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最早撰写《围城》评介文字 钱钟书杨绛早期文学声名离不开李健吾推介，他们与李健吾交谊超过40年
上世纪50年代，钱钟书（左）与李健吾在一起。图片由作者提供
□蒋勤国
本报12日 《光明日报刊发惠州作者学术文章》消息见报后，引起不少读者关注。编辑部接到一些读者电话,对惠州市作者在《光明日报》专版发表研究一代文化大师钱钟书、杨绛夫妇与李健吾交往的文章，以及对那个年代老一代学人之间的文学交谊、情义与趣味，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为此，本报在对《钱钟书杨绛夫妇与李健吾的文学渊源》适当删节后予以转发，以飨读者。
杨绛称李健吾是他们夫妇的“学长和前辈”；《围城》从1946年2月的《文艺复兴》一卷二期上开始连载，李健吾在《编余》中特别向读者推荐；1981年 《文艺报》刊发李健吾的《重读〈围城〉》，对《围城》给予了高度评价。
钱钟书杨绛夫妇是世所敬仰的文化巨擘、一代大师，堪称闪耀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天穹中的“伉俪双子星”。晚生有缘，因研究李健吾先生之故，曾与钱钟书杨绛先生有过 “一函之交”——— 杨绛先生手书并“钱钟书同候”的一封书函至今珍藏在我的书箧中，倏忽之间已26年了。我综合梳理和研究各种资料，发现杨绛的成名与盛名离不开李健吾先生这位“我们夫妇的学长和前辈”（杨绛语）的鼓励、提携与推介，而钱钟书早期的文学声誉同样与李健吾先生密切相关。
友情
“两家成为知友”，李健吾女儿称钱杨为“钱爸”、“杨妈”
李健吾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戏剧家、小说家、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和法国文学专家，其小说和戏剧曾得到鲁迅、朱自清等前辈先生的赞赏。我在搜集李健吾研究资料的过程中，获知李健吾与钱杨夫妇有多年的交谊。他是钱杨夫妇的清华学长，其妻尤淑芬女士是钱杨夫妇的同乡，与杨绛先生系同学且有远亲（从杨钱的信函知）。李健吾与钱杨夫妇的友情往来由上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上海开其端，到沦陷后的上海、“孤岛”到战后的上海，“两家成为知友”（李健吾语）。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到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由朋友而朋友加同事，相当长时间“住在一个大楼”。两家人的友谊延及下一代，李健吾的女儿亲热地称钱杨为“钱爸”“杨妈”。他们的交谊超过40年。李健吾翻译的 《莫里哀喜剧》1982年出版时，钱钟书先生为之题签：“李健吾译 莫里哀喜剧 钱钟书敬署”。李健吾去世后的1983年8月《李健吾文艺评论选》出版时，杨绛先生为之题签：“杨绛敬题”。钱杨夫妇饶有个性，他们夫妇常以互为对方的著作题签为乐，绝不轻易为他人题签题字。因此这两个题签何其罕见、何其珍贵，何况是“敬署”“敬题”呢！
李健吾先生去世后，钱钟书杨绛夫妇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杨绛先生晚年在《我们仨》《听杨绛谈往事》等回忆录中，多次回忆或提及李健吾先生对她喜剧创作等的评论、鼓励，笔端带着感情，对李健吾先生的提携支持念兹在兹。她晚年自撰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甚少提及时人，但两次提及李健吾先生，足见情谊。
经历
钱钟书与李健吾都是吴宓学生
李健吾与钱杨夫妇特别是与钱钟书的人生阅历和文学生涯颇多重合、契合的轨迹。李健吾与钱钟书皆于19岁考入清华，且成绩都是偏科的：李健吾1925年入学时数学考了零分，历史和语文皆得满分；钱钟书1929年入学时数学仅得15分，国文特佳、英文满分。李健吾入学前即是北平文坛剧坛的名人，入学后朱自清先生劝他转到西洋文学系，成为钱钟书同系的学长。钱钟书入清华后不久就以博闻强识获得“人中之龙”的才子之名。两人皆为有“情痴诗僧”之称的吴宓教授的学生。清华著名的外籍教授温德先生对李健吾与钱杨夫妇的影响更大，给他们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杨绛清华时选修过温德先生的《法国文学》《纪德研究》课，钱钟书在清华读本科时上过他两年课。李健吾则跟随温德先生学了四年法语。温德先生点燃了他们对福楼拜崇敬、向往的热情。李健吾后来赴法国留学专门研究福楼拜，并撰写了为他赢得法国文学专家和评论家声誉的经典著作《福楼拜评传》。钱杨夫妇到法国留学初始，两人同读《包法利夫人》约一年有余。杨绛称钱钟书最好的是英文，第二是法文。
钱钟书、杨绛早期的文学声名都是在上海收获的，且均离不开李健吾先生的提携推介。杨绛在“孤岛”时期以喜剧创作成名，时人称钱钟书为“杨绛先生的丈夫”，直到《围城》经李健吾之手在《文艺复兴》上发表，钱钟书才摆脱了杨绛丈夫的影子，赢得了自己的文学盛名。
李健吾与钱钟书的性格颇有相似处。正如杨绛所言，朋友们如柯灵等都说李健吾“天真”。杨绛说钱钟书“"痴气"旺盛”，亲近的四婶说他“憨”，钱钟书的清华同学、书评家常风称他“书生气十足”，这岂不正是一种天真？两人对生活同样“自奉甚俭”，都是好丈夫、慈父。他们的亲近和友情自有一种天然的机缘。
李健吾欣赏钱钟书杨绛夫妇的创作，但他更喜欢杨绛的文笔和风格。他曾坦荡且毫不掩饰地宣称：“钟书君我敬服，然而沁进我的灵魂的，却更是杨绛女士。”《〈称心如意〉演出前言》）当然，这丝毫不影响李健吾在各自场合对钱钟书的赞赏和推重。
切磋
上世纪40年代是他们往来切磋最频繁的时期
相似或相近的性格，共同的文学理想和追求，使得李健吾与钱钟书时常有文学的切磋和互动。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是他们往来切磋最频繁的时期，是“走得较近的朋友”（杨绛语），其中交流最多的，是法国文学和戏剧创作及演出。上海沦陷包括“孤岛”时期，迫于政治环境压力和生存压力，李健吾改编了不少剧作。当时改编莎士比亚戏剧成为一种风潮，钱钟书对李健吾当时大获成功的莎剧改编和演出颇为赞赏，故在读书笔记上称赞李健吾的改编模仿原作而善于创造优于原作，更是大夸李健吾“把《啼笑因缘》改活了”。李健吾40年代在上海“埋头翻译莫里哀”时，钱钟书与巴金等朋友“经常表示关切”，这是后来钱钟书为《莫里哀喜剧》题签的缘由之一。李健吾那时集中精力翻译福楼拜的小说等，计划出《福楼拜全集》，钱钟书也是鼓励和支持最力者。李健吾在翻译福楼拜《圣安东的诱惑》时，“有一条注释寻觅了半年，终于为钟书兄在无意中发现。他的短笺使我欢跃了一整下午”（《与友人书》）。非熟知且有心者不会留意李健吾的小小苦恼。此皆足证李健吾钱钟书之间频密的文学交流切磋之一斑。
1947年8月，已在暨南大学教书的钱钟书介绍李健吾再次回到暨大外语系教书，两人皆为妙语连珠、名震一时的名师。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学研究所期间，特别是同住一栋大楼后，因为李健吾有丰富的外文藏书，钱钟书常来借书阅读。他们与朱光潜、蔡仪等名家同任《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委，共同参与了多个主题专辑的选题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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