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镣铐走长征铁骨铮铮击不倒 廖承志一生数次身陷囹圄,凭着对党的绝对忠诚始终乐观豁达
廖承志同志长征到达陕北后留影(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他,祖籍惠州市仲恺区陈江街道幸福村,是著名民主人士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在他一生75年中,曾数次身陷囹圄,甚至戴着枷锁和镣铐走上长征路。然而,凭着对党的绝对忠诚,他始终保持乐观心态,笑对危险困境,一身正气、铁骨铮铮。他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廖承志。
反对“左倾”遭审讯关押
1931年起,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以“肃反”为借口采取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段任意捕杀党和红军干部,给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设造成很大损失。
1933年,刚刚从国民党反动派魔爪中逃出来的廖承志,化装成码头工人,从上海悄悄登上了前往重庆的客轮,后来又辗转去了成都。此时,他不再叫廖承志,而是化名为“何柳华”。经过一番周折,他到达川陕苏区,先后任川陕苏区省委常委、工会宣传部部长,1934年初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那时的他年方26岁,多才多艺、诙谐幽默,很受大家欢迎。
那时,廖承志随身带着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敌军密码破译法手册。在信中,有中央领导同志对张国焘没有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提出严厉批评的内容。张国焘读完这封信后,认定廖承志是受中央命令前来监视自己的异己。再加上廖承志在会议上勇敢地站出来批评“左倾”错误,张国焘对他更记恨起来。于是,廖承志遭到张国焘的打压批判。
1934年9月,在四川巴中县川陕省委驻地后的娘娘庙里,张国焘等人对廖承志进行了审讯。张国焘之所以没有马上杀廖承志,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多才多艺,不仅懂好几门外语,还会画画、刻写蜡纸。当时,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印发钞票,需要廖承志刻写钞票的版式。
缠索戴枷爬雪山过草地
1935年3月,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向西北转移。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进入剑阁县。6月,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与翻过大雪山的红一方面军会师。然而,一意孤行的张国焘违抗中央命令,公然提出南下川康边境的计划,9月底,张国焘在康巴公开树起了分裂旗帜,另立“中央”,自称“主席”。
此时,被视作“眼中钉”的廖承志处境更加危险。12月,张国焘召开大会,公开宣布廖承志是“反革命”,永远开除其党籍。
即便是遭遇这样的变故,廖承志也依然没有被击倒。白天,他在监视下缠索戴枷跟随大部队行军,爬雪山、过草地,从未掉队;晚上,摘下镣铐的廖承志写字刻画。
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西进川西北。廖承志随部队从阿坝进入草地,他戴着手铐在草地里跋涉异常艰难。
长征路上,多才多艺的廖承志写下了《戴枷行万里》这首诗:
莫蹉跎,岁月多。
世事浑如此,何独此风波。
缠索戴枷行万里,天涯海角任销磨。
休叹友朋遮面过,黄花飘落不知所。
呜呼,躯壳任它沟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
诗中描述的,既是长征路上种种的艰辛与危险,也是廖承志心中那份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心。
周恩来巧妙营救廖承志
中共中央一直关注着红四方面军的动向,对于廖承志的处境尤为关心。1936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特意请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批评他在鄂豫皖根据地搞“肃反”时,有很多“左”的错误和扩大化现象,并要求他接受教训,认真检查。对于廖承志不仅要保全其性命,而且要优待。这样一来,张国焘就更加不敢轻易杀害廖承志。
1936年9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了黄河边,周恩来一路打听着消息来到红四方面军,见到了被押解着的枯瘦如柴的廖承志。早在十多年前,他们就已经在广州认识了。事隔多年,能在长征路上相遇,廖承志很激动。但当时他的心情十分矛盾:自己是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又是个被押解的 “囚犯”,该不该和周恩来打招呼呢?
正当廖承志犹豫不决时,神情严肃的周恩来过来和他紧紧握了一下手,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走了。其实,这是周恩来的高明之处,为了不让张国焘起疑心,他表面上只能故作冷淡。
晚上,周恩来把廖承志叫到司令部,当着张国焘的面故意装作生气的样子,说道:“廖承志,你认识了错误没有?”
廖承志立刻领会了周恩来的用意,他毕恭毕敬地回答:“认识了。”
“改不改?”
“改!”
“改了就是好同志!张主席还是欢迎你的。”
就这样,周恩来机智地将张国焘的嘴给堵了起来,也为廖承志的“错误”结了案。张国焘见周恩来站在自己一边训斥了廖承志,顿时觉得周恩来给了面子,心头的火气也消了许多,下令说:“不杀廖承志,以观后效!”
12月,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预旺堡,张国焘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逮捕廖承志是错误的,恢复了廖承志的党籍和自由。此时,廖承志百感交集,他把随身携带的装满画笔的口袋挂在窑洞的墙上,诙谐地作了三个揖:“感谢救命之恩!”
红四方面军被张国焘拖着过了三次雪山、草地,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而镣铐缠身的廖承志处境就更苦了。
缠索戴枷走长征的经历并没有让廖承志沉沦。铭记苦难,抹去委屈,他又全身心投入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去。此后,在抗日战争中,他指挥了轰动世界的“秘密大营救”,营救和护送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致力于外交事务,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本报记者潘高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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