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 “功利存乎人民”的中唐“诗豪”
广东省连州市刘禹锡纪念馆内的刘禹锡像。黄津摄
连州刘禹锡纪念馆每年都吸引了众多学生前来参观学习。黄津摄
●郭珊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喜欢古典诗词的人，对中唐“诗豪”刘禹锡及其作品一定不会陌生。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祖籍河南洛阳，中唐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是继盛唐之后唐诗又一高峰——“元和诗坛”的杰出代表。“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频遭打压，命途蹇塞，屡屡因诗文获罪，使得“满朝官职独蹉跎”（白居易《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为官数十年大部分是在迁谪远州、郁悒失志中度过的。但他性格刚毅、超迈，无论流徙何处，均积极履职，或赈饥救灾、免赋减役，或兴教重学、济世安民。
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还在多年的基层治理经验基础上，总结出了一套吏治思想，如“忧国不谋身”“人之道在法制”等。在广东连州，他更是提出了响彻古今的施政箴言——“功利存乎人民”，在当下廉政建设中焕发出历久弥新的光彩。
推崇法制奖善惩恶
刘禹锡出生于一个原籍中原的江南基层官吏家庭，“家本儒素，业在艺文”（《夔州谢上表》）。唐代文学家权德舆在《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中回忆，刘禹锡自幼学习儒家经典，装束举止“恭敬详雅，异乎其伦”。而据刘禹锡自述，孩童时他曾在诗僧皎然、灵澈吟咏时作陪，“皆曰孺子可教”（《澈上人文集序》）。
贞元九年（793），21岁的刘禹锡第一次参加科举便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宏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随后，他被淮南节度使、史学家、《通典》作者杜佑招至幕中，司掌文书工作。802年调补京兆府渭南县主簿，803年迁任监察御史。
刘禹锡的青年时代可谓是春风得意，前程似锦，尤为太子侍读王叔文所赏识，“以宰相器待之”（参见《旧唐书》本传）。与安史之乱后的许多文人一样，他盼望着凭一己才干力挽狂澜，扫除弊政，实现国家中兴。在《华山歌》中，他以“五岳”之一的华山自喻，抒发了“丈夫无特达（突出的功业），虽贵犹碌碌”的壮志豪情。
正在此时，一场激流暗涌、危机四伏的宫廷政变悄然袭来。公元805年，太子李诵正式即位（即唐顺宗）之后，以东宫权臣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改革派发起“永贞革新”，惩办贪官酷吏，抑制藩镇势力，削夺宦官实权。
最终，宦官大臣俱文珍等人密谋逼迫顺宗“禅位”，拥立太子李纯（即后来的唐宪宗），新政仅持续了一百多天便宣告失败，革新派遭到大规模的迫害报复。王叔文被诛、王伾病卒，包括刘禹锡、柳宗元在内的八位核心参与者，被逐为偏远地区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刘禹锡先是被贬为连州刺史，赴任途中，加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在朗州一待就是近十年。囿于身居闲职，他走上了漫长的“穷愁著书”道路，写下了大量的政治诗，鞭挞揭露社会黑暗面。这一时期，他主要通过诗文集中阐述其政治理念。
他在《天论》中指出，“人之道在法制”，只有依靠法令才能辟邪扬善。而法令得以实行的基础是保障人民丰衣足食，“夫民足则怀安，安则自重而畏法。”（《答饶州元使君书》）
在《砥石赋》中，他援引从西周至汉唐的盛衰历史，证明法律乃统治国家、磨砺人才的“砥石”，关乎国运兴废。而中唐面临的宦官干政、藩镇坐大、党争加剧等乱象，无不与法制废弛、是非颠倒相关。
刘禹锡还从“惟变所适”的进化观出发，强调政策的实施必须“宽猛迭用”、因地制宜，根据天时、地域、民情灵活调整。同时，官员还应加强修身，取信于民，为“政之先”；执法公正，为“政之本”。他还提议效仿汉代名臣赵广汉设立“缿筒”（即匿名举报箱），“厚发奸之赏，峻欺下之诛”，鼓励百姓检举贪污不法行为，此为“政之助”。（《答饶州元使君书》）
不谋私利振兴连州
815年初，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刘禹锡目睹长安玄都观中桃花盛开、游人趋之若鹜的情景，作诗抒怀——“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以“桃千树”隐喻自己离京十年间因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得势的朝廷新贵，又以“看花诸君子”讽刺那些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因“语涉讥谤”，他被授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后在裴度及柳宗元等人的说情下，改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刺史。
刘禹锡上任后，尽管对无力分担国事依然深感愤懑、无奈，也曾流露出“异乡无旧识，车马到门稀”的惆怅之意（《元日感怀》），但在《连州刺史厅壁记》中，他不仅客观细述了连州地区人文变迁与自然环境，还立誓要像前任贤吏一样，“功利存乎人民”。此外，他又筑“吏隐亭”，在《吏隐亭述》中表达了“不以利禄萦心”的廉洁心声。
在连州的四年多里，刘禹锡深入了解民生疾苦，所作《插田歌》反映了农民遭受的深重压迫，讽刺了卖官鬻爵、贿赂成风等腐败现象。他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并派人重新疏浚海阳湖，修筑亭台，作“海阳十咏”颂其景致。
