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与民国遍布河源闹市的会馆 广府与梅潮闽商人曾引领河源商潮
“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荐凤台上……”许多源城区老城的原居民，对《帝女花》《紫钗记》等粤剧情有独钟。源城区地处两江交汇之处，各种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广府文化便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
出现多种文化的交流与交融，与商业活动的兴盛有关。
清乾隆年间，前来河源从商的广府人越来越多，广府文化随之而来，散播到河源各地，至今源城区方言里还有不少受着白话的影响。饮早茶的习惯，茶点的制作，建筑、服饰等，或多或少地受到广府文化的影响。
那么，广府文化对河源开始形成一定规模的年代要追溯到何时？
或许，我们要追溯到清乾隆年间广义会馆建成前后。
明清时期，中国的水路交通日渐发达，漕运因运送商贸货物而得到了很大发展，会馆在明末时期便应运而生，随后根植于传统市场经济扩张、人口迁移和流动频繁的社会大环境中，分为官绅试子会馆、工商会馆、移民会馆三类，其中工商会馆以东部沿海、沿河地区为最多。
200多年前，因为河源发达的水路陆路交通和丰富的物产，吸引了各地士农工商前来，一度引领河源商业大潮。这其中又以广府人为多，此间有识之士便建起了广义会馆，以“联比乡井，互资友助，权货出入”。到了民国时期，又增设了“南海会馆”和“东莞会馆”等。这几个会馆都设在老河源县最繁华的商业街——太平街或太平街附近，其他的散建在中山路等地。
因河源并非州府所在地，只是一个堪称“通邑”的县，诸如官绅试子会馆、移民会馆等是没有的，工商会馆也不算多，如今，有的会馆名称流传了下来，有的已不可考。
广府商人渐多
乾隆年间河源建起广义会馆
“通邑大都，必集商旅。”
很多人知道，河源商业兴盛的其中一个高峰，是在民国中后期，但这基础是很早就夯下并在其后数百年间不断巩固而形成的。
凭借着四通八达的水网，建县于南齐武帝永明元年（483年）的河源城，经过千余年经营，其商业日趋繁盛。到了清乾隆、嘉庆年间，河源县已是“惠之巨邑也，野沃土膏，油糖谷麦之饶，常资他郡”。也就是说，河源县是惠州府的一个大城市，土地肥沃，五谷丰登，经常有多余的米谷卖到其他地方去。（详见3月3日“河源绿水篇”第8期）
为什么清代乾嘉时期有那么多的广府人到河源来做生意呢？
清嘉庆时期，广州府属十三县的居民，以商贾谋生的达28%，其中南海、顺德、新会、番禺、东莞五县，经商负贩者已接近或超过农业生产者，而南海更是高达60%。（1992年《中国城市发展史》第276页，转引自《中国会馆史》）在这样的浪潮之下，广府人看中了河源的交通区位和物产优势，纷纷前来河源淘金。
顺德杏坛龙潭人陈镛并不知道当时的这个统计数据，因为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他确实发现，来到河源的广府老乡确实越来越多了。有意无意的，陈镛也在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多老乡来河源做生意呢？
陈镛是谁？清乾隆壬子科（1792年）举人，清嘉庆十年开始在河源县教育部门任训导。
这个问题，大概从他到河源上任不久后就开始留意观察思考，一直到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陈镛将他的调查结果所得，写进他撰写的《重修广义会馆碑记》里去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广府人青睐河源？陈镛认为，最大的动力是河源交通方便、物产丰饶。
关于河源重要的交通地位，我们曾在前几期说过。那么，在陈镛等广府人的眼里，河源的交通优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地近接潮（州）嘉（应），远通闽豫、西南”，“省、佛、石龙诸镇，舟舆商贾，四方输运之所辐辏。”
河源双江交汇，三面环水，界连九县，靠着水运，可以方便地将人或货物运送至周边数省。
河源是“惠之巨邑也，野沃土膏，油糖谷麦之饶，常资他郡”，物产特别丰富，以谷、油、糖为大宗（详见本系列报道第8期），蒜、菇、栗、柿饼等次之。山场极广，林木出产颇多。
