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水运昌盛 商会应运而生维护商人权益和金融秩序，反对苛捐杂税，赈灾做公益，捐输支援抗战
商会是在商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后才出现的新型组织，即便在西方，直到18世纪末，商会才随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兴起。在中国，1902年，上海出现了最早的新式商会——由上海部分官员和商人成立的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改为上海商务总会）。1902年，张之洞、袁世凯分别于汉口、天津成立了商业会议所、商务公所。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设立商部。1904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规定所有的商业公所一律改称商会。同年，在广州成立了“广州商务总会”，制定了总商会章程，粤地各县随后纷纷响应，陆续成立分会。
河源商会早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就在筹备，到清朝末代皇帝宣统年间正式成立。
唐纯琳在《商会概论》中称，商会的定义大致有四：成员以商人为主，组织的主要成员是商人；商会存在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成员的共同利益，；商会具有经济性；最后，商会是基于市场经济体制而成立的。
第一章清末民初，河源县商会诞生
宣统元年，河源设立商务分会
清宣统元年闰二月十六（1909年4月6日），农工商部给河源下发了一纸公文，是关于广东河源县设立商务分会总理（也就是会长）人选的。
彼时河源地处惠属之中枢，大小两江附近各圩及惠、博、龙、紫、连、和、新各县，皆以河源为交通之要冲，是工商繁盛之地，具有成立商会的基础。
在此前一年，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黎若璘（建彬）等二三十位县城较有名望的商人，发起组建了河源县商务分会。这些商人，有的是河源本地人，有的是南海、顺德、东莞等地在河源经商的商人，他们大多在附近各圩开设商店，皆认股开办河源县商务分会。他们选出合乎章程规定的广东河源县设立商务分会总理人选，就是例贡生邝荣勋。农工商部对此人进行了考察，认为可以，便下发了该札，勉励“该总理即便遵照定章，悉心经画，无负委任”。随此公文下发的，还有图记（印章）、式样等。
河源商务分会具有一切会务自由，但其发生的会议事件和全年收支款项，都要上呈农工商部查核。
过了将近半个月，也就是清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九（1909年4月19日），河源县商务分会收到了这通公文，众人协商后，由黎若璘等商人在一周后具文上报广州商务总会，奏请邝荣勋将出任河源县商务分会总理一事。
这位首吃螃蟹的邝荣勋何许人也？
他不是河源人，是南海人。邝荣勋别字慎卿，开有商号“同安”店。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里，他获得了最多的选票，连任总理会长。
会长的职权，是“总理会务、监督各员、呈报商情、用人理财、裁定章程及代商伸理决断各事之权”。
若会长或会董营利偏徇，颠倒是非，致使发生商人含冤受屈等情事，将会被惩罚。
该商会最早的办公地址（事务所）设河源城外十字横街的黎家祠，办事员如庶务员、书记员等，是商会聘请来的，发予薄薪。其他会长、会董等，都是殷实绅商，只是为了“志急义务”而为，并不受领薪俸，惟公事公办，只享有极少的车马等费。
在事务所里，还设有阅报所，让会员一报在手而知天下事，眼界开阔了，便可“开通商智”，对做生意大有益处。但报纸是不让带出去的，只能在事务所里看。
这是原河源县最早的商会组织。
商会职责：维持利权发展商业
清末时期，河源县商务分会还未成立时，河源虽然有很多南番顺莞梅等地的商人营商，但各地会馆还是不多的（详见上期）。每每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例如遭遇河源的地头蛇、“强豪奸吏”欺凌鱼肉，商人们思前想后，敢怒不敢言，便透过太平街、化龙路等商业街商号的木格子花窗，望月兴叹，想家乡，想亲人，自怨自艾，或忍气吞声，或结业执笠（关张），心里苦闷。
