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连工委里的小交通员曾太： 撤退时受重伤，一个人躲深山里养伤
衣衫褴褛在漆黑的夜里走山路
曾太是个孤儿，14岁丧母，15岁丧父。“所以，我愿意去送信，我不怕死。”他曾在坳顶放过哨，十五六岁时，曾太的姑爷带他找九连地区交通总站（1947年10月成立）副站长曾博，在他的介绍下进了游击队，当了交通员（通讯员），从这个连队走到那个连队去送信。
严尚民、林镜秋、欧阳轲等当时的九连工委领导，常在壆背李氏祖屋开会。“这个屋是游击队开会的地方，也是一个流动指挥所，船塘的才是总部。”曾太说。“这是个祠堂，他们在这里住过。我当时不能参加开会。开会时人数并不多，但安保很到位，四边放哨，不许闲杂人进去。我总是拿了文件就走。和我一起当通讯员的还有几个船塘人，有欧阳利仟、陈运等人。”
“我们从这里送信到船塘，送得很隐蔽，国民党发现不了。信件经常藏在斗笠里，我们衣衫褴褛，在漆黑的夜里走山路。经常是一个人送完信就回，有时也与陈运一起。没人盘查，因为我们都是小孩。”
与曾太接过头的游击队领导人有林镜秋、严尚民。“主要是送他们交付的信件，不敢上前靠近他们，他们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信件是封口的，上面写着几号秘密或绝密文件。送到队部后，要盖章签收的。”
据罗革（九连地区交通总站站长）、曾博后来的回忆材料显示，九连区有80多个交通联络站。为减少暴露，主要的通讯单位都用代号，司令部代号北冰洋，船塘的代号是南京，上莞的代号是九江。各地交通员都有固定的路线，多是该路线的“土著”，是地道的农民，非常熟悉当地地形人情，因此情报的送达通常较为顺利，但也有因送情报牺牲的交通员。
群众在山上搭草棚安置身负重伤的他
少年曾太留意到，工委和游击队在这里开过很多次会，但每次开会时间都不长。会后，大家就抓紧时间做饭吃，因为是山区，吃的不好，大家都是煮芋头，偶尔也会杀头猪改善一下伙食。
为什么要选在这里开会呢？曾太说，因为此地位于上莞北边，地势开阔，视野好，若国民党闻讯前来搜捕，一般都是从南边来，很容易发现他们的行踪，游击队就能有较充足的时间撤退。
上莞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当地豪强及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1947年8月31日上午，九连工委在壆背一所农宅开会，地主陈廉楷指使爪牙陈亚秋向国民党当局报信。当天，国民党广东省保安五团、保八团500多人，兵分两路，分别从曾田、船塘出发，包围夹击部队和九连工委机关。下午2时，九连工委部队前沿哨兵发现敌人偷袭，当即鸣枪示警，黄日大队、铁虎队、飞虎一队和二队正面迎敌，黄日大队长用轻机枪猛烈射击。严尚民指挥工委机关人员和部队边还击边后撤，向黎壁峰狮形山登山后撤。激烈的战斗持续了3个多小时，双方拉开了距离，游击队登上了高山，国民党部队不敢再追。
当夜，九连工委机关和部队撤至杨坑、李田安全地带。当年九十月之间，陈廉楷、陈亚秋被九连工委部队枪毙（2011年4月5日，中共东源县委员会、东源县人民政府在上莞壆背村立碑，纪念上莞壆背反“扫荡”战斗）。
小交通员曾太，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上山清理战场时，听到山上有呻吟声，在山坑里找到一个身负重伤的孩子，经查问，才知道是九连工委交通员曾太，在撤退时因身负重伤没能跟上队伍，独自一人躲在山坑里等待救援。当时局势紧张，群众在山上搭了一个草棚，安置好曾太，每天派人给他送饭送药。一个多月后，曾太身体稍有好转，被游击队秘密转送到河东老区继续医治。
“送信两年后，我就回乡了。后来，河源解放了，以前武工队队长李汉杰到上莞做了乡长，就把我调去做了资料员，用钢板刻印资料。”曾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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