受这两项主要有利因素影响，在清中期，众多“广帮商人”来到河源，以河源为中转站，将珠江三角洲地区多元化农产品、商品带到河源，进行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吾广属之人就近而寄廛于此地者恒多。”
“……农植百谷，工足器用，而非商之迁有无化居，积则无以为均轮，其美利于天下，故通邑大都，必集商旅。”陈镛写道。
于是乎，广属商人活动中心——广义会馆便应运而生。
“而商旅之集，则必联比乡井，互资友助，权货出入，酌定规条，又必立明神昭敬，共用介繁祉。由是省郡都邑之会馆设焉。”
乾隆丙申（1776）年，赵圣昌、叶蕃郁、梁建蕃、梁云捷等广府商人，筹集了资金，在县城买下张姓房屋一所，次年（1777年）动工建造，创立广义会馆。
广义会馆建立后，给广府商人带来了诸多便利。
在广义会馆的帮助下，广府各属新来河源的商人能顺利地在此落脚、生存，谋求发展。
不善从商的河源人，也在这些广属、潮属等地外来商人的影响带动下，渐渐趋于外向开放，也使河源逐渐变得都市化，愈发繁荣。
40余年过去了，广义会馆有些破败了，“桷槛挠折，殿宇熏黑”，因此，商人们筹了款，将会馆重新装修了一番，又是堂堂皇皇的了。会馆中间供奉着关帝圣君，还有多间房，周围筑一圈围墙。
大家都很高兴，便请在河源做训导的顺德人陈镛写篇重修广义会馆碑记。陈镛很乐意地接受了任务。他在文末语重心长地告诫说：“旅处也，而有桑梓宴笑之欢；殖货也，而得以义为利之意。财生于大道，原取于恒足，经纪得宜，有基勿坏，其洵足以光大前人之创，而永藉神庥，子勿替也已。”将《礼记·大学》里的“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的话，结合会馆名字里的“广”、“义”二字发扬阐述了一遍。
这块石碑，如读者有兴趣的话，可前往市博物馆新馆观看。《重修广义会馆碑记》，是清乾嘉时期河源商业繁荣的物证。
本报第12期有关太平街的报道里提到的“咸鱼街”，有人问这街在哪里。又有读者认为，咸鱼街有可能就是化龙路，因为那里有很多卖咸杂的。
档案文献记载称，广义会馆坐落在“永宁街”，永宁街有可能是太平街里面的小巷名称。1925年，河源理发工会成立，会址设于永宁街广义会馆，会员223人。1927年，河源缝车衣工会执委会成立，会址设于永宁街广义会馆，会员133人，主要负责人为杨国臣、徐宣琴等。
退休干部、原河源建筑公司总经理刘欢仁出生于1943年，从小就在太平街长大，对太平街的街道、店铺十分熟悉。他介绍说，广义会馆旧址就在太平街上的原河源县供电局（现归源城供电局南郊供电所管辖）。广义会馆曾在1958年新丰江水电站建设之前做过火力发电厂，与在沙边街的原裕民米机电灯厂前后打通，成为一体。
新丰江水电站建成之后，这些小发电厂便失去了原有功能，慢慢消失了，其旧址挪作他用。
明清至民国时期，紫金蓝塘也曾有广义会馆。据1994年的《紫金县志》记载，始建于明朝末年的蓝塘圩，当时仅有一条泥石路面的人行小路和路旁土木结构的“三盛店”、“广义会馆”两间店铺。清初，佛山、潮州、兴宁等籍商人相继迁入，房屋建筑开始增多。
南海会馆：气派大屋曾作缝纫社
2014年左右，太平街进行了新一轮大规模修缮。有一天，老城居民邝先生和黎先生结伴前往太平街观看修缮情况。在十字街附近，就是现在的“太平古街”牌坊右侧巷子内的邝屋里，他们发现了一块看起来有些年代的麻石，尺寸不算大，只比青砖大一点。他们上前一看，麻石上面刻着“南海会馆墙”几个楷字。虽然他们立即报告了源城区有关部门，但这块界墙石砖还是在这次修缮中不知所踪了。
南海会馆是太平街上甚是气派的一间建筑。
刘欢仁还记得儿时进入这南海会馆时，高大、幽深的大厅，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他看到的南海会馆已不是当年的南海会馆，而是新中国成立后成立的河源缝纫社，河源人称之为“车衣社”。
南海人在河源多从事百货、布匹经营，“公私合营”的缝纫社设在这里，大概也是一个“传承”。在那大厅里，两边摆着缝纫机，间隔着一溜排过去，大概有20多部，当时河源城镇的各家裁缝，包括太平街有名的“荣华昌”号的裁缝师，都被集中到这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统一工作，看起来很有当时提倡的缝纫机械化的派头。从南洋运来的高级木料做的粗大圆柱，屋顶下那些精美的装饰，都让他觉得“很靓”。
