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碉楼:东江上游军事重镇的见证

河源日报 2019-04-14 06:35

■清同治河源县志中各种“汛”的手绘图。■永安城的城墙与碉堡,用砖砌成,高约8米。大约摄于1904年至1920年期间。本报记者凌丽

在公路尚不完善的时代,河源的水路运输是最重要的运输方式,也是重要的军事要道。本文专门对守卫河源的碉楼的来龙去脉作个简单介绍。

位于东江上游的河源,被视作东江防线的中心军事区。无论在明清时期,民国的军阀混战,第一、二次东征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河源都是作为东江上游军事重镇被看待的。作为重要的防御军事工事——碉堡(又作碉楼),在各个时期,在沿江各要隘被广泛筑造。它的历史使命,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天下太平方告结束,逐渐在城乡建设浪潮中消失,有幸保留下来的便成了文物保护单位,间杂在新时代的楼房、民宅间,成为历史见证。

明朝的关隘

清朝的汛地

现今东源县的新港镇,其旧名称“碉楼”。在民国时期的一张河源中英文地图上,标有“天香碉”的地名,从地理位置看,应是现在的新港镇。

民国十九年(1930年),附近的鲤鱼乡与洪溪乡为防匪行劫,在今新港镇林业站背后的山上建筑碉楼,派驻联防队,从此乡民便将此地唤作“碉楼”。

源城区埔前镇如今仍保留有几座碉楼,虽然已破败不堪,但外观仍很坚固。埔前镇埔前村商业老街旁有座“坤合碉楼”,始建年代亦是民国初期,高四层,四面墙壁设有长方形或倒“T”形射击孔,一至三层的墙体厚达1米。碉楼里面别有乾坤,左右两侧横屋为排屋式布局,左横屋设有通道连接碉楼。砷合碉楼挺大,占地面积达1390平方米。

离坤合碉楼不远处,又有一座福田粮所碉楼。为什么既是粮所又是碉楼?原来,这座碉楼建于民初,占地面积约360平方米,上世纪50年代初被当地政府没收作为粮所。该碉楼没有大窗,基本上是由花岗岩方形小石窗和长条形射击孔来通风和采光。碉楼共五屋,一至四屋为坚固的夯土墙,五层为青砖墙,墙体也有90厘米厚。

位于埔前南陂村学湖肚的陈屋碉楼占地约345平方米,高四层,顶层有平台和步道,四周设有高1.5米的围护墙,东北面还有一口水井。埔前街刘屋碉楼较小,占地面积只65平方米,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夯土墙身、天台、天台走道、射击孔等设施应有尽有。(《河源市文化遗产普查汇编源城区卷》)

在河源城区和今东源县的其他地方,仍然保存不少碉楼。为何当年河源建有这么多作用单一的碉楼呢?

其实在清代时,河源已建有很多仅做军事用途的“汛”,像一个个卫兵一样,矗立在江边,守望护着江上航船,守卫着地方的平安,防止别处军队来进攻清政府的地方机构。这是清代兵制,凡千总、把总、外委所统率的绿营兵均称为“汛”,其驻防巡逻的地区称“汛地”,彼时的河源的交通多为水路,因此很多汛地建在江边,如东埔东江边上的黄沙汛,古云东江边上的梁洞汛,麻竹窝不远的井汛,仙塘东边江上的榕树塘讯、洪军汛、徐洞汛、木京汛、黄沙汛等。(见同治《河源县志卷一》)

追溯到清初之前,河源的山路多设有关隘,如蓝口设有巡检司,驻弓兵50人,在明朝洪武年间称为蓝口驿。又设有回龙镇、平地镇(在漳溪),南湖陡隘、跳王礤隘,红朱门关、佛迹潭关、塔下关和石城堡等,但这些镇、关、隘、堡,在清康熙廿八年之前都废弃已久了。(康熙《河源县志》)

欲保东江五百里安全

晚清在东江沿江一带兴建数十碉堡

碉楼通常扼守在一地之要害处,碉楼被他人攻占,则城池将有危险。

光绪十九年(1893年)冬,英德县罗圻山土匪萧单眼(即萧金皇),为了逃避英德游击郑润村的查拿,率其党羽窜至河源县牛背岭,便攻下碉楼,跨为巢穴。但占了没多久,其部即被官军围困,又乘夜逃窜。郑润村亲督所部,四面兜拿,将首领萧单眼击毙,并击毙萧部属多名,生擒叶罗春等2名,逃窜的王努槐等3人被抓。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惠州东江上游之水道,原有惠安水军分段驻防,因惠属各县“匪风”日炽,水路受害更甚,上游港多水浅,舢板更难得水力之助。惠安三营汛段绵长,防缉难周,首尾不能衔接,每受匪乘机打劫。

