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蕙仪：河源妇女运动先行者
在新一年和煦温暖的春风之中，在全国上下同心战“疫”之时，三八国际妇女节又来到了。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出身于河源上角徐屋的徐蕙仪，是原河源县首个女留学生，也是河源妇女运动的先行者，还是关爱、保护儿童的先驱。
河源首位女留学生回乡教小学生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广东河源县上角长塘路六角亭徐屋，新添了一个可爱的女婴。徐屋主人徐淑孟，后出任河源县立中学校长，还曾参与竞选河源县参议长。这位河源县教育名流给女儿取名“蕙仪”，希望她能有兰之德、蕙之仪。后来她的人生，果如其父所希望的那样，流芳于后世。
徐蕙仪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出任惠州女子师范校长，曾任广州市警察家属学校校长，不久改任广州市立女子师范舍监。1934年，28岁的徐蕙仪留学日本。1936年，徐蕙仪获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学士学位。求学期间，她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侵华野心昭然若揭，遂愤然返国。
1938年，学成归国的徐蕙仪执教于广州女中、女师。不久回到家乡，应聘到河源中学附属小学工作。这个时候，她的父亲徐淑孟出任了河源县立中学校长。
1938年日军入侵华南，广州沦陷，河源城时常受到日机轰炸。徐淑孟为保护学生安全，曾将学校迁至龙川县回龙镇上课，不久又将学校迁回河源县城。为便于学生疏散，他一度将学校改在下城崇报寺（今城市花苑）上课（《河源文史》第四辑）。
在河源县立中学附小时，徐蕙仪一方面悉心授课，开发学生智力；一方面培养学生爱国爱乡、自尊自强精神，愿为抗战贡献才智与勇力。她带领学生们自制纸花上街义卖、募捐，所获钱物都汇往前方慰劳抗战将士。她在学校“领航”童子军，经常举办野营活动，教学生们如何在危险的环境中自救和救人。每遇空袭之时，她常带着学生们奔忙于硝烟之中抢救受伤民众。
为唤起更多民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徐蕙仪带领学生们排演相关剧目，到城镇、东埔、木京、仙塘、义合等地演出。演得尤其好的是名剧《放下你的鞭子》，徐蕙仪亲扮女主角，演得活灵活现，感染力极强，以至不少观众被剧情打动，哭的哭、骂的骂，还有观众几乎要冲上舞台去揍那剧中执鞭者（《殷殷慈母情拳拳爱国心》，作者刘伯威、曾伟铭，载《源城文史资料》第二辑）。
让女人认识国家与民族河源妇女运动先行者
率先走出河源，成为河源第一位女留学生的徐蕙仪，深感河源妇女走出家门、多学知识的重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出任河源县妇女会会长。
徐蕙仪当时曾感叹：“河源的教育特别落后，大部分人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一般都待在家里，不能入学，在河源能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女子真是凤毛麟角。”
据有关资料载，1922年，在时任县长苏理中的支持下，河源县办过一所女子学校。然而，由于东江战火经常烧至河源，女子学校只维持了一两年。1925年，时任河源县县长李克成令时任教育局局长徐淑孟着手恢复女子学校，当时不到20岁的徐蕙仪受聘担任女子学校教师。女子学校恢复办学不到一年后，因土匪猖獗，政府无法支付学校经费而停办。
在女子学校不到一年的执教经历，让徐蕙仪对当时女子接受教育的现状有了较多了解。
“所以我国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问题，大半是女子教育问题。假如女子教育问题，即是女子知识技能，没有彻底解决以前，作为社会个体组织的家庭，是没法健全起来的。扩大来说，整个社会国家的基层组织还没有健全以前，想要国家富强，也是很难得到实现的。”徐蕙仪在《河源县妇女识字班试办的经过——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实施报告》中说道。