工作之余，他与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薛景晦通信交流医药研究经验，受之启发，将多年积累的民间药方整理、集结为《传信方》。这部以“廉（价廉）、验（有效）、便（易得）”为特色的医书，后被《本草纲目》等医籍引用，不仅惠及岭南地区人民，有的药方还传到了日本、朝鲜。
隋唐时期，连州就已成为汉、瑶两族杂居之处。刘禹锡在连州期间写下了《莫徭歌》《蛮子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等诗作，生动记述了徭族（瑶族）的民风、服饰、狩猎习俗及其淳朴英勇的个性，在唐代士林开创了以诗歌形式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先河。
刘禹锡在任期间，连州文风大振，出现了第一个进士刘景，为此他特意赋诗《刘景擢第》表示祝贺。二十多年后，刘景之子刘瞻又高中进士，并官至宰相。
此后，广东科举考场上连州才子辈出，连州亦获得了“科举甲通省”的美誉。明代弘治年间连州知州曹镐撰《旧志序》，认为连州风气之变，“乃自韩昌黎、刘梦得两公始”。清乾隆本杨楚枝的《连州志·名宦传》则评价说：“吾连文物媲美中州，禹锡振起之力居多。”
元和十四年（819），刘禹锡因母丧离开连州，居洛阳，丁忧期满后再授夔州（今重庆奉节）刺史。期间，他在《奏记丞相府论学事》中，针对夔州“室庐圮废，生徒衰少”，官学“病无赀财”的现象，指出“天下少士”，“非天不生材也”，而是“不知养材之道”。对此，他向朝廷建议，削减州县祭奠费用，将之用于更紧要的办学经费上，显示出他对教育的重视和讲求务实的工作态度。
陋室明志赈灾有方
824年，刘禹锡从夔州调往和州（今安徽和县），担任刺史。甫一上任，和州就发生了多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他马不停蹄地四处走访、视察灾情，言辞恳切地上书朝廷，请求减税赈灾。
相传，当地知县有意刁难，非但不给刘禹锡在县衙安排住所，还逼其多次搬家，条件一次比一次差，最后是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斗室。于是，刘禹锡挥笔写下了一篇短文，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抒发了自己高洁傲岸之志向——这便是驰名古今的《陋室铭》。
827年，刘禹锡回到东都洛阳，结束了“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的外放生涯。此时的刘禹锡已年过半百，却不见暮年衰弱迹象，依然保持着旺盛的血性和斗志。次年春，他故地重游，看着“荡然无复一树”、荒草摇曳的玄都观，作诗旧事重提：“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果然又一次触怒政敌，于大和五年（831）十月，第三次离京出任苏州刺史。
不久，苏州发生水灾，已近六旬的刘禹锡从本州常平义仓中紧急调拨了十二万石米，逐户分发，并宣布减免赋役。在其“昼夜苦心，寝食忘味”的治理下，“遂使人心获安”，“幸免流离”。（参见《苏州谢恩赐加章服表》）因救灾有功，朝廷赐予他紫金鱼袋以示嘉赏。苏州人民则把刘禹锡和曾经做过苏州刺史的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为“苏州三贤”，兴建“思贤堂”以示纪念。
从834年夏起，刘禹锡又在汝州（今河南临汝）、同州（今陕西大荔）等地任职，直至836年秋因患足疾，再次被召回洛阳，任太子宾客、秘书监等职。会昌二年（842）病卒于洛阳，享年七十岁，朝廷追赠为兵部尚书。
刘禹锡不计个人际遇之得失荣辱，始终心系国计民生，践行“功利存乎人民”的承诺，归根结底在于他对儒家“用世”担当精神以及“仁义”观的执着以求。正如他在《学阮公体三首》诗中所言：“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在他看来，古代德才兼备的贤人都是为国家兴亡而奋斗，故而将个人利害抛诸脑后。
刘禹锡忧国忧民，处逆境而不沮丧，他勤廉施政、敢于作为的精神，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提倡。
【评说刘禹锡】
刘禹锡再贬连州后，在当地建吏隐亭以明志。吏隐，谓不以利禄萦心，虽居官而与隐者同。后来在和州任上，他又写就了名篇《陋室铭》，达观地说到居所尽管“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但是因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又“何陋之有”？合而观之，刘禹锡的清廉形象已经呼之欲出。
不以利禄萦心，理论上乃为官的前提条件。王阳明这样阐释自己提出的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在他看来，那种“不善”的念头想都不要想，一旦想了，也是在“行”。对为官者而言，“不善”的一个典型特征，便是利禄萦心。在主要依赖个人修养的封建时代，刘禹锡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以身作则的清廉之士。如元朝张养浩的《风宪忠告》，开篇即以切身经历忠告各级官员要“自律第一”。他说：“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严也。然有官守者，则当严于士焉；有言责者，又当严于有官守者焉。”这种层层递进的关系表明，官员的职责越重，自律应当越严格。为什么呢？“盖执法之臣，将以纠奸绳恶，以肃中外，以正纪纲，自律不严，何以服众？”又如明朝范景文所以为后世尊称“二不尚书”，在于他职司吏部典选之时，在大门上张贴的“不受嘱，不受馈”六个大字。
“宽一分则民受赐一分，取一文则官不值一文。”能够不以利禄萦心的官员，才能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能够干事创业豪气干云，即便遇到挫折也才能够平心静气。刘禹锡20多年的贬谪生涯，足以印证了这一点。政治上，“羞为洛阳拜尘友”；文化上，贬谪期间他写就的那些竹枝词，不仅在中唐诗坛别开生面，而且还成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珍贵民族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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