商会成立后，上述苦状一扫清光。“本会特固结团体，力任扶持，或函请长官达部申理，务安商贾。”若有人胆敢欺负外来商人，商会就要为他出头，讨个说法。因为商会的宗旨是“联络商情、开通商智、振兴商业、保护商人、维持利权”。
这些“维持利权”的事情还包括与官府打交道。“官商隔阂，相沿已久。商人利弊，雍于上闻”。商会成立后，便成为商人代表，可直接与县府及总商会文牍往来，使下情不蔽上达，而商场有兴革之权。若是有债务纠纷，除由事主报官之后追究或扭送不法之人至官署外，商会收到投诉，也会出面请长官尽力维持秩序，以免事主损失。
在商言商，商会的宗旨里重要一条，便是发展河源的商业。因此，商会章程规定，会员要协力振兴实业……“随时随地考察、研究、讨论、演说，以备同人改良、整顿，挽回利权，以使河源商界日有起色”。
商会鼓励会员商号创新。在商会章程中，特别提出“会员有能发明新理、制造精良，或仿造外货，堪与比胜者，得代请地方长官转报农商部，核发奖励”。
申请入会遇到怎样的门槛？没有，只要你在河源经商，就可申请入会，只按自己商号生意大小来认股，可认购一股到一百股不等，认股随心，但有一条，“不宜取巧认少，自堕名誉”。会费银二元。如今源城区档案馆还保存有民国十五年（1926年）顺和隆商号的认股收条。
除了河源县城的商会，各圩镇也逐步开设了分事务所、分会。1945年8月20日，回龙市商会改选，选出曾干周、李质卿、余贤臣、叶晋囗、邱少卿等5人为理事，李振华、刘秀生为候补理事，吴东南为监事，并于当日在该会礼堂举行宣誓就职仪式，到会者有200多代表。（《河源民报》）
满清覆灭后，河源县商务分会仍在继续运作。至民国五年（1916年），按照《商会法》改组章程，呈相关部门核准后，定名为河源县商会。
民国成立后的河源县商会部分总理、会长名单如下：民国元年总理：丘兆珊，别字海珍，河源人，商号“两兴隆”。民国二年（1913年）总理：邝荣勋。民国三年（1914年）总理：丘兆珊。民国四、五年（1915年、1916年）会长：丘兆珊。民国四、五年（1915年、1916年）副会长：刘怀德，别字敬义，东莞县人，商号“利用”店。民国六年、七年（1917年、1918年）会长：刘怀德。民国六年、七年（1917年、1918年）副会长：黄皇高，别字泉石，兴宁县人，商号“坤泰”店。民国八年、九年（1919年、1920年）会长：江汝楫，别字济平，河源县人，商号“协成兴”店。民国八年、九年（1919年、1920年）会长：林良举，别字佐臣，新会县人，商号“三益”店。民国十五年（1926年）会长：李可成（铁笙），商号“合源”；副会长周汝镠，商号“义和隆”。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会长：李德如。
商会下设有绸布、杂货、平码、粮食、京果、国药、烟丝、屠业、旅业等商业同业公会。
新中国成立后，河源县商会解散，人民政府重新组织工商业联合会。“文革”期间，该联合会停止活动。1982年8月，成立县工商联领导小组，1985年5月，河源县工商联合会恢复，同月16日，河源县工商业联合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与会代表134人，选举廖志敏任县工商联主任委员。
第二章民国时的河源商会勤勉履职
反对苛捐杂税
民国十五年（1926年）1月，河源县商人抵制县立高小抽糖捐。当时，河源县高等小学才成立，县里给的经费不多，支出且大，县立高小校长黄宗度想出歪主意，以学校经费支绌为由，要抽收糖捐。
要说这糖捐，其实制卖两方都交了不少的税。河源向来是片糖出产之区，一年下来，糖品销售到外县外省不下百万，附加在它上面的税费也不少，有一糖三抽之巨，糖商及农民早已不胜其苦。现在一个学校，也要从中分一杯羹，县里凡与糖类有关系的，都大呼反对，于是召开会议，把河源县商会会长李可成推了出来，让他发个电报给当局吁恳撤销，又在15日那天召集群众召开会议，决议如10天后校长黄宗度不将糖捐撤销，就要进行农民罢运，商人罢业，以为抵制。
民国十五年（1926年）5月，县城周围的各圩市村落屠户，因近日屠宰生猪须附加平民教育费及海平公路费，屠户们表示难以承受，就请求县商会会长李可成去县政府吁请取消，还开会表示，如不肯撤销，就在农历四月十五举行全体罢业。