连字都不认识，更别说要去争取妇女权益、妇女参政议政了。徐蕙仪曾在1946年召开的“妇女与政治”问题座谈会上发言时说：“我以为妇女大众努力的动向，莫过于参加民主政治的行程，从充实自己中充实现代政治的内容，从成就自己中成就政治上的一切。”
因此，徐蕙仪从教育妇女识字入手，先让她们提升“知识”上的认识水平。在全民抗战的年代，妇女识字后就能尽女性最大的能力，在后方协助抗战：“我们要动员妇女群众参加抗战，那么，我们更加应该激起她们对国家民族的认识，奋起她们杀敌致果的雄心。”
在徐蕙仪的倡导下，河源县妇女会特地附设了“河源县妇女识字班”。
徐蕙仪原担心河源人那么“封建”，识字班不知究竟能不能招到女生，也不知能招到多少。但出乎她意料的是，报名的女子很多。这也和县妇女会会员们不懈的努力有很大关系，她们挨家挨户发动，并且得到很多进步青年的鼓励，请求入学的妇女竟超过原定的招生人数，达100多人。
因为座位的限制，识字班只能收容100个妇女，分成高低两组来教学。
徐蕙仪此举深得河源社会各界好评。河源巨商、开明绅士缪霭棠每月给予捐助，开办经费短期内不必发愁，河源县社会服务处也给予了她们补助。
河源县妇女识字班教员是由县妇女会聘请本地知识女性义务担任的，可以说，她们是河源最早的女性志愿者。
开办妇女识字班号召更多妇女为抗战出力
河源妇女识字班，是专为解决女子教育问题开办的，不仅工作的同志都是女性，就连教课内容，除了配合抗战宣传外，也多以符合女性要求为中心。各科讲义为适合地方需要及妇女要求起见，由识字班规定进度计划，交由各科教职员自编。
这些从未上过学的女子，究竟学些什么呢？例如国语科，识字班高级组所用的讲义，就是战时的文献、抗战论著、战时小品及时代妇女小史等，都是教材。
为了满足家庭妇女的要求，她们在国语科内还加上了实用的应用文和信札写作教学；算数科分为簿据、珠算和笔算，以便于她们打理日常家庭事务。
最受妇女们欢迎的课程，是《我们的常识》。《我们的常识》分战时的、家事的、育儿的、医药的，和每个人的生活结合得十分紧密，因此每一堂常识课，她们都会聚精会神地听先生讲解。
除了上述几种必修科之外，为激发她们的爱民族爱国家的情感，识字班增加了精神讲话和音乐课。精神讲话，是请本地名流、地方长官训话，音乐是教授抗战的歌曲。
为了让那些因为名额限制而未能报上名的女同胞有机会接受教育，识字班以举办“星期家庭讲习会”的方式对她们进行教学。为了使每一个家庭主妇都能学到一些家事常识，识字班在每个礼拜日举办“星期家庭讲习会”。每个星期一，识字班就把星期日教学的内容张贴出去，让想要求学的妇女们做好准备。如下个星期日是教授裁缝的，识字班的教职工就把要用的材料一一开列出来，让想来求学的妇女自备。到时，教师一面教裁缝技艺，一面宣讲抗战的意义和战时的常识。
妇女们在识字班和家庭讲习会学到的知识和技艺，做出来的物品，如儿童衣服、竹制日常用品，被一一分类、估价，并被陈列在县妇女会进行售卖。这些小物品颇受人们欢迎，卖出不少。这样一来，一方面妇女们实习经费有了着落；另一方面，因为她们做出来产品适合社会需求，生意总算过得去，大伙都很兴奋，干劲也更足了。
“不出闺门”的妇女们走进抗战将士营房补征衣
当时河源县妇女会的有关事迹还上了报纸。1939年5月29日的《大公报》，在“各地简讯”栏目中，报道了河源县妇女会的“缝补运动”：
“河源县妇女会组织之缝补队，由主干徐蕙仪女士亲自率领队员十余人，分赴留驻某地之各部队，为各官兵缝补衣服，工作竟日，直至薄暮，始行返会。据云，是日该队同志得为各英勇将士补缀光荣之征衣，亦觉沾有余荣，故工作极为兴奋云。”
1947年版《广东抗战人物志》里赞誉徐蕙仪说：“组织河源县妇女会，领导劳军捐献筹募工作，获得全县女学生及各家庭妇女热诚参与。”
而徐蕙仪认为，一直活在“闺女不出门”的封建思想束缚下的河源妇女，能不顾一切地到识字班学习，已是难能可贵，更想不到河源的妇女，居然会在入了识字班之后，又能够跟着妇女会的同志，到出征军人的驻防地——营房里，去替将士缝补征衣，代他们书写家信，甚至能自动制作草鞋献给将士们。
“河源妇女进步了！”在营房里，正当河源妇女们补衣时，团长笑容可掬地说。他当即捐助妇女会经费50余元，同时还即席捐赠了一座价值数十元的时钟，挂在识字班里。
