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人物志⑥ 岭南文坛领军人 文学守夜人萧殷（中）
“躬耕”花城
1959年，萧殷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自编《创作方法论》等教材，指导学生写作，并邀请周扬、张天翼、艾芜、林默涵、秦牧、陈残云、吴组湘到学校讲课、谈创作。当年的暨南大学中文系学社如雨后春笋，后来，这些学生中出现不少作家，而更多的人走出国门，在海外主办各类刊物，成为世界华文界的栋梁。
1960年6月，萧殷离开暨南大学回到北京，中组部要求他回中国作协工作；当年11月，萧殷重返故土，任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分管机关工作。
1962年1月，在萧殷的努力下，停刊5年之久的《作品》成功复刊，周扬曾对当时的《作品》给予了很高评价。3月，首届《羊城晚报》“花地”作品评奖，这是当年继《大众电影》杂志评“百花奖”之后，全国首例报刊文学作品评奖，欧阳山、周钢呜、萧殷、秦牧、陈残云等名家组成评委会。广州氮肥厂青年工人陈国凯的短篇小说《部长下棋》被评为一等奖。多年以后，已成为广东著名作家的陈国凯深情地怀念说：“是萧殷同志把我这个普通工人引入文坛的……在萧殷同志身上，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老师"这个字眼的崇高含义。”
1966年5月，“文革”开始，萧殷断断续续写了8年的长篇小说《多雨的夏天》已完成了10多万字，还手绘了很多张小说场景图，撰写了10多万字的《写作笔记》，详细记录他在创作中遇到的各类困难和解决办法，想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结合理论研究心得，让青年作者能从中学会观察生活、提炼主题、安排主次矛盾、突出人物性格。遗憾的是，该小说手稿和手绘图寄回家乡后被侄儿烧毁，而《写作笔记》也不翼而飞。
1967年7月中旬的一天中午，52岁的萧殷不堪“造反派”的批斗，在家中服下大量安眠药。傍晚时分，他被人发现送入医院时瞳孔已放大，没有了呼吸，经抢救，昏迷一周后苏醒。此后几年间，萧殷一直处于被批斗、关押和劳改状态。1971年冬，政治审查结束，萧殷到广东省文艺创作室工作。1973年3月，任《广东文艺》（《作品》杂志前身）主编的萧殷，被“四人帮”公开点名列为广东“文艺黑线复辟回潮”的典型。
文坛粤声
萧殷一生不断学习，不停探讨，坚守信念，在文学批评领域秉持文学创作规律，坚守艺术真理，树立独特风格。
1958年，“大跃进”的浮夸风吹到了文艺界，萧殷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浮躁情绪，写了《求实精神与革命热情相结合》一文，竭力纠正文艺界的这股歪风。
1961年4月起，他组织评论力量在《羊城晚报》“花地”副刊，以开展一次“百家争鸣”重要战役的魄力，发起关于长篇小说《金沙洲》的系列讨论，亲自主持撰写结论性文章《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旗帜鲜明地反对艺术上的“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
这场历时7个多月的讨论，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文艺报》接连两期转载这次讨论的主要成果《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文艺批评的歧路》两文。
萧殷的文学典型理论表现了文学创作中战斗与科学、理论与实践、创作与批评的辩证关系。《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是一篇很有分量、至今仍在中国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文艺评论名篇。
1963年，萧殷调任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领导中南五省文艺工作。这一年，萧殷不仅到海南主持了第一届文学创作讲习班，接待日本作家代表团来访，还赴中南五省，了解各省作家协会工作，建议各地建立专业评论家队伍，为作家提供深入基层积累生活经验和练笔的机会，还大力提倡作家在创作时题材要广泛。萧殷非常重视各地传统戏曲的传承与发展，主张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并大力推荐广东潮梅地区戏曲曲调与民间音乐。
1964年，萧殷应邀到武汉大学，为该校中文系、外语系和哲学系师生400多人作《关于文艺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文学艺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阐述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原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在萧殷的主持下，中南五省举行了为时50天的戏剧会演。随后，他为广东文艺界作了关于戏剧创作的报告；为陶铸整理在广东思想工作会议的报告；审查珠江电影厂多部影片；出访罗马尼亚20天，多次与罗马尼亚文艺界举行会谈；主持广东各地方剧种戏剧会演，主持评戏座谈会以及选戏进京汇报、选戏拍摄电影工作。他还顶住压力，两度在中南局宣传部主管的《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刊登周立波的散文《韶山的节日》。
1972年，刚获自由的萧殷在清远创作学习班上详细阐述创作规律，提出要从生活出发，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批评违反创作规律的“三突出”谬论。
做领军人
1976年，“四人帮”倒台。《作品》第二次复刊的任务，落到了萧殷肩上。萧殷立即向丁玲、艾青、王蒙约稿。
丁玲在回信中向萧殷坦露当时的心境：“虽然阔别多年，但我仍将你看作老同事的。几十年的沧海桑田，人事、世事实在给我教训太多。我真愿意躲在深山当和尚。即使现在好像已回到人间，但人间仍然使我害怕、厌烦。”