1959年，新丰江大坝开始蓄水，一个月后，库区开始经常出现地震，有时一天数次，还伴有地底升腾出来的闷响。1962年3月19日，当蓄水首次接近满库峰110.5米时，于凌晨4时19分诱发6.1级地震，震动达到50分钟。源城很多房子都被震松震塌，没有当场倒塌却又受到损害的房子成了危房，被列入改造对象。南海会馆和紧邻的一些房子也在当时改造名单之中。在改造中，那些让刘欢仁赞叹的木柱被拆除后不知去向。
改造后的南海会馆成了一家商业公司，成为原河源纺织公司门市部。
东莞会馆：经常与南海会馆斗狮又斗巧
东莞会馆旧址在太平街原下城派出所位置。民国时期，在河源的东莞人多经营咸杂（酸菜、酱菜、菜干、咸鱼等，电视剧《七十二家房客》曾有两集《发记咸杂铺》说的就是这种生意）。
东莞会馆也很气派。和南海会馆一样，逢年过节，他们都喜欢舞起醒狮来助兴，有钱的商家封个利市放在高处，让几家醒狮队各施奇技，争相采青，谁采到了青，利市就归那个醒狮队。
每每斗狮时，太平街和其他街道的民众都会围过来观看，表演技艺最好的当然是南海会馆或东莞会馆，好看得很。而河源本地舞狮，连河源本地人都不爱看，自嘲是“山蚧狮”，那狮远不如东莞、南海狮舞得灵动，老爱围着个摇扇子的和尚头转。
除了斗狮，两地会馆还斗巧。在七夕那天，他们布置好比赛场地，各派出自己家乡最巧手的姑娘，拿着“五生盆”，上面全是各式各样的豆芽或别的秧苗，有绿豆、黄豆、稻谷、小麦、粟米等，比谁发的苗更密更壮。河源姑娘也有参与斗巧、拜七姐的。当年尚小的刘欢仁，对这景况还有印象。
东莞会馆应该不小，且建在人员聚居之地，方便发布信息。1930年，原河源县图书馆内附设报纸5份，另在化龙桥、第一警察署门口、县政府公园、东莞会馆等处，均贴有报纸2份至3份，供民众浏览阅读。（1930年《广东各县市教育行政报告汇刊》）
不知什么原因，民国时期的河源县政府在改良建筑马路时，向全县收取马路及人行路之建筑费，由业主负担2万元，铺客（经营者）负担2万元，而会馆每间仅仅负担250元，祠堂每间负担170元，住户每户负担6元。如果不够用时，另外再加收，由全县铺主、铺客造册加派，惟会馆、祠堂、铺户不在此例。
那时忠信还属于河源县管辖，忠信人也经常到河源城来购物。但忠信人经常会买到质量不太好的咸杂，一个原因是因为不少忠信人穷。当时太平街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百货钟百客，烂赌咸鱼忠信客。”这是特定时期的特定状况，仅录之，不可信。
河源商会后来设在东莞会馆，会长是东莞人梁合勤。新中国成立后，河源商会改为河源县工商联。公私合营后，县工商联一度取消，后此旧址曾作为源城公安分局缉毒大队办公室，今为太平古街运营管理办公室。
大埔会馆：月光光，照地堂
在原中山路水上公社，即今珠河桥头南边翔丰商业广场“星河传说”下面，是大埔会馆旧址，离原中山码头不远。
大埔会馆是清式老宅，占地面积不小，门后有一个地堂（即地坪），用来晒谷等物，没东西晒的时候，就成为小孩子们的游乐天地。孩子们喜欢在地堂里玩，更甚于在大人老是要占用的厅厦里玩，久而久之，大埔会馆就被叫成大埔地堂了。
刘欢仁夫妇介绍，改革开放前，大埔地堂曾做过搬运公司。
在老河源县，有本钱、有魄力和经营头脑去做生意的人不多，大多数人只是做些手工业活儿，出卖力气做搬运的人也不少，但货物总不能满足所有人参与搬运，于是慢慢形成这样一种行规，货物卸下来之后，搬运人员便手疾眼快地将手中的担竿如标枪般掷出，投中哪箩，哪箩就归担竿主人搬运。
龙川福建会馆：闽粤商贾辐辏
龙川的老隆、佗城均坐落在东江之畔，亦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当年香港大营救中的文化名人，大多经老隆转移到内地。老隆在这次历史文化事件中充当了文化转移的桥梁。坐落在今龙川老隆镇华新路的福建会馆，现在是“香港大营救”重要史料和大革命时期当地其他革命史料的陈列室。《龙川县志》记载，该会馆始建于清朝初期，是当年龙川县闽籍坐贾行商投资兴建的同乡会址。龙川县志还记载有潮州会馆、惠博会馆等。作为“三省咽喉、四州门户”，周边省市都在龙川建有会馆。
会馆之多，有力地证明了龙川“为水陆舟车之会，闽粤商贾辐辏”（《嘉庆重修一统志·惠州府》）的商贸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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