1939年7月底8月初，河源县妇女会慰问抗战出征军人家属，任该会主任干事的徐蕙仪，带领全体会员分赴附城各乡镇，向出征军人的年幼女子勉以杀敌之义，及捐赠饼饵（《香港华字日报》）。
不仅仅在河源城里，就是在附近乡间，也开办了妇女学校。
1939年1月，河源县妇女会主持开办了仙塘乡战时妇女民众学校，分高、中、初3个班，学生共130余人。一年后，即1940年1月16日，该校举行了毕业典礼。县妇女会常务理事徐蕙仪及理事叶绮文等6人专程赴会，为毕业女生加油鼓劲（民国《河源日报》）。
这些掌握了文化与生活技能的女子，在家庭和社会中获得的独立感与价值感，将是她们有生之年享用不尽的财富。作为家庭主妇，作为妻子与母亲，她们在一定程度上为河源子弟营造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
组织妇女参加
三八节游行
徐蕙仪热情奔放，主张妇女解放，号召妇女不要做象牙塔一般的摆设物，要从厨房走出来，做抗日的模范。她积极发动和组织各界妇女姐妹，开展宣传抗日救亡与防空救护常识及募捐等社会活动。
每逢三八国际妇女节，徐蕙仪就与妇女会的同志们动员所有有革命热情的妇女参加游行。
1937年，徐蕙仪配合中共东江特委妇委干部余慧、赵学，在河源城镇组织三八节庆祝游行活动。参加这次活动的有身份高贵的小姐太太，有普通家庭的主妇，也有年事已高的老婆婆。
在游行之前，主持庆祝大会的徐蕙仪作了一番讲话，申明妇女要起来参加抗日的道理。在游行之时，她在队伍最前面，带头高喊口号：“庆祝三八妇女节，要求男女平等”“大家团结起来抗日”……女性莺声燕语的声音汇聚在一起，震撼了河源城。
在教学、妇运过程中，徐蕙仪的能力被河源社会各界认可。1938年9月29日，河源县小学教员联合会组织教师暑期训练班的全体学员，在暑期训练班第一教室开会，决议将“县小学教员联合会”扩大为“县小学教职员联合会”，并通过组织章程，即席选举，选出廖维光、黄治汉、丘思礼、曾德明、廖碧泉、叶冲霄、李耀光、欧阳璋、黎品高9人为干事；江日兰、程佩玻、徐蕙仪3人为候补干事。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徐蕙仪被选为广东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徐蕙仪的工作热情与才能，也为广东省妇委会主任委员吴菊芳所赞赏。1940年，吴菊芳邀请她前往韶关曲江黎市，出任儿童教养院三分院院长，并负责筹办第七儿童教养院。
为妇女争取权益
在妇女工作实践中，徐蕙仪有很深的感触与思考。1947年，徐蕙仪参加完“国民大会”后，在《女公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宪法制定以后妇运工作的新动向》的文章。在文章中，她对此次大会中妇女代表名额不足表示不满，“此次国大妇女代表总数只得八九百名，占全数不及二十分之一。”是“妇女们吃了最大的亏”。“在男人包围的阵线下，少数的知识妇女如何冲破得出来？”她希望妇女界代表能占到百分之二十，这样，“今后只要我们全国的姊妹们知道国家已经赋予我们的权力，晓得使用和发挥自己的力量……大家团结起来，当然是可以从几千年来的封建的牢笼里冲将出来，走上平等幸福的道路。”
徐蕙仪提出的具体改善事项为：“把向上的争取改为向下的争取，把广大的妇女群众加紧地组织起来，教她们注意政治、认识政治，指导她们行使"四权"……劝导妇女参加自己的团体，以团体做她们的"保姆"，为她们争取教育的机会，培育她们就业的技能，扶助她们找寻工作岗位。而团体也以她们为力量，知识妇女应该争取服务，获得参政的机会。”
抗战时期，徐蕙仪曾率第七儿童教养院的800多名儿童徒步数百里，备尝艰辛，疏散至河源。这是一桩可歌可泣的壮举，本报将在以后另作撰述。
1945年8月，徐蕙仪兼广东省儿童教养总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她率院迁返广州。1945年，她辞去广东省儿童教养总院院长之职，执教于广州代理私立力行中学。1947年，她移居香港，曾任香港惠州府第十届同乡会会长和河源县同乡会会长等职。她创办了永康中学和永康小学，并担任学校校长，为香港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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