对《作品》的复刊，丁玲表示大力支持，并提出了对萧殷的寄望：“我对你的希望是真正办好一个刊物（《作品》），不要交给二把手三把手或一些小姑娘，要帮助他们，教他们，不要放手不管。”
“办好一个刊物不容易……但刊物要办成权威，《作品》是比较有声望的，但还要加把劲。要旗帜鲜明，要有好作品，要有尖锐的、细致的理论。要不怕得罪人，要有基干队伍（老、中、青）。要有倾向性，要培育新人。不要和稀泥，不要官办架子。”
丁玲对中国当时文坛的一些歪风看得很清楚，她希望萧殷能真正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远离小人：“你当编辑是有经验的，现在60多岁了，有什么怕的，真正担起担子，培养出一批编辑人才，是有思想见地，是真正的运动健将，不是当官，不是当职员，能组织一批敢说敢想的新生力量，而又要有文学基础，比较深刻、真正的想写作的人才，不是想钻营、出风头的后补棍子、准备弄权的小人。”
“是时候了，勇敢些吧。”丁玲说，“因为是老同事、老熟人、老朋友，（所以）敢于直言，请考虑。”
不久，巴金、艾青等老作家也纷纷致信萧殷，鼓励、支持他办好《作品》。尽管如此，《作品》复刊第一期发表艾青、王蒙、舒展等“右派分子”作品时，还是遭受了非难，但萧殷顶住了压力。很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艾青等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王蒙发表在这期《作品》的小说《最宝贵的》，被评为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与此同时，萧殷还组织发表了一系列文艺论争文章，在全国最早开展对“四人帮”文艺路线的批判，《作品》成为当时最先刊发了白先勇（国民党元老白崇禧之子）的短篇小说、梁羽生武侠小说的文学刊物，成为全国文艺思想解放运动的排头兵，风行一时，发行量达到78万份。
1980年6月，萧殷的《谈写作》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刊行，两三年间印刷了4次，发行量超过2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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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殷的杰出贡献与不朽精神
著名学者温儒敏认为，萧殷最令世人称道的，主要是这三大贡献：
一、开创中国文学评论新境界。新中国成立初期，萧殷已是全国文艺批评战线重要的评论家，写出一批较高质量的文艺评论。他的文学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他坚信文学源于生活，文学必当有益于社会人生。他的文论重视个性与集体、形式与内容、倾向性与艺术性的矛盾统一关系。他服膺真理，固守良知，敢于针砭文坛时弊。他的文学批评坚定殷实，大气锐气，眼光独到，并极具责任感，对中国新文学的健康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二、悉心培育文学青年。萧殷一生关怀、扶植文学青年，用自己的肩膀支撑他们登上文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许多中国作家，都曾得到过萧殷的关爱和指导。
三、杰出的文学组织工作。萧殷创建了暨南大学中文系，为中国海外归侨子弟高等教育铺平了道路；在“华北联大”和“暨大”任教期间，开创了学生办刊先河，使许多学生较快地闯入创作天地；他指挥过一场震撼中国文坛的学术大讨论；他领导了作为思潮先锋的文学杂志社；他组织了多个文学创作讲习班；他主导了武汉大学文科400名师生参加的大型学术报告会；他主持了为期一个半月的中南五省戏剧会演……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还在为组建广东作协理论刊物《当代文坛报》、创办广州文学讲习所、建立全国性文学评论奖项而呕心沥血，奔走呼号……
萧殷将整个生命都融汇到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中。
萧殷将整个生命都融汇到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中
萧殷逝世30年后的2012年7月，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8届年会暨萧殷与中国新文学批评学术研讨会上，在中学时代就研习过其著作的同乡后辈、著名学者温儒敏，在与会时这样评价萧殷：
“他不但是杰出的文学家、批评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文学事业组织者。他的整个生命都融汇到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中。”
这位已载入文学史、深度参与并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展进程的河源人，是新中国文学事业的“守夜人”，是广东文艺评论工作的开拓者。
他的一生，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他以笔为刃，怒向刀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甘为蜡炬，乐当伯乐，发现、培养、造就出一批文学人才。
萧殷，足称楷模
“无论是作为时代洪流的追逐者，或是革命事业的追求者，还是文学战线的探索者，萧殷都是属于一个时代的一代文学人、文学从业者的劳作楷模、探索者代表！如果说文学道路上有技与道两种层级两种境界，那么在技的习得进程中，在从技到道的升华进程中，萧殷都是有功于时代、有功于一代文学人的文论家的典型。萧殷精神，理应传承与发扬。”
[摘自“粤派评论丛书”大家文存《萧殷集》（导论：追逐者·追求者·探索者，作者：傅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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