这些撤销杂税的请求，县商会都一一转达了，有的取得了较好效果，有的效果不算好。
这时期，北伐军兴，河源是东江重镇，引来一拨拨军阀混战争夺，致使商业凋敝。民国十八年（1929年）10月，全省商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河源商会代表提议，请省财政厅体念河源地瘠民贫，免除河源蒜头、栗干、片糖、柿饼、猪只等苛捐，以惠商农。
当月30日，省财厅复函，称河源蒜头、栗干、茨菇等捐，是由该县呈准拨充县属各教育公益实业经费，此事当由县里看着办。而糖类的税费，是由财厅核准全省总商承办，非仅抽河源一隅，是要拨归国库的。猪捐一项，每头抽收二毫，主客各半。但是，据前阵子河源县商会会长陈佐殷呈报，乃是该“县团委会”加抽猪捐为该会经费，所以这项税费不准再收。
保护商人权益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4月21日，牙科医生张紫宸因为未领得执业证书，遭公安扣留勒罚100元。近来第一区公安分局不时向商民收取费用，用在烙枪等事项上，商民苦之。张紫宸被罚后不服，投诉于河源县商会。商会数次出面，叫该局放人，但没有效果。于是双方相持不下，各商店于22日晨全体罢市，猪肉、蔬菜均无贩卖。商家还分别向该局上司发出电报，要求严予撤究。
驻防河源第十三团团长李振良认为，商民罢市，不但影响民食，商民蒙受极大损失，于治安亦大有妨碍。他就牵头召集河源县商会、县党部、公安局等负责人，从中调解，并派出该团政训员谭植民，率同各政工人员沿街婉劝各店铺开市，罢市事件得以和平解决。23日，各店铺恢复营业。
维持金融秩序
1935年11月，广东省实行统调货币政策后，河源县城市面上因无法币，不敷周转，而又无处兑换，仍有很多人使用毫银。于是有些商人在交易时如顾客使用纸币，物价要高二成，如用毫银，物价则减二成。那些拿着1元以上纸币的，深感交易困难，尤其是月薪只领纸币的兵大哥——驻县防军第八师教导团的士兵们，领的月钱以5元、10元等法币居多。
对此，河源县商会出面了。他们收到县里发放的银毫券500元，通告各商店商行使用。县里特别制备的面额为一毫的纸币作为薪水发给八师教导团等，可于每日下午2时至4时到县商会换回毫劵。这样，河源市面上的金融秩序就逐渐恢复了正常。
民国廿六年（1937年）1月，年关在即，铜仙（钱币）价格暴涨且早晚价格不同。县商会即制定兑换规则，照价找换，杜绝人为操纵。
1945年，河源县商会发行临时金融辅助劵，面额有1元、3元两种。
捐输助国，支援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全民抗战。8月，河源县商会倡议捐输助国，以助军队御侮救亡。9月23日，河源县商会再度召集各行商代表开会，讨论慰劳空军办法，各商店愿将全日膳费捐出，以为空军将士慰劳。各商店纷纷将款缴会，一俟汇集，即行汇省。
次年4月中旬，河源县商会发起节食运动，定于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等日为节食日，分期举行，改食杂粮一天。该商会已通告各会员，一律实行节食，节食所省下来的米谷钱，捐往抗战前线。县商会还号召各分会、商户认购省发行的国防公债，以此支持抗战。
赈灾做公益
1928年入夏后，全省晴雨失调，三江暴雨成灾，尤以东江为最大，西江次之，北江又次之，所有沿江农产均受摧残。5月中旬，居东江上游的河源蒙受洪灾，损失尤不可以数计，且自省军击败张、黄后，兵燹之余，田野荒芜。河源、紫金、五华、龙川等处大米价格暴涨三分之一，河源民众已有绝食之虞。县公署、县党部、县商会、河源公会等各团体联名呈请省里拨款救济，组织河源平粜委员会，平抑粮价，维持民食。
1935年4月24日，县商会及县政府、县党部、县参议会及各师部等机关，迎来了河源县属三、五区公所各派出的代表共18人。因为去年晚造失收，当年三月间又遭水灾，杂粮、桑、鱼、禾秧，俱皆淹没无遗。该两区乡民值此青黄不接之际，几无以为生，每日三五成群，计有数十队前往郊外采掘蕉头作食，但食后数天，面肿脚胀者很多。于是他们派出代表，向这些机关单位请予筹款，设法施赈，以救众生。
商会还热心公益事业，1941年曾集资兴办河源县附城中心小学，校长由商会会长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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