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人物志 河源“两纵”队员口述实录③ 边纵剩勇追穷寇 血战埔前三角岭
叶慈林，粤赣湘边纵队主力团第六团一连二排七班班长，在1949年9月中旬的埔前三角岭战役中负重伤，后治愈。本文为叶慈林口述，本报记者凌丽整理。
本报记者凌丽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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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纵剩勇河源追穷寇
1949年，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先后解放南京、上海，迅速向南推进。国民党为巩固在广东的势力，用上了全部美式装备的主力部队——196师。196师原本驻守广州，因主政广东的薛岳怀疑国民党保安十三团（下称保十三团）可能叛变（实际上保十三团后来也起义了），因为保十三团在广州领了一批武器，还没领齐，就上（河源）了，196师一路追了上来。
本来我们和保十三团商议好，一起解放河源和周边地区，他们负责梅县、老隆、汕头这片，但196师赶到了，他们在河源没办法立足，就退到蓝口，在蓝口和196师打上了，打得很激烈，保十三团后来退到佗城。我们边纵六团此时已到蓝口，准备在柳城镇阻击196师，为保十三团和边纵第三团解放老隆创造条件。
老隆解放后，边纵六团开始追击196师，从蓝口一直追到河源县城。边纵六团在山塘（即仙塘镇）住了一晚，次日天还没亮就吹了集结号。1949年9月18日夜，196师摸黑退出河源，因为担心我们在解放老隆后集中兵力对付他们。得到敌人撤退的消息后，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追击。当时下着雨，我舀了一口盅饭，菜就是豆豉，每人一汤匙，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小跑追击，笠麻上的雨水都掉到饭菜里了。
我们追到茶亭街（现在的市会议中心处），当时那里有个小村庄，我外婆、舅爷就住在那里。我们追到新丰江边，发现江边没有船。那时候，新丰江上没有桥，过河全靠渡船。怎么办？我就找到我舅爷，我舅爷叫殷颖华（音）。我问他：“舅爷，那么多船哪里去了啊？”他说：“啊，阿妹你也参加游击队啦？”我说，你别说那么多了，你快帮我找船。他说，好，他就叫了一些村民，弄来了十艘船，渡我们过河。
当时刚到河源县城的时候，我们班被分配负责驻守裕民米机、河源印刷厂。裕民米机是河源县城最大的粮食加工供应点，我们得保证老百姓有饭吃。印刷厂也不能被破坏，因为我们部队一到，马上就要出宣传单和报纸。当晚吃过晚饭后，我们班留了2个人保护米机和印刷厂，其他人全部出街打扫卫生。打扫完后，我们马上收兵休息。
9月19日，天还没亮我们就下埔前。我们连先走，前头部队到了朱门亭，后面部队还在上城南门，这时国民党的飞机来了，是从广州飞过来的。上城南门有条小路，从前是埋死人的地方，野草丛生，我们隐蔽在草丛里，敌机根本发现不了。敌机在县城上空绕了一圈，没发现目标，就往老隆方向去了。敌机的目标是老隆，但老隆已经被我们解放了。国民党的飞行员也没心打仗，慌慌张张把炸弹全投放到了东江，没炸到老隆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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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前交锋：一个班吓退敌军几十人
我们追到高埔岗风光村一带，发现道路两边的甘蔗、地瓜被国民党196师糟蹋得十分厉害，感到十分痛惜。我们一路追196师，一直追到埔前圩镇，在老埔前公社一栋很大的老地主屋内吃了一顿饭。我们一连是边纵六团的主力连，全连在三角岭放哨，有六挺机枪，一人50发子弹，另配有4个手榴弹、2个急救包。
在埔前，三角岭是比较高的，算是制高点，两边有很多高大的松树，我们留了两个哨兵在三角岭山顶。我们团的炮兵连在陂角一座大山上，我们连就在敌军的正面。团部给我们连的命令是，死守三角岭，等部队到齐了再发起进攻。那天夜里，敌军和我军都按兵不动，我们就住在三角岭。半夜，有个战士突然大叫起来，原来是一条手指粗的蛇钻进了他的被子里。大家虚惊一场。连长说，没事没事，大家各回各位，该睡觉的睡觉，该站岗的站岗。
1949年9月20日早上大概七八点钟，196师开炮了，这是进攻的前奏，野炮、加农炮、迫击炮、六零炮……火力很猛，他们想先用火力震慑我们，再用步兵出击占领三角岭。三角岭阵地两边有许多松树做掩护，老兵都知道，炮弹前面有个东西叫引信，一接触到硬物就会爆炸，所以那些炮弹飞过来还没落地，就被松树枝触到给引爆了。我们躲在松树下按兵不动，敌军不冲锋，我们的机枪就不响。
后来连部下令，要我带一个班向埔前方向前进，堵住196师。我们前进到离三角岭大概三四百米的地方，那边也有很多松树，很粗壮，中间是旱地，种了很多番薯。
9月20日八九点时，炮火停了，敌军开始进攻，被我们发现，我们连共有六挺机枪——两挺捷克机枪，一挺勃朗宁机枪，一挺小日本的歪把子机枪，还有其他的机枪想不起名字了。总之，我们连用六挺机枪掩护我们班。
我带领七班战士埋伏在树林里，敌人不走进50米内，我们就不开枪。有几十名国民党士兵试探着向我们这边摸了过来，我立即下令，一二三，集中开火。当时我的打算是如果我们开枪后他们还继续冲锋，就扔手榴弹，我们每个人有四枚手榴弹。结果枪一响，敌军就退了。