这事让粤督张安帅很是头疼。他给提督秦炳直发了封电报,说要好好发挥碉楼的作用。究竟发挥得怎么样呢?张安帅说,把碉楼稍微改建一下,每设后膛抬枪数杆,便可居高以临下,能击远而胜众,这对于士卒的卫生亦颇有益,在碉楼上守御大胜于舟居。

张安帅还提到,将仿筑碉楼的办法多筑炮台,从博罗、白沙至河源,计260里,添筑25座,需款8000余金。至于所需兵勇,则只可酌调现有水陆营队,不要另招。一旦有了成效,就可将舢板裁撤,每台给一长龙(船只),以备下水捕匪之用,更能水陆联贯,事半功倍。(1909年1月6日《申报》上海版)

得提督同意后,张安帅于是便改建碉楼,多筑炮台,令惠州水军统领速于附近海边宽阔之处建筑,驻防营勇,密为防御,兼多派侦探,夜间巡缉,保卫商船,以安行旅。惠州统领奉命,即雇请很多工人,由惠州水北之谷花头,建筑至东江老隆一带,均分站建设炮台。

一年后,因为晚清统治摇摇欲坠,原先的碉楼不够用了。于是提督秦炳直同意自博罗之白沙起至河源县止,沿河建筑碉楼26座,并派兵勇驻守。这样一来,沿河上下确实平安多了。(1910年3月7日《申报》上海版)

两个月后,秦炳直将在东江一带所建碉楼数量报知上司:东江上游,自龙川老虎冈起,下至博罗礼村止,前后商定建碉40座,现在上游33座碉楼已全部筑成,下游7座亦已兴工。但是在复查的时候,发现上游老虎冈、旧口、黄田三碉相距过远,应于其中猪头石、密洲添设两碉。又河源以上九碉,一概驻以陆师,每碉需一长龙,以资水路巡查。他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此后沿江五百里永资镇固,可无遗憾矣!”当然,在上报数量时,秦提督大人还伸手向上峰要了不少经费。(1910年5月8日《申报》上海版)

今在河源市博物馆仍收藏一尊在东江河源段捞起的晚清大炮,便是那段时期的见证。

真正的碉堡,是民心。腐朽的清廷终非人民的选择,碉楼、炮台数量再多,建筑再坚固,也难以挽回其已尽的气数。

然而,这些留在河源沿江的碉楼,仍未结束它的历史使命,在往后数十年的日子里,它们依然要向占有它的主人效命,直至新中国成立天下太平后,方逐渐在城乡建设浪潮中消失,有幸保留下来的,便成了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间杂在新时代的楼房、民宅间。

碉堡曾经驻军

作为东江军事重镇,在晚清灭亡后仍然动荡的民国初期,国内军阀未除,连年兵匪扰乱,地方上也没有像样的武装团体维持秩序,河源像拔河绳中间的那块红绸吊坠一样,一时属于这边,一时属于那边,地方糜烂,民不安业。而那些沿江的碉楼,也时时变换大王旗。

民国二年(1913年)六月,警卫军驻防河源。第二十营营长叫黄玉山,驻防河源县城东岳庙;副营长叫李占先,驻防河源县城东岳庙;一连长叫黄文通,驻防河源观音阁碉楼;二连长叫陈质农,驻防永安石公神碉楼;三连长叫林玉亭,驻防河源蓝口碉楼;四连长叫张质如,分驻河源到吉、桂沙。第五十营营长叫钟子涎,率所部驻防河源县城李家祠;一连长叫曾国华,驻防河源协天宫、李家祠;二连长叫黄克春,驻防河源属南湖区;三连长叫钟毓灵,驻防永安古竹蓝塘;四连长叫钟日进,驻防永安城旧捕署。(《民治报》)

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初,河源第一区治安委员会成立。在成立典礼上,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第二师参谋处长刘达衡说,河源交通虽很便利,但教育等都比不上紫金、五华各地,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地方上没有人负起责任,不肯合作,就连这个最重要的治安队,也要上面再三催促才成立起来。“警卫队既是民众的武力,就当要像军队一样严守纪律,绝对服从命分。倘有事情集合的时候,要依照时刻,不可有误。欲想达到民众军队化、军队民众化的目的,就要从警卫队组织方面去努力。(《剑光旬刊》,1928年第二卷第二十期)”

