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没300年文化瑰宝道尽惠州西湖 清朝康熙年间《惠州西湖志》出版，助力惠州西湖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去年10月，一直深耕于惠州历史文献的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又推出了新书——— 康熙《惠州西湖志》，并列为“惠州历史文献整理丛书”的一种。这本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它的出版在惠州文化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就连很多热衷于惠州文史的爱好者，对这个版本的《惠州西湖志》也是闻所未闻。目前正值惠州西湖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惠州西湖志》的出版，无疑可以助力这项工作。

《惠州西湖志》是广东历史上最早的湖志类专志

或许出于谦虚谨慎，编者在“出版说明”中并没有特意拔高这本书的历史价值。据笔者所知，这部修于康熙末年的《惠州西湖志》，不仅仅是惠州现存古代西湖志中最早出版的一种，更是广东省历史上最早的湖志类专志。这本书的罕见程度，从历代《惠州府志》、《归善县志》均无著录这点来看，恐怕是数百年来都没有惠州人知道它的存在，难怪张友仁先生在修撰民国《惠州西湖志》时，对这本清代湖志绝口不提。

此书的编著者是时任连平知州、代理惠州知府的钱塘人徐旭旦，他从惠州卸任返乡后不久便逝世。笔者发现，《惠州西湖志》是在钱塘世经堂刻版，或许这就是此书没能在惠州流传的缘故。所幸岭东所同仁不畏艰深，将此书从馆藏机构影印回惠州，并详加校勘整理，使这块整整湮没300年的文化瑰宝化身千万，为厚重的惠州历史文化再添一筹。此书分为西湖全图、胜迹纪、题咏，西湖十七胜迹、题咏，名文，诗等10卷，共22万字，记载西湖典故之多、内容之丰、角度之广、观点之新，为此前的史籍所不及。

认清宝贵的文化财富，可增强惠州人民的文化自信

从《惠州西湖志》的付梓，笔者不禁联想起近年来惠州文化界出现的古籍出版热，不少文化部门纷纷把目光投向有着丰富历史信息的地方志书，如《惠州文化经典丛书》即将出版光绪版《惠州府志》，博罗、龙门等县也不遗余力地整理出版历代地方志，可喜可贺。然而，对于博大精深的惠州古文献来说，地方志仅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据广东文献学专家罗志欢所著的《岭南历史文献》，明代惠州著作包括经史子集共有338部，产量在广东仅次于广州和佛山，排名第三。就拿历代《罗浮山志》来说，仍存世的有16种之多，秒杀泰山、华山等五岳名山。

然而，惠州还从来没有真正开始系统性地梳理、研究这笔巨大的文化财富，这也导致了惠州之学在全省乃至全国被边缘化，失去了自古以来岭南学术重镇的历史地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3年出版的《岭南思想史》居然没有提及任何一位惠州籍的思想家，而被惠州人尊称为“盛世文宗”的杨起元是阳明后学的殿军人物，在理学地位仅次于陈献章、湛若水。

惠州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古称“岭东雄郡，梁化旧邦”，历来是粤东重镇。2015年，惠州入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块面积1.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产生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财富，如每当朝代鼎革之际，惠州就会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连，或成为文天祥抗元的最后战场，或成为南明政权抗清的最后阵地，或成为孙中山响起反清第一枪的近代革命策源地；以及能够产生成为某个时代标签的历史人物，如宋代三朝宰相留正、参加万历三大征的叶梦熊、明代理学大儒杨起元，清代文字狱受难第一人函可，乃至近代惠州三杰——— 廖仲恺、邓演达、叶挺等等。认清这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有助于提升惠州的历史文化地位，增强惠州人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所谓“盛世修志”，近十多年来，全国各地都兴起编纂地方历史文化丛书之风，省一级的如《岭南文库》、《潇湘文库》、《山东文献集成》、《浙江文丛》等，地方城市如《杭州全书》、《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温州文献丛书》、《宁波历史文献丛书》等等，不胜枚举。与惠州邻近的潮汕地区，早在1979年就推出《潮州文献丛刊》，这方面的意识比惠州早了30多年。

因此，尽快整理、研究惠州典籍文献，是当前惠州获得经济腾飞之后的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有识之士应不吝人力物力，将博大精深的惠州文化遗产进一步全面发掘、整理，把惠州这座浩瀚无涯的知识宝库呈现于世人面前。而这本《惠州西湖志》，应该算是一个令人惊艳的起点吧。 （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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