我们躲在暗处，敌军不明我军的底细，不知我们才一个班。这个时候，我军在三角岭那边的炮兵连向国民党军开炮，掩护我们。我们的炮兵一开炮，敌军的炮就哑了，重机枪、轻机枪也没开。敌军不冲锋，我们就不理，因为我们大部队还没赶到。
9月21日战斗更激烈。敌军大概有一个营，从石坝那边扑过来，那些兵在田里行军，远远看去像蚂蚁一样；我们阵地右前方，埔前这边的敌人，也像蚂蚁一样向我们扑来。
连部下令，要求我们班退回三角岭。虽然我们班退了，但敌军也不敢继续向前冲了，因为我们三角岭六挺机枪的火力很猛，加上我们团还有炮兵，敌军不敢大胆进攻，更不敢向三角岭拼命扑，而是暗中运兵，企图从南陂那边包抄我们。
敌军没想到的是，我们的大部队已经赶到了，堵住了石坝和埔前两个方向敌军的冲锋，三角岭阵地保住了。敌军的第一次冲锋被打退后，开始动用炮火。国民党军的战术是，先用炮火威胁，因为新兵怕炮，炮弹打下来像地震一样，我们老兵只怕机枪不怕炮。敌人开炮的时候，我们就躲进松林里。这次敌人炮击之后的冲锋我们顶不住了，最后不得已从三角岭阵地退了下来。
我们班刚退下来，第四支队也就是起义前的国民党保十三团来了一个营，开始向敌军冲锋。三角岭一战死了很多人，第四支队牺牲的战士很多来自湖南，很多人无法联系到他们的家人。经过第四支队的反击，我军最终从敌军手中抢回了三角岭阵地。我们六团赶紧调兵遣将组织人手，着手防范敌军的反扑。1个小时后，196师又组织冲锋，第四支队前来支援的这个营的士兵退了下来，我们一连和三连（我们营有三个连，有个连是通信连）冲向三角岭。我们一连连长是东江纵队的老同志，指导员是一名地下党员，大学生，是东莞清溪人，讲客家话。他对我说：“叶慈林，你带个班前进400米，堵住敌军，不要让他们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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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脚、裆部受伤，副班长把我背下火线”
离三角岭阵地三四百米处也有很多松树，敌人正向那里冲锋，连部开机枪和炮兵连开炮掩护我们。战斗一直打到中午，具体不知是几点钟。作为班长，需要掌控全面，我找到一棵大松树，躲在那，拿了一支三八枪，这里离敌人不到200米。我们看得到敌军，但敌军看不到我们。
敌军有个碉堡，在石坝那边。我们班有支手榴弹筒，刚好有200米的射程。我就指挥一名叫李长（音）的曾田人，我这个班曾田人多。我说，李长，开手榴弹筒。那手榴弹筒以前是我用的，因为我是班长，在解放河源那晚交给李长。李长打出一发炮弹，飞了上百米就掉下来了，没炸到目标。他说，阿慈林，不会响喔。我就走过去教他。我说没有表测量的，完全靠目测，看着来，放斜一点才能打得远，放直了就打得近。没想到我来回跑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几挺机枪瞄着被我当掩体的那棵松树打来。那棵松树很粗大，也被打掉了1/3。
我本来正在全神贯注瞄准目标，突然觉得脚好像被蚂蚁咬了一样，手一抹一看，出血了，赶紧打开急救包包扎，继续瞄准目标开始打。过了一会，感觉另一只脚也被蚂蚁咬了，赶紧拆了第二个急救包包扎。又打了一阵，裆部痛了起来，我的急救包用完了，于是我叫副班长李发波过来，他今年应该有97岁了，是团级干部退休的。我说发波过来，他一看，我裤子被打烂了，下身全是血。裆部受伤，急救包包扎不到，用手掩也不是办法，卫生员离我们又太远。李发波说要背我下火线。我说连部下命令要求我们退回连部，你们退，每人留个手榴弹给我，枪和弹药你们拿走，我掩护你们走，我当时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
李发波长得很高大，年龄比我大7岁，他不由分说背起我。全班的人听说我受伤了，个个火气很大，纷纷表示要给我报仇，掩护我退回连部。在三角岭山坳敷药时，敌军的炮弹又打过来了，没办法，大家赶紧继续撤退，一直退到今埔前镇卫生院后面。我躺在一张卖猪肉的桌上，两个女卫生员拿剪刀剪开我的裤子，看见我受伤这么严重她们都哭了。她们先用碘酒对我的伤口进行消毒，碘酒一碰到伤口，我就痛昏过去了。
后来，埔前的几名民兵赶到，用竹竿和被子做了个担架，把我送到河源县城。
埔前那一仗打了三天三夜，我是第二天受伤的。我们连牺牲了一个战士，是轻机枪副射手。他在埔前三角岭阵地前面冲锋，背着枪和一箱子弹，由于他个头高大，头稍抬起来就被敌军的机枪打中，当时就牺牲了。他是曾田人，和我是邻居。我们的副营长叫陈明，他在叫号兵吹冲锋号时被敌军的流弹打中，耳朵被打掉了一块。受伤的陈明顾不得包扎伤口，继续指挥战斗，叫他下火线，他根本不听。我们都是这样的，共产党、游击队轻伤不下火线。
最后，三角岭阵地被我们守住了。此时，两广纵队已到江西赣南，先头搜索部队已进入和平县境内。196师见大势已去，开始撤退。
为了争夺三角岭阵地，我军牺牲了不少战士，也有不少战士受伤。现在埔前70岁以下的人，都不知道埔前发生过这样一场激烈的战斗。为了解放埔前，为了人民不受压迫剥削，许多的革命前辈牺牲了。我们后人要好好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把我们的家乡河源建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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