东江防线中心军事区

抗战前期河源拟建飞机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全中国的野心已极其明显。河源民众掀起了抗日运动,宣传、募捐,查处日货行动日盛。军方对位于东江上游的河源,更被视作东江防线的中心军事区。

因东江防线辽阔,应建立一个中心军事区,以策万全。1934年,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决定划河源为东江中心军事区,10月份左右,即对东江防务进行积极布置,拟增辟飞机场1所,建设碉楼30座,安设军用电话总机。

1934年11月24日下午,由省用特备专船,装载大批铁线、磁碗及士敏土、铁枝等件,送往河源,为建筑碉堡、架设电话之用。

对于建设飞机场一事,当时的河源县政府已受命先行筹划,计划很快会由国民革命军空军司令部派出副官监督指挥(《工商晚报》)。按说此项工程不甚浩大,俟择定地点后即可进行,但建飞机场事一直没有下文。

再度在公文里看到要在河源建飞机场时,已到了1948年9月。当时省政府主席择定东埔乡开辟小型机场一座,其工程由各乡镇征集工人建筑。其余经费、粮食,都由附近乡镇摊派(1948年9月10日顺天乡第二保办公室代电,原件现藏源城区档案馆)。但最后这个飞机场有没有建成,县志里没有记载。

早在1934年备战抗战时期,在河源建筑碉楼及敷设军用电话两事,当时已着手兴办。建筑碉楼一事,归总部少将参议樊宗迟负责。除碉楼外,尚敷设散兵防御沟及机关枪阵地种种工事,规划极为宏大。

东江一带的农村很多地方建有私人碉堡,既是民宅,又是碉楼。1936年2月,黄塘乡有钱人家曾阿显才建2年的碉楼发生火灾,起因是其家人在厨房煮饭时不慎起火,曾阿显从二楼赶紧下楼扑火,不想大火烧着楼梯,曾又跑回楼上,四围皆壁,无法逃脱,遂被烧死。(《香港工商日报》)

1943年,一位记者在东江一带的农村看到,村中碉楼多为四方形,俯览全村,上下各三层。他看到这些碉楼的墙壁布满弹痕,有的被炮弹击过,这是被日寇“扫荡”过的痕迹。(《十月文学》1943年第三期)

解放战争时期

敌军负隅顽抗的碉堡终被攻陷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仍在实施“碉堡战术”,处处设防,形成了顽固的堡垒,阻挡着解放军的军事进攻。

1948年10月,国民党保十三团进驻河源蓝口之后,仍在河东一带如黄村、叶潭、康禾、蓝口等地修筑碉堡工事,设立关卡哨所,以图负隅顽抗。

同月,我边纵飞马队奉命去拔除鹤塘江边的国民党军队驻守的碉堡。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以张维湘等两个班为尖兵,在夜间进行突袭。晚上10时,张维湘带领战士们摸黑向碉堡前进。因为碉堡居高望远,飞马队尖兵们被敌人发现,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张维湘与一些战士负伤,但他们仍不顾安危,冒着枪林弹雨,将碉堡拨除,里面的国民党守军被全歼。(《东江英烈传第三辑》)

年近九旬的埔前居民陈水兰,当兵时才16虚岁。他参与了三角岭之战的外围战斗,被派去拔除一个碉堡。因为年代久远,陈水兰对当年的事已记不大清,但一些情况他是牢牢记住了的。他和小鬼班的小战士们攻击碉堡,碉堡里的国民党士兵不多,有轻机枪,有步枪,踞守在坚固的碉堡里,战斗力很强。陈水兰所在班的战士,被射杀牺牲了很多,他的小腿肚也中了弹。碉堡虽然防御能力很强,但最后还是被边纵战士攻了下来。“打下碉堡后就解放了。”陈水兰在采访中对笔者说。三角岭之战结束后,国民党一九六师完全弃守河源,河源从此解放。少年陈水兰也兴高采烈地领了一套新的衣服鞋袜,进入培训班学习。

天下太平的年代,碉堡完全失去了它原有的军事价值,被挪用粮仓等,再也没有枪弹呼啸横飞了。

离开埔前时,坤合碉楼第三四层楼外墙壁上生长的小榕树,正在和煦的阳光下摇晃着新长出来的叶子,石制射击孔中,传来小鸟欢快跳跃的鸣叫声。这是源城区现存的为数很少的碉堡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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