整的陶器。本版图片均由本报采集
2000 年2~10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博罗县罗阳镇横岭山发掘清理墓葬332座，其中商周时期墓葬302座，秦汉墓葬2座，晋至明清时期墓葬28座。由于发掘报告迟至2005年4月才发表，而且没有引起惠州文史界的关注，导致惠州文史界研究惠州先秦史时多引用当年的新闻报道。笔者通过认真研读发掘报告以及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当年有关“缚娄古国”的新闻报道多有不对之处，不及时予以澄清，容易误导对惠州先秦及秦汉史的研究。
壹
先秦“缚娄”在博罗为学界流行认识
缚娄之名，最早出自《吕氏春秋·恃君览》：“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馀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清陈逢衡认为“《吕氏春秋·恃君览》有缚娄国。《拾遗记》:"成王时有扶娄之国。"缚娄、扶娄、符娄一也。”【1】清末经学家孙诒让也认为“《周书·王会篇》"伊尹献令云正东符娄"，疑即此缚娄。缚从尃声，符从付声，古音近字通”【2】。清末民初经史学家陈汉章则认为“符娄即汉南海郡之博罗，正即《吕览注》南越之夷博，亦尃声，娄与罗双声”【3】。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沿用陈汉章的说法，在战国时期的地图中，将“缚娄（符娄）”标在现博罗县的位置【4】。
广东文史界基本采取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说法，而且华南师范大学曾昭璇教授对“缚娄”作了进一步考证，认为缚娄国即在珠江三角洲东边的今博罗县，亦古南越人语音汉译得名，“缚”、“博”、“傅”、“符”(符娄)都是“人”的意思,“罗”即“山洞”之意,与“娄”同义,与“峒”意义相近。“缚娄”即可译为“博罗”,古南越语(或古壮语)即“山洞人”之意，直译为“人山洞”,因古南越语为倒装用法……罗浮山因罗山和浮山得名,古南越语“罗”和“浮”亦即“缚娄”的异译。缚娄国即以此二山得名。《广东新语·三山》引《罗浮记》称:“罗山之顶有桂,所谓责禺之桂。”《海内南经》称:“桂林八树在贵禺东”,即记此事,贵禺是南楚语音,即番禺。即罗山是以玉桂树(乔木)林特大而得名。《海内经》称:“南海之内有衡山、有菌山、有桂山”,即指此山【5】。
“缚娄（符娄)”在今博罗县在文史界并不是统一的看法。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周书王会补注》认为符为夫余，娄为挹娄【6】。清地理学家何秋涛《王会篇笺释》谓：“符即夫余，王会之人也。疾言曰符，徐言曰夫余，即夫余二字之合音”【7】。潘振云认为 “符娄，雩娄与？《水经注》:"雩娄县属庐江。"今江南庐江府”【8】。更有一些学者认为缚娄（符娄)在今湖南中部的娄底。如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炎黄文化研究所所长何光岳认为 “缚娄即符娄，为湖南中部之娄底，后迁入贵州大娄山”【9】;广东省博物馆考古与民族专业学者杨豪认为，“缚娄”非指秦置博罗县，在今日江西、湖南这两个省的境内【10】。
贰
秦南海郡设县数量与博罗设县时间
南海郡设郡时间，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貋﹑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汉书·地理志》曰：“南海郡，秦置。秦败，尉佗王此地。武帝元鼎六年开，属交州。户万九千六百一十三，口九万四千二百五十三。有圃羞官。县六：番禺（尉佗都、有盐官）、博罗、中宿（有洭浦官）、龙川、四会、揭阳。莽曰南海亭”。《史记》、《汉书》在这两处都没有明确南海郡管辖多少个县。只在《史记·南越列传》提到赵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也就是说，据西汉时期的史料记载，秦南海郡管辖的县可以明确的只有龙川县。
由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才设南海郡，6年后秦就灭亡，只留下上述的史料记载，导致南海郡管辖多少个县一直是个谜，学术界对此也众说纷云。《宋书·州郡志》、《旧唐书·地理志》认为南海郡管辖的县都为汉置。唐杜佑《通典》、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认为秦南海郡有番禺县、龙川县。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首次提出秦南海郡有博罗县，是否有番禺县、龙川县则未明确。从此以后，大部分地理类文献都认为博罗县为秦置。《大明一统志》、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认为秦南海郡有番禺县、龙川县、博罗县。清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认为秦南海郡有番禺县、龙川县、博罗县、揭阳县，四会县虽为秦置，但属桂林郡。只有《嘉庆重修一统志》认为秦南海郡仅有番禺县、龙川县。
明清广东地方志也大部分认为博罗县为秦置。明嘉靖《广东通志初稿》认为秦南海郡有番禺县、龙川县、博罗县、四会县。明嘉靖《广东通志》认为秦南海郡有番禺县、龙川县、博罗县。明万历《广东通志》、清康熙《广东通志》认为秦南海郡有番禺县、龙川县、博罗县、揭阳县。但清道光《广东通志》认为秦南海郡只有番禺县、龙川县两县。
惠州本地的方志也都认为博罗县为秦置。如现可查的嘉靖《惠大记》以及明嘉靖二十一年、明嘉靖三十五年、明万历、明崇祯《惠州府志》都认为博罗县为秦置。明崇祯、清康熙、清乾隆《博罗县志》也如此，更因《史记·南越列传》司马贞《索隐》：“裴氏《广州记》云：本博罗之东乡，有龙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为号也”，认为秦之前已有博罗，地域包括秦的博罗、龙川两地。只有光绪《惠州府志》有点笔误，在沿革表中博罗县为秦置，但沿革表前面的序文中博罗县则为汉置。
秦代设县的具体情况以及实际数量，秦汉文献几乎没有记载，《汉书·地理志》所列举的秦县只有16个。据清杨守敬《赢秦郡县图序》的估计,“秦县当八九百矣”。20世纪30年代，史念海的《秦县考》所录秦县约得三百，距杨守敬估计数还有很大的差距【11】。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秦时期图组编例中提到：“秦制以郡统县，而秦县见于记载者极少。图中画出的县，一部分是见于唐宋以前史籍中的"秦置"县；一部分是见于战国记载而在西汉时尚存在的县；此外，凡见于秦灭六国至西汉统一以前的地名西汉时是县的，也作为秦县画出”。而且，在秦时期图组中点注出秦县306个，其中南海郡有番禺县、龙川县、博罗县、四会县【12】。20世纪80年代初马百非《秦集史·郡县志》重新利用文献，结合新出土文物考证，认为秦置县424个，其中，南海郡有番禺县、龙川县、博罗县、乐昌县【13】。此后，大部分历史地理的学者都按照《中国历史地图集》确定的原则，加上新出土的文物来考证秦置县的数量，如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估测秦置县756个，其中，南海郡有番禺县、龙川县、博罗县、揭阳县、南海县【14】。
广东史学界对秦南海郡设县数量也有不同意见，但大多认为博罗县为秦置。如方志钦、蒋祖缘主编的《广东通史》认为秦南海郡有番禺县、龙川县、博罗县、揭阳县、四会县【15】。司徒尚纪《岭南历史人文地理》认为秦南海郡有番禺县、龙川县、傅罗（博罗）县、四会县【16】。《广州市志·建置志》记载秦朝南海郡下辖四县（番禺、四会、博罗、龙川），另一说为六县（番禺、四会、博罗、龙川、冽江、揭阳）。
叁
考古发现证明博罗是东江流域乃至粤东地区两周时期的经济文化中心
博罗县地下文物丰富，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新石器时代到两周时期的居址、墓地、陶瓷窑址多处，如石湾镇何屋岗贝丘遗址、黎屋岗遗址、黄巢墩遗址、宿岗岭遗址以及罗阳镇葫芦岭贝丘遗址等新时期时代遗址；石湾镇苏屋岗遗址、园洲镇梅花墩窑址、龙溪镇银岗窑址等商周时期的生活、生产遗址；石湾镇田心墓地、西埔上岭墓地以及罗阳镇横岭山墓地、沙岭山墓地等先秦时期的墓葬。此外，还零星出土过编钟、斧等青铜器，如1984年在公庄镇出土的7个编钟等。从考古资料分析，先秦时期博罗境内的农业、畜牧业、陶瓷与青铜制造业、商业都发展到了相当高度。
1991年、1995年初, 在博罗县园洲镇梅花墩发现了一座春秋龙窑，首次发现夔纹陶拍 (印模子)，找到了夔纹陶的烧制地点。1996~2003年,在博罗县龙溪镇银岗窑址中发掘了五座并列而砌斜坡式的长约10米、宽约2米的东周龙窑址，证明它是一处范围规模很大的东周时期陶器制作工场,而且从地层迭压关系,发现了米字纹陶,铁器在上,夔纹陶、青铜器在下,有力地证明了夔纹陶遗存早于米字纹陶遗存。
博罗横岭山大型先秦墓葬群为200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发掘出商周时期墓葬302座，出土有随葬品的共224座。划分为四期，一期墓葬计17座，二期墓葬计15座，三期墓葬计70座，四期墓葬计112座。《横岭山——— 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编著者根据广东考古学文化编年框架体系以及具有断代意义器物的比较分析，认为横岭山墓地的年代，第一期为商周之际，第二期为西周早期，第三期为西周中晚期，第四期为春秋时期。其中，第三期、第四期182座墓葬属“夔纹陶类型”文化，并根据上述两个窑址发现的东周龙窑及出土的夔纹陶拍、丰富的夔纹陶资料，分析夔纹纹样的演变图案，认为“第三、四期文化，以东江流域为中心，辐射范围很广，东到闽南长泰、漳浦，北到湘江中下游，西到桂江流域。江西赣江上游也应受到影响”【17】。
《横岭山——— 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刊载的吴海贵等著的 《双F纹源流初探》指出：“双F纹的空间分布范围很广，遍布广东全省，西到广西东北桂江、贺江流域，北到湖南南部湘江中上游地区，东到福建西南部。江西赣江上游地区也应有所分布，但未见资料。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认为陶器上拍印双F纹，最早发生在东江中下游地区，而后随着文化的扩张、传播，这种文化因素才辐射到周围，并非一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是由岭北不断向南传播的。其他省区发表的材料，都是纹饰拓本，未见完整器物，与广东的材料相比数量很少，并且从发表的纹饰拓本来看，主要属时代偏晚者。因此，我们相信，横岭山墓地第四段、第五段的双F纹，就是这类纹饰的早期形态”【18】。也就是，认为“夔纹”应是土著发明的，而且以博罗为中心的东江流域，应是广东夔纹陶及其制造业的的策源地，并且影响、辐射及广东地区、港澳及桂、闽、赣、湘等毗邻地区。
而且横岭山墓地还出土了西周早期到春秋时期的11件玉管、72件玉?。《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刊载的吴沫等著的《横岭山商周墓地出土玉器探析》发现横岭山出土的玉?向北可以在湖南、江西，乃至山西和陕西，向南可以在环珠江口地区及越南北部的商周时期的遗址中见到同形或相似品，玉管可以在湖南和越南北部商周遗址中见到相似的身影。“可以认为，商周时期，博罗是处在中原文化向岭南乃至越南北部地区传播路线上的中间环节”【20】。
肆
横岭山考古发现仍难解“缚娄”古国消失之谜
根据《横岭山——— 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以及有关考古材料分析，西周中晚至春秋时期博罗境内的农业、畜牧业、陶瓷与青铜制造业、商业都发展到了相当高度，可能形成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制陶业和商业相当发达，影响范围东到闽南长泰、漳浦，北到湘江中下游，西到桂江流域以及江西赣江上游。这个“国家”有可能就是《吕氏春秋·恃君览》的缚娄国，《吕氏春秋·恃君览》：“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也可理解为少数地方有君，有君就有政权，也就是“国家”。而且也解决了有的学者认为“缚娄”在湖南娄底地区的问题，因为横岭山的第三、四期文化影响到了湘江中下游地区。
但是 《横岭山——— 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编著者也指出“横岭山墓地第四期，晚不到战国。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多发现在西江与北江汇合处、珠江三角洲的西北部，而横岭山墓地却没有此期的延续，这或许暗示着文化中心的西移”【20】。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新的大墓地、大遗址发现，从春秋晚期开始，博罗在岭南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逐步丧失。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缚娄”很大可能被西江与北江汇合处、珠江三角洲西北部的“国家”所灭，而不是被秦所灭。
伍
余论
从现存史料及考古资料来看，缚娄（符娄）在现博罗境内文史界还有争议，陈汉章等提出缚娄在现博罗境内的，主要依据是缚娄（符娄）与博罗发音相近，而没有确切的文献、考古资料作为证据。而博罗设县时间，如仅从史料学的角度，应为汉置，但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则秦置的可能性更大。如设博罗县与缚娄有关，则无论秦灭缚娄后设博罗县，还是缚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灭亡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06年）灭南越时在缚娄旧地设博罗县，都比距秦灭亡90多年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统一岭南在缚娄旧地设博罗县更接近历史真实。 （李卫华）
注释：
【1】转引自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第9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第545页，中华书局，2009年。
【3】转引自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9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4】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5】曾昭璇：《岭南先秦诸小国考》。
【6】转引自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第9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7】转引自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第9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8】转引自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第9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9】何光岳：《百越源流史》第8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
【10】杨豪：《秦置博罗县石湾镇铁场考古春秋》第135页，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
【11】史念海：《秦县考》。
【12】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13】马百非：《秦集史》第632页、第633页，中华书局，1982年。
【14】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第436页、第43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5】方志钦、蒋祖缘：《广东通史》（古代上册）第181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16】司徒尚纪：《岭南历史人文地理》第22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
【17】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横岭山——— 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第47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18】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横岭山——— 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第436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19】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横岭山——— 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第504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20】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横岭山——— 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第68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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